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西法效应-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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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的。渐进式的观点，意味着某项特质的获得是借由经验、专注学习或外界提供犯罪机会的介入而来，简言之，
无论遗传、个性或家世背景为何，我们都可以选择学习向善或向恶。　

　

　另一种理解：特质、情境、系统　

　

　“特质论”之于“渐进论”，正对比于“特质的”之于“情境的”因素会如何影响行为。当面对一些不寻常的
举动、一些突发事件或一些反常无理的现象时，传统取向是以某些导致行为的固有特质为了解来源，例如基因、个
性、品格、自由意念等倾向，要是论及暴力行为，则研究其凶残的人格特质，要是提及英雄壮举，则搜寻个人利他
奉献的基因。　

　为什么美国小石城城郊社区爆发高中生枪械扫射，造成几十名学生和老师死伤？为什么一对英国学生会在购物
中心绑架三岁孩童，最后还冷血杀害？为什么无数巴基斯坦和伊拉克青年男女会成为自杀攻击炸弹客？为什么许多
欧洲国家的人民，明明晓得极有可能被纳粹逮捕，危及自身和家人生命安全，仍然选择保护犹太人？为什么许多国
家里的“吹哨人”冒着个人损失的风险挺身而出，揭露当局者的不公正和不道德的行为？　

　对于以上问题，传统的观点（支持者大多拥有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文化背景）会试图以病理学及英雄主义来解
释。现今精神医学、临床心理学、人格与衡鉴心理学皆倾向特质论，而我们大多的体制也基于法律、医学、宗教的
立场，认为疾病、罪责、犯法应指向病者和罪者，因此，面对以上这些问题，将以“谁”的问题为出发点来了解这
些事件：“谁”该负起责任？“谁”是罪魁祸首？“谁”应受谴责，而“谁”又应得赞扬？　

　社会心理学家在试图了解非常态的行为原因时，会尽量避免这类针对特质的论断，社会心理学家以自提的问题
开始，寻求是“什么”造成结果，在“什么”状况下会造成特定的反应，“什么”事件会引发行为，“什么”情境
下最接近当事者状况。社会心理学家会问，何种程度的个体行动可以追溯外在因素，如情境变项和特定安排下的环
境历程。　

　“特质取向”和“情境取向”就如同“健康医疗模式”和“公共卫生模式”。医疗模式尝试在受影响的个人身
上找寻病灶的来源，相对地，公共卫生模式的研究者认为，疾病的触角衍生自环境创造出的致病状态，生病常常只
是环境病原体导致的最后结果。举例来说，一个出现学习障碍的孩童，医疗模式会给予许多药物上和行为上的处方
来克服这项缺陷。但是从情境取向来看，由许多案例中可以了解，根本问题可能不只如此，尤其是低经济水平这个
外在因素。问题可能出自误食家中墙壁剥落的油漆而造成铅中毒，因此，结论就会是因为贫穷而使病情恶化。　

　从情境取向这种观点来解释问题，并非仅是概念分析上的抽象变化，更提供了解决个人与社会问题极为不同的
方式。这样的分析方式有着重要的涵义，并且提供直觉敏锐的心理学家们走人大众的生活，试图理解为什么人们会
这样做事、那样做事，理解该怎么做才能让生活变得更好。只是，在个人主义当道的社会中，很少不受特质论所影
响的人，每每一发现问题，首要就是观看动机、特征、基因和个人病史。大多数人在理解他人行为时，都倾向高估
特质的重要性，而低估情境因素。　

　在接下来的几章，我将提供一系列真实的证据来对抗特质论，并且扩展焦点显示人们如何沉浸于情境中，因情
境释放的力量而改变性格。人和情境常常处于相互影响的状态，纵使认为自己拥有稳定一致的人格，也可能不是真
的。独自工作与在团体中的自己可能不同，在浪漫氛围中和在学校环境中不同、和朋友一起与陪伴陌生群众时不同，
旅行中或藏身自家小窝中的自己，也都可能不同。　

　

　“巫师之锤”和欧洲猎巫行动　

　

　《巫师之锤》（也称为“女巫的骨锤”）是首先记载广泛使用“特质论”来理解邪恶的书籍，它后来成为宗教
审判的“圣经”，是宗教审判必读的著作。书中内容起于一个亟待解答的谜团：在全善全能的上帝之下，恶魔何以
仍旧存在？其中一种解答是，上帝允许它们存在是为了让人们接受考验，屈服于淫威之下的就下地狱，能抵抗邪恶
者便得以上天堂。然而，因为亚当和夏娃的堕落，上帝会限制恶魔对人类的直接影响。所以恶魔们以派遣巫师作为
中介者为策略，执行恶魔对人类的召唤，导致人们沦丧良知。　


　于是为了防止邪恶蔓延，处置散布各处的巫师，许多天主教国家以找出并消灭巫师为解决之道。从茫茫人海中
找出恶魔的卧底，“识别”是首要工作，然后以各式各样的严厉酷刑逼供，让这些人承认自己的确为“异端”（heresy），
接着便歼灭这些“异端”（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猎巫行动）。无法在这样的考验下存活的就如此死去，简单且直接。　

　就算不提起许多精密规划的恐怖行动、酷刑和数以千计的未知灭族行动所造成的大量死伤数目，光是这种大幅
简化复杂议题的概念，就足以教人燃起一把对于宗教审判的无名火。形成“巫师”这样低鄙的类别框架，提供社会
快速解决恶魔的方式，只要恶魔使者的身份一被确认，就是实施酷刑、下油锅、上火刑架。　

　在由男性主导的教会及国家中，我们不难想见为何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冠上巫师之名。这些“异端”通常会因
为几种形式受到威胁：守寡、贫穷，丑陋、畸形，少数几个特别的例子则是太傲慢和太有威权。宗教审判的工具，
目前仍现形于世界各处的监狱中，在军事或法律审问中心里更是标准执行程序（等我们拜访阿布格莱布监狱时，会
有更多的描述）。　

　

　系统力量由上而下的施压优势　

　

　整个社会体制如何像个大机器般地不断创造、转发意识形态？换句话说，它是怎么被更高阶的因素——也就是
系统的力量——所创造且塑造。不单只是特质和情境，“系统”也必须纳入复杂行为模式的考虑之中。　

　当非法或是不道德的行为发生在像警察、惩治者、士兵等专业的公职人员身上时，这些人通常会被典型地认为
是少见的“坏苹果”，意指他们是少数的例外，必须摆在好坏界线的边缘地带。而制订这个界线的人，通常是这整
个系统的护卫者，他们希望能隔离问题、转移视听者的焦点，好让注意力和责备都落到督导不周或失职的上级身上。
像这种“苹果特质论”，再次忽略了“苹果”间的界线，以及可能的腐败情况对所有苹果的影响。于是，系统分析，
应聚焦在有权设定这些界线标记的人物。　

　这些有权设定这些界线的权势精英，通常就在玻璃帷幕之后规划许多“我们”日常生活的情境，人们就在他们
打造的社会结构下日复一日地生活。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曾启示我们这个力量的黑洞。这些权势
精英所处的社会地位，让他们得以轻易胜过我们任何人，他们可以决定许多重要议题并且产生重大的结果。只是，
他们关键性的地位，远远比他们所下的决策更有巨大的影响力；错误的行动，远远比错误决策更严重。·他们听从
现代社会主要阶级和系统的命令，操纵大型财团法人，运作国家机器并自认有特权，指导军队组织，垄断社会建构
的策略命令公告，集中了最有效的手段，享有权力、财富和名声。　

　当这些各式各样垄断的权力结合起来，他们便开始定义、实现有如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在《一九
八四》里所预言的我们的生活。这些军事结合宗教的力量是最终的至高系统，它将掌握今日美国生活的资源和品质。　

　

　如果一个权力引起了长期的忧虑，就会变成恐惧。　

　——埃里克·霍弗《心灵的激情状态》　

　（Eric　Hoffer，The　Passionate　State　of　Mind）　

　

　创造“敌人”的力量　

　

　这种创造“敌人”的力量，通常是不自己做肮脏事，就好像黑手党老大总是把失误丢给小弟承担。系统利用影
响和沟通向下（很少向上创造统治性的等级阶层。当权势精英想要摧毁敌国，宣传老手就会施行制造仇恨的计划。
让一个社会群体憎恨另一个社会群体，隔离他们，使他们痛苦，甚至杀害他们，这需要通过“敌意想象”这种心理
建构，经由宣传深植于人们心中，让他者转变成“敌人”。“敌意想象”是战士最有力的动机，它能让装满仇恨和
恐惧的弹药的枪声响起，而这种惧怕敌人的想象，威胁着人们的内心安乐和社会国家的安全，鼓吹父母送孩子上战
场，让政府改变优先法案，把犁刀变成刺刀。　

　这些全可以通过话语和图像达成，海报、电视、杂志封面、电影、网络上的戏剧化视觉影像，伴随着强烈的恐
惧和愤恨情绪，“敌意想象”于是刻进人类脑海深处。这个过程起始于创造对他人的刻板印象，先排除对方的人性，


认定他人是无价值且邪恶的，是不可解的怪物。深刻的大众恐惧，加上敌人威胁逼近，原本讲道理的人，行为开始
变得不理性，思考独立自主的人开始不经意地盲目遵从，爱好和平者变成骁勇善战的战士。　

　社会哲学家萨姆·基恩（Sam　Keen）出色地描述了敌意想象是如何由国家宣传机器无中生有地制造出来以供战
争之需，并揭示了它们所激发出来的力量”。为消灭敌人的欲望辩解，虽然有些事后诸葛，但还是能为官方记录解
套，却未针对伤害作批判性的分析。　

　族群屠杀是敌意想象最极端的例子。我们已经知道希特勒如何使用宣传机器，将犹太裔邻居、同事甚至朋友，
变成“全民公敌”，并且宣告他们应得“最后的审判”，他们在小学课本中，以图片和文字强调所有犹太人都是可
耻、且不值得同情的。　

　接下来，我会举一些近代的例子，说明种族屠杀者如何使用强暴作为污蔑人性的武器，然后，我会展示当事人
的复杂心路历程。这个去人性化的部分，都可以借助实验控制的方式及系统性分析来加以区分，并将关键的部分独
立出来。　

　

　违背人性的犯罪：种族灭绝。强暴以及恐怖袭击　

　

　三千多年来的记载，告诉我们没有人和国家可以免于邪恶势力。在荷马记载中的阿伽门农与特洛伊的战争里，
希腊军方的指挥者在进攻敌人之前告诉他的士兵们：“我们要让敌方无一幸免，就连母亲子宫里的孩？也不例外，
只要是人，就必须完全去除其存在。。”这句可恶的话，竟出自当时最文明的国度的一位贵族之口，那可是哲学、
法学，古典戏剧的起源地啊。　

　同样地，我们生于“大规模谋杀的世纪”。在由政府下达死亡命令，由士兵和市民执行的系统化谋杀下，已超
过5000万人因此丧命。1915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屠杀了150万亚美尼亚人；20世纪中纳粹肃清600万犹太人、300
万苏联战俘、200万波兰人和成千上万“不受喜欢”的人们：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杀死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