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笔记-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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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战争末期投身行伍的原因。我相信出于另一种同样真挚的原因，您在大学毕业后投身党卫队，在这一点上我们之间的谅解无需多言。
我在面对政界大鳄时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这是懦弱的，这也是因为我和他们的关注如此不同：国家与国家的意义、国体与国体的合法性、民族与民族自由、过去的既成事实与未来的无限可能，我关注的是后者。
因此我仍将利用这些谈话，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纳粹党和30－40年代德国的政治伦理。这对一些人是不敬的，但我也将尽己之责，为包括您在内的另一些人守口如瓶。
因为您的真诚战胜了我过往的愚顽。感谢我们短暂的、纯私人的交谈，它打破了我思维里的民族壁垒，现在我开始关注更广阔的世界。德国只是历史的一面镜子，照见所有人的良知。
诚挚希望上苍能给予您更多怜悯。如果能为您的自由尽绵薄之意，将是我最大的告慰。
您真诚的，
古斯塔夫？吉尔伯特
信是戈登逊带来的，他坐在我面前观察我读信时的神色变化。我想他看出了在一年多的牢狱生涯和不公正的法庭审判之后，我变得更易被友善所慰借。“您在微笑。”他远比吉尔伯特善于隐藏自己的目的。
我没有回应。
“您性格里的坚硬是否得自对友善的拒绝？”他让翻译把这句话变成德语。
是来自对莫名友善的戒心。
心理医生会慰借你心灵上的缺失，心理学家则只是解剖它。戈登逊让我想起了奥斯威辛的医生，他们用人类活体做试验。我问他每周探访多少人。
他温和地笑着，“不多不少。履行医生的职责之余我也愿意当一名普通的听众。说真的，承受了这么多的偏见之后，像您这样缄默的人在我的造访对象里不太多。”
他感到愉悦，尽管倾身向前做出一副诚恳的样子，但美式英语跟随情绪的声调起伏出卖了他。
有多少人对戈登逊袒露心曲，或试图借着这位心理学家的笔记，留下一些法庭上百口莫辩的衷肠？但这不是他的目的。他云深雾绕，避让你提出的每个问题。
“我们一直在绕圈子，”我对他说，“两个狙击手互相以对方为目标，什么时候才能分出胜负？”
他笑着点点头，“您还是戒心太重，我是中立的，我没有枪，只有瞄准器。”
为偷窥狂干杯。
但一个人不能既坐在我面前，又假装成树洞，任由我自说自话，他得穿上迷彩服，再绑上一点树枝才行。我这样说，他接腔道，您看来也没有自居教导主任而把其他人当成小学生的习惯，能够在那些手捧小笔记本的人面前滔滔不绝。
“我的臆病不太严重，在您看来，刚刚够患上一点轻微的民族主义狂热。”我指出他心理医生的身份，“而您，则从未给您的任何一个病人开过药方。——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冷漠，医生？”
他政客般地笑了起来，表示这个谈话很有趣。
“您是一名职业间谍，这是否让您总是想刺探对方的秘密？”
“您是一位把病人当成小白鼠的医生，您为何不去奥斯威辛？”
谈话大抵如此。我问他为何对我感兴趣，在他所托的吉尔伯特铩羽而归后仍然前来，他反问何以见得吉尔伯特失败了。“可见您的确关心他的成败。”我笑道，“一般人会问为什么说幕后人是自己。”他也跟着笑了，恭维我思路敏捷。
“您在这期间去过什么地方？见过哪些人？纽伦堡的就除外了。”
“秘密警察都是这样审讯嫌犯的？”
“即使动物园的狮子，偶尔也拿山鸡练练手。”
“谈谈您怎么对付羚羊？”
“您把自己当成一个小法官，在谈话中偷偷给对话方定罪。”
“伙计，这可不好玩。”
“看，一旦被暴露，您就不玩了。”
我像一个用锄头把鼹鼠刨出坑的农夫，可这只鼹鼠不肥。
“您想必抓过很大的鼹鼠，盖世太保先生。”
“您则未遭受比挖苦更大的迫害，地下党同志。”
他说不定是个间谍小说爱好者，我真想把他引荐给白兔先生，一位经历颇为传奇、且热爱宣扬自己的传奇的扫街间谍，看他还能不能保持现在这副精明客观的学究样子。
他看看手表，“我还有别的安排。过几天我会再来。”
“祝您在那之前找到更合作的病人。”
我想他会在笔记上写“此人拒绝访谈”作为最后一句话。
1946年9月15—18日
【编者注】
古斯塔夫？吉尔伯特是纽伦堡审判配备的心理学家和翻译。审判期间他几乎每天都与被告人在一起，聆听他们公然或私下的言论。其后成书的《纽伦堡日记》即为这段时间的见证。
莱昂？戈登逊则是一位心理医生，他不但访谈了纽伦堡审判中声名煊赫的被告，还聆听一些同样在纳粹政府身居高职的证人的言论，包括曼施坦因、迪特里希、达鲁格等。他的意外身故使其手稿交由一位历史学家编撰为《纽伦堡访谈》。
很难猜测他们对本文作者的兴趣来自何方。他们的书页是为那些远为重要的人物而留的，吉尔伯特只关注纽伦堡的22位被告，戈登逊的视野也只略及作为证人出席的一些军政界的明星副手或影子人物，而加兰在纽伦堡审判中没有任何角色。此外，戈登逊在1946年7月既已回国，他于是年9月出现在兰斯贝格是否专程到访？
这些问题已经无法求问了，谈话的具体内容也未被刊载。为何作为编者和作者的我们都关心这两位医生的来历？因为一些迹象暗示，他们不是出于对加兰先生在纳粹时期的官衔的兴趣而到来的。另有一条暗道通往尚未被青史记载的角落。
1961年，吉尔伯特将《纽伦堡日记》全本刊出，同年戈登逊猝死于心脏病，前盖世太保和集中营负责人艾希曼亦于这一年被捕受审。这些事件并非孤立发生。吉尔伯特和戈登逊在兰斯贝格寻找着什么？他们共同介入了哪一段未被著录的历史？这在本书出版的今天还不能坦言。时光会淡忘这些无名英雄，但尘封的档案终会让真相昭然若揭。
、组织犯罪
【原文】
光线从窗外透进来，宣告着它的灿烂。我的囚室的窗口能够看到操场一角耸立的绞刑架。它贴着墙根建造以便取得更稳固的依托，几乎与屋顶平齐的高度足够吊死任何体型的欧罗巴人，堪称一绝。由于绞刑架立在户外，雨天是不行刑的。只在晴好的日子里，死神勤恳地收割他的果实。狱卒们点着名字，绞刑师忙着检查刑具的各项设备，即将死去的囚徒将手指划在胸前，一切井然有序。
这些景象已经在兰斯贝格上演了小半年，重复而无奇，每次我都避免去看，只是闭眼去听。
听哪，踏板打开的豁然声、绞索坠落时和摇晃的尸体划过的风声、收紧时的摩擦声、死囚走上绞架时的脚步——有的坚定，有的深浅不一，有的步调紊乱，有的是被架上去的。听觉变得格外灵敏，以便在条件反射的干呕时我能自信地说，这再正常不过。
人们关注行刑现场，这不仅是一种社会化的行为。本能驱使我们关心一些切近生命的命题：生与死、欲望与终结，死刑只不过是这些本能或形而上学的命题的具象化。人类是生存在本我与超我之间的，无可避免地被现实撕得粉碎，而一旦拒绝如此，便只剩下暴行，以及思想的暴行。
我曾经生活在暴行中，也制造过暴行。无论打着什么旗号，狂热的理想与理想的制度化都与暴行无异，坚信理想必然实现的人则等同于暴徒。我曾躬行于此，如今深为怆痛，因为我已身系囚牢，暴行却转手他人，依然如故。
我也曾对抗过暴行。所有用自我的身份，而不是统治者赋予你的身份生活的人都对抗过暴行，今天他们则在末日审判下丧生。真实的人生再一次臣服于历史的叙述，极权的政体已被移除，语言的极权从未终结。
暴行总是披着人性的外衣。此刻我听见的声音是正义的歌谣，罪人之死赋予其刽子手一枚骑士勋章，邪恶的灭亡昭示着仁爱的新生。逻辑多么陈旧，十三年前纳粹既如此终结魏玛，于是正义的对立面成了另一种正义。
这是绞刑架第几次在运转？达豪审判进展神速，纽伦堡闭庭前的半年这里已经行刑多人，从集中营的管理者到党卫军精锐部队的少年，他们多半佩戴校官、尉官军衔，只在党代会上见过元首，有人直到死前都不明白帝国的高级罪恶，有人因为穷途末路而为虎作伥。终于有一回，下属比上司走得早，在第三帝国的决策层是否有罪尚未定论时，跑腿和杂役先行承担了责罚。
战场上最先死去的是战车旁的步卒，大萧条的危机最先转嫁给下层民众，正义女神也欺负小人物，青史只留存名人的事迹，丑行和苍生皆成尘泥。
1946年10月21日
【编者注】
比较之前几篇文章，这篇风格迥异的文章更为抽象，也更为沉郁。兰斯贝格监狱自1946年夏天以来一直执行绞刑，是什么使作者心境在此刻变化？9月30日纽伦堡法庭宣判，10月16日对执行绞刑，本文写于10月21日，这些日期是否有关联，已经死无对证了。
也许作者对自己的判决曾心怀改判的希望，直到纽伦堡将纳粹领导层的罪愆定案，并宣布党卫队、帝国安全局为犯罪组织。今日我们会嘲讽他的徒劳，视之为贼心不死，但在历史尚未成为历史，而未来尚未前来的时刻，谁能拥有卡珊德拉的预言。
这或许也是本篇的题目由来。他的两项身份都被纽伦堡宣判为犯罪组织，末日审判的氛围曾否缭绕在他肩头，而他曾否指名质问宣判方的犯罪性？过于尖锐的话题是很难引起讨论的，这些只能唤醒仇恨的声音选择了沉默。
而抛开这些涉猎旁多的话题，仅仅去看作者本人——沉思总是比叙事要切近心灵，何况对于一个习惯抽象思维的人而言，沉思是最初的语言。没有比之更直接通往他内心的道路，他在想什么，有着怎样的人生观，对既往的事件是何看法？乖谬的是，也没有比之更具体的阐发。我们仅能在抽象层面读出他的心绪一二，却无从知晓他是否知行如一。
、测不准与回归方程
“历史是不容假设的。”
他靠在窗台上，冬日的散射光在他肩膀上勾勒出模糊的轮廓。加百列和路西华在这个世纪一同到来，“承认”与“存在”是一对兄弟，而“价值”与“虚无”结盟。
我从梦中惊醒，仍然记得梦里那条循环往复的道路。每出现一次谬误，我都返回原点，走上另一条分岔。但每一次重新走过，它都生出新的岔道。
它甚至不能算是道路，而是无穷无尽的可能性。连概率论都失效了，因为它本身也在运动，不断地变生出新的世界。
“那么，什么是可以假设的呢？”
我躺在窄小的床上，继续设想这番辩白。我习惯于思考通过更改实验条件、操作步骤的方式以达到准确的实验结果：如果我没有在1936年加入警卫旗、在1938年调任安全局、在1939年涉足军方叛国者的案件、在1942年介入东线军事情报，或仅仅是在1945年不曾自投罗网，以为历史终将公正地为我定罪，从而亦不否认我片面的英名。人生会变得如何？
最终这些“如果”都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归于一路：如果我没有出生在1915年某个宽容而过分抽象的社民党人的家里。
这不是决定论，恰恰相反，这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一次次修正错误，以期重头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