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_净素道人-第1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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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越来越轻的现象日益不满，完全可以设想，一旦大量的因权力腐败所致的以受贿或者索贿为特征的职务犯罪均被定义为商业贿赂，其社会后果及对反腐败斗争的负面影响是人们都知道的。
此外，权力腐败与商业腐败的性质也截然不同。前者是一种政治性腐败，它危害的是执政之基。与权力腐败的斗争关系到执政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商业腐败则属于经济领域的腐败，其破坏性主要集中在危害市场经济秩序。
倘若把权力腐败定义为社会腐败的最高等级，那么商业腐败则属于社会的“亚腐败”。此外，权力腐败与商业腐败虽然互为作用，但权力腐败却是商业腐败的源头所在。打击商业贿赂采用目前这种运动式的手段并非全无必要，其必要性首先在于它还符合中国国情，但运动式的打击只治标不治本；若要治本，首先要治权力腐败这个社会腐败的总源头。
对权力滥用和商业贿赂犯罪的治理与控制，是一个全球性的研究课题和实践难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权力腐败与公务、商业领域中的“权钱交易”、职务犯罪，更是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焦点问题。
官员腐败呈现出“前腐后继”的态势，通过司法惩治职务犯罪行为的正向功能尚未充分、有效地发挥出来，我们在权力的分散配置和制约机制上还存在着一些漏洞和缺陷。
从现实情况看，在当前，中国商业贿赂案件又出现了高发态势，并与传统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形成交织状况，犯罪领域在重点行业突现的同时，开始呈现出普遍化的发展态势。贿赂手段的多样化和行为方式的连续性、隐蔽性及相关性，都表明治理此类犯罪活动的形势更加严峻。
商业贿赂是一种以获得商业交易机会为目的，在交易之外以回扣、促销费、劳务费、报销各种费用、提供境内外旅游等名义，直接或者间接付给或收授现金、实物和其他利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商业贿赂基本涉及了所有公共行业，几乎无孔不入。商业贿赂强大的“收买力”不仅危害了民众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的商业秩序，而可怕之处正在于，商业贿赂已经从以往的官员腐败、权力寻租，发展成整个社会范围内的“职业寻租”，每个人都希望利用自己的职位，找到不正当的收入来源。商业贿赂、职位寻租已经变成社会的“潜规则”，深深侵蚀着社会经济的各个环节，甚至正常可以办成的事、可以做成的交易，人们也得送点好处才心安，否则总觉得“心里没底”。
腐败的“权力期权化”则是指在官场腐败中将“期权”引进了“有钱人”和“有权人”之间进行钱权交易之中，是权力场上的“期货交易”，“现货”交易少了，“期货”交易多了；权力拥有者已经非常得意地将自己掌握的公共权力作为对私有企业“放长线钓大鱼”进行“权力投资”的一种方式。并且有蔓延、发展的趋势。
商业贿赂实质上收买的是“权力”。商业贿赂的重灾区，个个都是权力垄断部门和经济决策部门。可以说，哪里涉及商业审批，哪里就有商业贿赂的“机会”；哪里有购销权，哪里就有商业受贿的可能。治理商业贿赂的根本是治“权”，要把重点放在查处公务人员利用行政权力收受贿赂的行为上，解决好“权力寻租”的问题。
有人深忧中国社会的诚信状况，而商业贿赂难辞其咎。商业贿赂收买的白仅仅是个体的道德操守，甚至收买了一个个行业、领域、部门的商业道德和政治道德。满载着脉脉温情的“红包”，在人情往来之中不动声色、轻而易举地颠覆了秩序、公平和操守；政府采购领域的商业贿赂败坏了政府的廉政形象，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危害了公共服务系统的诚信。。。。。。商业贿赂已经成为正义与公平的大敌。
那些商业贿赂的重灾区，之所以会出现权力寻租和商业贿赂行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领域往往既是权力垄断部门，也是制度设计部门。于是，在防范权力寻租和商业贿赂以及进行权力约束和监管制度设计时，由于部门利益作祟，这些制度的弹性空间就比较大，或者是制度设计虽然完善，但执行力度的弹性却比较强。
商业贿赂由于手段的隐蔽性和专业性，给执法部门的执法造成困难主要在四个方面：
一是概念模糊。商业贿赂不是一项罪名，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一直将其作为贿赂案件的一种普通类型对待。在目前情况下，应该对一般商业贿赂行为和商业贿赂犯罪的界限作出专门规定。
二是执法主体交错。按照法律法规，对于商业贿赂，检察院、公安局、法院、工商局、税务局、纪委和审计等部门都有调查乃至立案查处权，这种管理模式容易导致执法不力、打击不力，还可能贻误直肠子佳的侦察时机。
三是缺少侦察手段。贿赂案件多为“一对一”方式，商业贿赂更具隐蔽性和专业性，目前侦察手段单一，使侦破难度加大。
四是一些行业已经形成“潜规则”。这些“潜规则”在诸如医药购销、工程发包等不少领域都成了共同默认的“行规”，操作更加隐蔽，并且根深蒂固。
“商业贿赂”成为“权力腐败”的遮羞布
今年起，反商业贿赂这个词语开始频频见诸报章及官方讲话。
对于反商业贿赂，我举双手赞同。但我又注意到，商业贿赂、权力腐败及所导致的职务犯罪已开始在部分领导讲话及新闻报道中被混用和混淆，并且出现了用商业贿赂取代权力腐败和职务犯罪的倾向。
摘录几则近期的新闻报道：“浙江3年查处13名厅级领导干部受收商业贿赂案”，“陕西104名县处级以上官员因商业贿赂遭查处”，“北京交通局原副局长毕玉玺在工程中收受商业贿赂1004万元”……
请思考，上述贪官的落马主因是收受商业贿赂吗？绝对不是！
商业贿赂的法律定义是指经营者为争取交易机会，暗中给予交易对方有关人员以财物或好处的行为。按此定义，上述落马的贪官，譬如毕玉玺，并不构成交易中的一方，因其本人并不参与工程施工的交易。他背后的北京市交通局属于政府部门，也不具备项目法人的主体地位，也不能构成独立的交易方。众施工队为何向毕玉玺行贿？关键在于毕某人手中的权力在工程招投标中能影响到谁中标谁中不了标。显然，毕某人受贿动用的是公权力，其犯罪性质系职务犯罪而非商业受贿。
大而论之，只要犯罪对象被锁定为领导干部或官员，他就不是商业交易主体，哪怕其犯罪事实为干预甚至幕后支配交易活动而受贿，其受贿罪性质也必须归于国家公职人员职务犯罪。事实上，国家现行《刑法》正是这么归类的。
市场经济形态下，商业贿赂一定发生于交易过程中，当然权力腐败及与此相关联的职务犯罪，也有可能发生于交易过程（譬如政府采购、政府工程发包），但多半发生于影响或左右交易的过程（包括资源配置、市场准入行政许可、配额分配、行政审批等环节）。因而，商业贿赂与职务犯罪之间的犯罪构成条件、犯罪种类、犯罪性质和所引发的社会危害绝不可互相混淆。
推而广之，商业腐败与权力腐败虽同属腐败，但二者的腐败性质和危害也截然不同。
众所周知，由权力腐败所导致的职务犯罪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远远甚于商业交易过程中发生的商业贿赂。因而，包括中国在内，各国法律对两种犯罪的惩罚程度也不相同。相对于后者，前者所受的法律惩罚要重得多。这几年，人们对贪官量刑愈来愈轻（乱）的现象日益不满，完全可以设想，一旦大量的因权力腐败所致的以受贿或索贿为特征的职务犯罪均被定义为商业受贿，其社会后果及对反腐败斗争的负面影响无须在此多作阐述。
此外，权力腐败与商业腐败的性质也截然不同。前者是一种政治性腐败，它危害的是执政之基。与权力腐败的斗争关系到执政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商业腐败则属于经济领域的腐败，其破坏性主要集中于危害市场经济秩序。
倘若把权力腐败定义为社会腐败的最高等级，那么商业腐败则属于社会的“亚腐败”。此外，权力腐败与商业腐败虽互为作用，但权力腐败却是商业腐败的源头所在。打击商业贿赂，整肃商业腐败，采用目前这种运动式的手段并非全无必要，其必要性首先在于它还符合中国国情，但运动式整肃商业腐败只治标不治本。若要治本，首先要治权力腐败这个社会腐败的总源头。
总之，商业贿赂该打击，商业腐败亦该整肃。但倘若有意无意地把“老虎”与“苍蝇”相混淆，将严重妨害反腐败斗争的政治严肃性。（鲁宁）
商业贿赂治理难的三大原因。
一是法律漏洞太多。
二是执法力度不严。
三是商业贿赂已经成为一种不良的“市场文化”。
商业贿赂成为一种市场潜规则，已经被市场参与者默认为一种有效的经营手段，并被作为市场参与者与执法人员打交道的有效“润滑剂”。之所以如此，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依赖“关系网”来运作的社会。这种关系网不是人情的关系网，人情社会重视人情，讲究道德，但中国社会的现状是不道德的现象广泛存在，泯灭人性，丧尽天良的人大有人在。
这实际上是一种由权力和利益结成的关系网，权钱交易处于控制和支配地位。为什么执法尺度出现滑坡，为什么各地执法尺度宽严不一，背后也难免有关系网在作怪。
商业贿赂收买了什么？
商业贿赂实质上收买的是“权力”。商业贿赂的重灾区，个个都是权力垄断部门和经济决策部门。可以说，哪里涉及商业审批，哪里就有商业贿赂的“机会”；哪里有购销权，哪里就有商业受贿的可能。治理商业贿赂，根本要治“权”，要把重点放在查处公务人员利用行政权力收受贿赂的行为上，解决好“权力寻租”问题。
有人深忧中国社会的诚信状况，而商业贿赂难辞其咎。商业贿赂收买的白仅仅是个体的道德操守，甚至收买了一个个行业、领域、部门的商业道德和政治道德。满载着脉脉温情的“红包”，在人情往来之中不动声色、轻而易举地颠覆了秩序、公平和操守；政府采购领域的商业贿赂败坏了政府的廉政形象，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危害了公共服务系统的诚信。。。。。。商业贿赂已经成为正义与公平的大敌。
治理商业贿赂遭遇“界定难”和“治理难”与法律、制度不完善有关，更与商业贿赂无处不在的“收买”有关。商业贿赂“收买”了法律在公民心中的威严，“收买”了企业依法经营、公平竞争的规则，使越来越多的企业无心靠产品的品质、价格、服务取胜，而是致力于发展“关系网经济”。信仰“关系”胜过信仰规则，对于正在建设的法治社会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力“腐蚀剂”。
人们担心的是，在尚未形成对权力制约和监督之时，高利益化的权力寻租场里，商业贿赂的各种“收买”依然会暗流不断。治理商业贿赂，不仅要让更多的人认识这“收买”之害，更要有刚性的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