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_净素道人-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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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的党争，史不绝书的汉朝党锢之祸、唐的牛李党争、明的东林党，都是集团军交战的大场面，大规模的战争、战役。从另一角度看，坐在权力宝塔尖上的皇帝常常充当了最高仲裁人的角色，他操纵着双方，平衡着胜利者胜利的程度和失败者失败的水平。
官风劲吹，而且温和适度。官职已经在清末名利化、雇佣化、职业化了。高度集权，官员们层层向上负责，已经很少向社会向老百姓负责，官职带来的比规定多得多的名利。朝廷命官，表明它是皇权的延伸和代表，更具备神圣性，笼罩上诱人的光环。官员在官场上的处世，圆通权变，游刃有余，左右逢源，不再遵循“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入”“出”世之道，终身为官，死而后已了。
文官集体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反而集中了无数的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弃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
要消除文官中不愿意公开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一种发财机会；一个人得中进士，立即有人前来出谋划策：如何买田放债、如何影响诉讼、如何利用权势作额外收入的资本等等。
地方官综揽民政和财政，致富的机会很多。至于官员本身，向这种社会风气投降的程度则各有不同。大多数觉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的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们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水准，与情操无关。另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则声名狼藉；再有一部分极端人物则清高自负，如海瑞。
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集团。出身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时考中举人或者进士的是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者进士就象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照顾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近亲属，是为“姻谊”。这多种的“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即后台老板就有提拔新进的义务；私人的困难可以协助解决，错误也可以掩饰。被提拔的和被帮助的当然会对后台老板效忠卖力。
文官名义上任职于更部院寺，各有其官方的组织，但是背后又有他们私人派系。
从客观条件看，引用私人是无法避免的。以我国幅员之大，交通通信又极落后，任何有能力的内阁也不能对各种地方官有周密的了解和实际的控制。
一个县官无法长期与成百上千以拖拉方式拒不纳粮的户主抗衡。旧税未清是新税之累，所以官方只好用种种名义把未收的部分减免，其后果就等于鼓励拖欠而拒不纳粮。
明朝张居正时期，采取乡绅“间接管理”的形式，这种“间接管理”虽然行政效率极低，实际上却为事势力所需，它在成千上万农民之间解决了官方鞭长莫及的难题。
张居正的措施，彻底地暴露了明朝中央集权过度的不良后果。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是缓慢的、有限度的。强求效率增高，超过这种限度，只会造成行政系统的内部不安，整个文官集团会因为压力过高而分裂；而纠纷一起，实际问题又会上升为道德问题。
在张居正执政的时代，在名义上说，文官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则已经包罗了本朝的出色人物，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帝国的实际主人。
为什么张居正令人痛恨？原因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者罢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文官的安全感。这些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各有他们的后台老板以及提拔的后进。他们又无一不有千丝万缕的家族和社会关系，因此得罪一个人，就得罪了一批人。
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持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只能是事与愿违。想用一时的政治力量去解决这些财政和经济政策上的问题，无疑是舍本逐末，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
剥削是一种社会现象，绵延数千年，代代相传，在当时则是文官集团家庭经济的基础。官僚家庭用做官的收入放债买田，为构成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家的没落和贫家的兴起，其间的盛衰乃是常见的现象。但这种个别成员之间的转变无碍于整个阶级的面貌，社会依然稳定地保持着剥削和被剥削这两个集团。
司法从属于行政，则政府的统治得以保持一元化而使文官集团的思想行动趋于统一。
明朝从一开始就有重文轻武的倾向。经过一百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阶段，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这种畸形的出现，原因在于明朝的政治组织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础则是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如果让军队保持独立的、严格的组织，和文官分庭抗礼，这一元化的统治就不可能如所预期的成长、发展，以至于登峰造极。这种制度既经固定，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其社会影响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
概括起来说，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当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能平衡，冲突激化，以政治手段调剂无效时，通常会导致战争。但是帝国的文官，则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了事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自国家，下至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
在一般情况下，武将把自己和部下的生命视为赌博中的筹码，必要的时候可以孤注一掷；而大多数文官则以中庸之道为处世的原则。
“流放”是一种仅次于死刑的法律惩治，也称为“流刑”。而“贬谪”虽然也可称为“刑”，但其实是一种政治惩罚，是将官员贬职到京师以外的边远地区。“贬谪”在中国历史上，由来以久，直到今天，仍然是对官员惩罚的一种重要手段。不过在不同的朝代，使用的程度、范围有所不同。
“贬谪”，作为对官员的一种惩罚无可厚非。对于那些犯有过失，或者能力低下，不宜留在权力核心的官员，将其调离，下放基层，未尝不是一种可取的措施。问题在于，事情既然涉及的是官场，首先就有一个政治是与非、道德正与邪，其次是手段对与错，动机善与恶，程度重与轻的问题。从历史上的贬谪事件来看，其中大量的贬谪，其缘由或由于对君主过失的谏阻，对邪恶的揭露，对暴政、误政的纠正、改革，对正义、正直的支援；但他们失败了。
在专制制度之下，最高掌权者个人的品德、作为，决定着整个政治生态的清浊。一个好的最高掌权者，即封建史家所说的“明君”，可以使一段时期的政治生态变得比较洁净；而一个凶残的、邪恶的、平庸的最高掌权者，必然使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变得毒气弥漫，污浊不堪。而这，也影响着所有政治人物的性格及命运。
“贬谪”，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是多么平常，多么司空见惯。可是，在当时，却是一件天大的祸事，对于充满世态炎凉的中国官场、中国社会来说，那些遭祸的人，冤假错案也好，罪有应得也好，立刻从人生的高峰跌入社会底层。在一个以权威的是非为是非的社会，谁来分辨你的对错，谁敢议论你的曲直？掌权者的目的达到了，他们可以任意地指点江山，没人敢再去同他们抗争；小人们可以快意恩仇了，他们由于没有了伟大而变得神气起来；我们民族的多少精英，就在这种黑暗下被扼杀了。
最高掌权者的不明、不智、昏庸、残暴；同僚的排斥异己、打击陷害、落井下石，这是造成古往今来任何不当的、错误贬谪的两大主要因素，而其中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前者。
同僚间的倾陷，根据权力排他律，是事在必然，即使在所谓的明君圣主的治下，这种现象也在所难免。如果逢上昏君、暴君，这种倾陷则是助纣为虐，火上加油。中国的官僚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本领，就是揣摩，他们能够从最高掌权者的只言片语中揣摩出最高掌权者的意志心态及喜怒好恶，并根据与自己的利害关系，来判断谁该贬斥，贬斥到什么程度。
2。3 关于官场秘诀
升官是为了提高待遇。职务级别上去了，政治的、精神的、物质的种种待遇一应水涨船高。但是，中国官员的待遇如果仅仅按照政府规定恐怕也未必有人看得上。真正具有诱惑力的，恐怕是职务背后那些有形无形的、若明若暗的各种利益。
做官到底有没有秘诀？好象是有的。天下有道时，一个人有才干，干得好，为民兴利，就能升官，没有什么秘诀可言。天下无道时，光干就不行了，有“秘诀”就有了捷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对此有精彩的描述：
第一个秘诀是巴结。并且不怕难为情。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你千万要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的秘诀，做官是一定得法的；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不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难闻着了。
按说，中国人是最讲面子的，官员更是如此。有面子的事情很多，升官就是其一，而且是很大的面子，官大面子就大，面子大就有人羡慕，就有人敢来“不怕难为情”。
“投桃、报李、拍马、捧场，此手腕也；标榜、拉拢、结拜、连襟，亦手腕也；排挤、造谣、掠功、嫁祸，又手腕也。如何模棱、如何对付、如何吹牛、如何装病，形形色色，无往而非手腕也。一切皆手腕，也就是一切皆作态，一切皆做假，便做官矣。打官话，说假也。做官样文章，写假也。官场的道德，假道德也。官场的事务，假公济私的勾当也。”
一是多磕头，少说话。
曹振镛是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元老。晚年，他的门生请教官场之术，他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曹振镛型的官僚的形成，是官场千年风波冲刷激荡磨砺的结果。
据报道：1995年春节，原广西钦洲市委书记褚之田到成克杰家里拜年，一进门见到成克杰，便扑通一声双膝跪下，行跪拜大礼。他真正跪拜的不是成克杰的肉身，而是他所代表的权位。因为大凡买官之人，总要做“市场分析”的，而且会发现卖官粥爵多半是“卖方市场”，仅仅从送礼的数量上与他人竞争肯定会有许多不易，必须另有一套，送钱外加送尊严。
二是圆滑避趋之术。官场常常是不平静的，同僚之间勾心斗角，上司喜怒无常，政敌互相倾诈，政局变幻莫测，都是官场上常见的现象。因此久历官场的人便揣摩出了圆滑模棱、以时趋避的做官诀窍。靠此就可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顺利地做官升官。官场上的普遍观念是：圆滑是明智，刚正是狂愚。
三是唯上是从。在官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