财富人生-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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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记者招待会，当时的总理朱镕基钦点了凤凰记者吴小莉的名，当时有很多中外著名的媒体都在现场，其中不乏著名的记者，那么总理对一家媒体进行肯定，而且叫得出这个媒介的记者的名字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您当时是在电视机前见证了这样的一个时刻吗？
刘长乐：因为我们事先不知道总理会讲这个话，更不知道他会点到小莉的名字，所以我们当时包括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突然。我当时也是非常激动的，可以这么讲，我不是一个很容易感动的人，我觉得当时比较兴奋的是在于我们当时的生存空间和环境压力非常大，无论是从客观环境到我们主观努力，甚至包括我们股东之间的磨合等等都有非常多的困难，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朱总理能够直呼其名地讲出吴小莉的名字，同时他特别强调了一句“我很喜欢看她的广播”，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肯定，我当时是百感交集，比较激动。
叶蓉：如果是总理钦点自己员工的名字，而且是一个传媒名主播的这样一个名字，应该上本媒体的当天的一个头条，但是您是没有同意让她在当天的直通车里面上头条，当天您是怎么考虑的？
刘长乐：对，我们很激动，这是作为我们个人来说，我们怎么激动都没关系，但是媒体毕竟是一个公器，作为一个公器来说，我觉得它首先要考虑的立场是作为一个公器人所应该秉承的这种公正的，规范的，包括对得起大庭广众的这样一种立场，对凤凰的这种表扬当然是令我们很兴奋的，但是比起朱镕基总理对其他问题的解读和他率领新的总理班子对公众的或者对全世界的一次非常精彩的亮相来说，这个细节只是一个局部，我们当然应该把最重要的新闻放最前面，虽然我们的编辑很激动，他们想往前放，我说不行，这个是要放到，实际上是放到最后的。
斯人已逝
叶蓉：我想另外一个时间可能在您的脑海里也会留下一个痕迹，就是1997年的6月1号，您能想起来那天发生了什么？
刘长乐：1997年6月1号当天，中央电视台进行了飞跃黄河的壮举的直播，柯受良先生在那一天实现了他的一个梦，作为媒体人，我们和中央电视台进行合作，做了向全世界的一次非常精彩的比较震撼人心的转播，它的背景实际上是为了1997年7月1号的香港回归作为一个大主题来做的，这样的一个举措或者说一个有很大冒险的一个特技行为在97回归这样一个大的政治背景的前提下来操作，他的风险是双重的。
叶蓉：而且是在回归的前一个月，6月1号。
刘长乐：一个是万一他飞不好，或者飞得不精彩或者失败了，那对回归会有怎么样理解呢，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再一个假如从道义上讲，如果说柯先生在飞的过程中间出现了一些意外，或者出现了一些麻烦怎么办，总的来说他是非常的……
叶蓉：有风险性。
刘长乐：我们专门请了解放军工程兵的几个专家在现场进行了非常准确的判断和计算，从动力学包括地球物理学的角度，从方方面面提供了一种非常精确的计算，我们比较负责任地讲，就是我们最害怕出现的那种最大的危险从理论上来说是不会发生的。但是车过去以后，如果说你的保护措施不好，他在那边会发生一点事。
叶蓉：翻过来？
刘长乐：这些总是有可能的，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的这种尝试是有科学根据的。
叶蓉：不是盲目或者激情之下的一种。
刘长乐：不是盲目的，不是一种非常非常冒险的冲动，他是有冒险成分在里面，但是他还是经过了冷静地科学地分析和判断，包括计算，然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另外我们就觉得，我们在这个桥的修建，或者在设备的添置方面，包括气象的把握方面，我们不惜做一些具体的事情。
叶蓉：后来有没有算过这个活动一共投入多少资金？
刘长乐：这个项目我们和中央电视台，包括柯先生加在一起合起来投了应该是过千万的。
叶蓉：相当大的一个投入。我觉得有一个好玩的插曲，就是在飞黄河的当天您好像没有及时赶到现场，对吗？有一段还是靠自己走过去的。
刘长乐：是，飞黄河的当天我们有一架专机是飞到山西的临汾，而虎口是在陕西和山西的交界处，那么无论是从西安去还是从山西去，中间都是要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靠汽车，而且当时山路的情况不是特别好。再加上这是由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进行转播，再加上柯受良先生本身的这种……
叶蓉：号召力。
刘长乐：号召力或者说他的这种魅力，所以当时黄土高原上的人……
叶蓉：都去了。
刘长乐：对，反正是比较狼狈，但好在是我们时间争取出来了，所以最后到那儿的时候尽管已经人山人海了，但还是赶到了，赶到现场了，当时柯受良先生跟我热烈拥抱。我们也是，我也没有更多的话跟他说，我就说我什么都不说了，就看你的了。当时刘德华还有张学友他们几个人也是，我看他们都很沉稳，实际上我估计心里也是百感交集。大家都不想再说更多的，比方说你要注意这个你要注意那个，因为不想再给他增加更多的压力，因为在这时候所有的这种无声的声援对他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支持，所以最后当他启动的时候，后来有一个报道说当他启动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突然刹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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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乐凤凰股份董事局主席（2）
叶蓉：对啊。
刘长乐：然后有人说我笑了，就是说我跟他之间好像有个默契，就是在这么个地方搞这么一个插曲造成他本来要过突然又不过了，然后退回去再往上冲，这样就说我当时笑了，这个说法不准确，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当时什么表情。
叶蓉：可能有人是在摄像机里面捕捉到您当时的这样一个表情。
刘长乐：对，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叶蓉：所以外界就颇多揣测，说之前刘先生跟柯先生有一个拥抱，完了之后才有这个举动，然后说是不是有高人指点柯先生第一次先不要过去。
刘长乐：还要设计。
叶蓉：对，说不要飞，第二次才能安全地通过，外界的一个揣测。谈起这一段岁月，我想可能经历过那件事情的人这种热情都会被重新点燃。
我已出发
叶蓉：凤凰卫视一个非常有名的战地玫瑰闾丘露薇，我手里有一本她的书叫《我已出发》，那么这是她当时的一个战地日记，我翻看了这本书，我注意到了一张照片，是您在1998年公司的春节晚宴当中可能颁发一个什么奖品，然后她在里面讲她第一次有上镜的机会就是由于您的关照，但她当时根本就不知道谁是自己的老板。她后面有一句话说；“直到现在我感谢刘老板，因为他欣赏我，如果没有这份欣赏，我绝对没有今天。”我想是凤凰的一个识人机制、用人机制，一个促人成材的这样一个机制造就了闾丘露薇。谈到闾丘的这段记忆，当时她由于海事电话被海关的封存，跟总部失去了十多个小时的联系，当时您是不是特别后悔不该把这个小妮子派到前线。
刘长乐：闾丘到伊拉克去是她几次三番地申请和要求的，在这之前，你们可能也都注意到，她曾经三次去了阿富汗。她是一个非常不善言辞的人，我说不善言辞不是说她在新闻的专业表述方面，而是她不善于表达自己她做过些什么，不善于去表功，你看她的书也是写得非常的平淡。
叶蓉：平淡平实。她也讲过她生活当中有洁癖，但是她一旦进入职业状态、工作状态，这一切都抛在脑后了。
刘长乐：她当时在伊拉克的时候，因为战斗发生了，我们本来是不同意她进去，但是最后她说，是周大年先生说让她去了，于是就消失了。周大年先生也是你们的一个老师了，现在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副台长，现在是我们的副总裁。
叶蓉：就非得有那种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那种架势。
刘长乐：我觉得一个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再一个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这样的一种气概就闯进去了，但是进去以后一直没有消息，这时候我们当然很焦急了，非常焦急，因为我当天还有什么事情在北京处理，有很多事情非常忙，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几乎每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就要给编辑部打一个电话。
叶蓉：有没有消息？
刘长乐：尽管他们说了有消息我们一定会告诉你，但是我也按捺不住，一直在跟她联络，当最后听到她到达的消息之后，我当时也没有说出话来。我这个人也可能是年龄大的原因，对这些勇士们的这些壮举，有的时候会忘记我的角色，好像我不是他们的老板，或者不是他们公司的头儿，我感觉是他们的兄弟，是大哥哥，或者说是他们的哥们儿，所以我觉得她的生死对我很重要。我当时也想了一些办法，找能够打通联系到的人，我特别跟他们强调，如果能联系到N，或者BBC，或者是路透，不管哪些地方，只要他们在伊拉克还有人的，都让他们知道有一个中国女子，要他们无论如何要关照，让她小心。当她冲进去以后，我们当时几乎每天都在这样一个状态中，其实不只是我们，包括我们一些非常热心的观众，包括一些两岸的要人，也对他们非常关心，甚至包括我们很高一级的领导人都非常关心闾丘露薇的处境和情况。现在描述我们凤凰在当时的那种举措的时候，有人说是“911”解决的是华语媒体有没有报道的问题，伊拉克的问题解决的是在重大事件的报道上华语媒体在不在现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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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乐凤凰股份董事局主席（3）
凤凰涅槃
叶蓉：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在考虑是否要问您，就是您在接受N的一个访问的时候，他们曾经音译了一个词，就是“关系”，他们用这个问题在质疑凤凰创办的时候是不是介入了一些高层的背景和关系。
刘长乐：我曾经跟他们在谈关系这个问题的时候，N非常有意思，他们是用英文采访的，但是他们说到“关系”这个词是用译音，等于“关系”这个词就像“功夫”一样，已经直接带到了英文中间去了，可见关系很重要了。但是我觉得凤凰的诞生，我当时给他们讲了这样一个观点，如果你们说凤凰有着一些关系背景的话，我个人的看法是，凤凰的成功跟大的渊源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我们在大的文化土壤上生活，我们是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利用这个时代的舞台，包括我们在这个时代的舞台上的那些朋友，那些方方面面的对于凤凰和中华文化有兴趣的一些朋友、一些同行，和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不错，应该可以这么讲；但是你要说凤凰，它就是因为有了什么关系然后才成功，我觉得这个是有点牵强。比如说我们在香港看到了很多的中资机构和公司，实际上他们有很多的大陆的关系或者说有很多的大陆的背景，但是往往官方背景很重的企业，它的长远的一些发展都受到了它本身的障碍。作为凤凰来说，它的成功应该说最主要的是得益于时代的环境和背景，还有我们把握的时机，我觉得把握时机寻找时代，对于商家、对于企业家包括文化人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