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皆有价-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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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是因为生育成本太高。经济学家指出，信奉天主教的人少了，不是因为人们不再信仰上帝，而是信奉天主教的成本太低；相比之下，福音派教会要求信徒有更多的捐助，反而提高了信徒的忠诚度。本书将带领大家到商店里去，看看价格标签对人们的心理有什么作用，价格如何巧妙地引诱我们：travel。ifeng。themeshoppinglist_00。shtml

购物。不过，我们还要尽量扩大到日常商品交换以外的领域，研究其他方面的价格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在有些社会文化中，男人可以花钱娶妻纳妾，而且越多越好，从而提高传宗接代的成功率。在另一些文化中，父母打掉女胎，为的是避免将来女儿出嫁时沉重的嫁妆负担。我们把许多行为归结为“文化的转变”，事实上却是价格变了，人们不得不根据经济状况加以适应。我们要深入思考为什么雇主给雇员发工资，而不是把他们当成奴隶。我们要研究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富有的同时，难得的闲暇时间却成了最昂贵的商品。我们会发现，尽管信奉生命无价的原则，我们赋予生命的价格实际上经常低很多。

我们还能发现，价格会把我们引入歧途。对于2000~2006年美国房地产价格飙升所引起的美国经济的畸变，作为一种文明，我们至今仍然不知道还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再过一个世纪，那时的人们可能会认为20世纪初的廉价石油对环境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价格这东西有时是很危险的。
预产期的孕妇，有的取消了原定的剖腹产手术，有的千方百计推迟生产，让孩子留在肚子里，造成6月份出生的孩子特别少，而7月1日出生的婴儿的数量创下澳大利亚30年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1696年，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发明了窗户税，即按每家窗户的数量课税，这在当时似乎是个好主意。10个窗户以下的家庭交2先令，10~20个窗户的交4先令，20个窗户以上的交8先令。按窗户征税是合乎逻辑的，数起来容易，征起来也简单。它还很公平，有钱人住的房子大，窗户自然多，应该多纳税。与所得税相比，这样还不会让纳税人反感。可是国王没有料到老百姓的反应，他们为了少纳税，宁可把家里的窗户用砖头堵起来。时至今日，爱丁堡临街的那些堵起来的窗户成了当地一大景观，人们称之为“皮氏图画”，皮氏指的是威廉·皮特，1784年他把窗户税引进了苏格兰。

貌似温和的举措，只要改变甚至触动了民众对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与判断，就可能引发社会震荡。1974年美国实行的“每小时55英里”法定速度限制就是一个例子。“赎罪日战争”以后，由于美国决定继续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导致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美国被迫实施这一措施以减少石油消费。

在当时的形势下，节油这个目标是对的。但是，这一措施存在致命的缺陷，因为它根本忽略了开车人时间的价值：在这一新的速度限制下，70英里的距离大约要花1小时16分钟，比每小时70英里的速度多耗费16分钟。考虑到1974年产业工人平均工资为每小时4。3美元，往返距离多花的时间折合成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大约是1。15美元。

1974年每加仑含铅汽油的价格是53美分。若要节油所得与耗时损失相抵，那么一个普通驾车人需要每次往返节约2。17加仑汽油。而要做到这一点，所有


汽车的燃油效率必须大幅提高，例如，雪佛兰萨博班必须降低22％的油耗，本田思域则需要降低50％的油耗。降低最高限速当然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于是驾车人对这一限制置若罔闻。

1984年，纽约州的州际高速公路上，驾车人有83％的时间会超过每小时55英里的限速。他们不惜花费50~300美元安装民用波段对讲机，用以相互提示附近有交警。1966~1973年，联邦通信委员会发放了80万份民用波段对讲机执照，而到了1977年汽车上装载的对讲机达到1225万台。交警部门对此作出反应，安装测速雷达；驾车人针锋相对，纷纷安装电子狗。为此，有些州通过法律，宣布使用电子狗为非法。美国国会1974年通过《高速公路紧急节能法案》时是否预料到这一系列后果，我很怀疑。到了1987年，国会把最高时速限制提高到每小时65英里，1995年最终取消了联邦法律中关于最高时速的限制。
生命无价是人类根深蒂固的观念之一。古代犹太教的一条教义坚持说，如果天平的一边是一个人的生命，另一边是整个世界，那么这两边的重量是相等的。法国小说家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曾感到迷惑：既然生命无价是不言而喻的，但为什么“我们的行为却往往说明某些东西比生命还宝贵”呢？生命无价这一观念怎样升华到牢不可破的位置，我还真说不准。它有可能是进化过程中避免被食肉动物侵害的激励因素，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不惜倾注所有来避免死亡。但是除此之外，这个对于生命最狭隘的定义无法解释一个历史现象，即最初的生命从原始沼泽匍匐爬出以后，人们就一直在给生命定价，又不断地对价格进行修改。生命的价格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实际上有很多种，就像饭馆的菜单一样。政府如果不明白它治下人民的生命价值几何就无法施政。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1999年更新后的指导方针中，对一个人生命的价值评估，按照2010年的美元价值计算，量化为750万美元。英国环境事务部表示，每一条健


康生命的年价值为2。9万英镑。世界银行2007年的研究估计一个印度公民每年的生命维系成本为3162美元左右，照此计算，一生的成本差不多是9。5万美元。

诚然，人们都可以接受生命是有价的观点，不过我们自己的生命除外。伦理学学和哲学家彼得·辛格发明了一个巧妙的实验来证明这一点：不妨考虑一下，你愿意付多少钱的保险费，让医疗保险机构提供医疗保障，以延长某个陌生人一年的生命。你愿意付100万美元吗？1000万美元行不行？你只要一开口拒绝，实际上就是给那个人的生命价值封了顶。毫不奇怪，这种定价方式往往引发争议。
我们考虑一下美国国会讨论通过并设立的“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补偿基金，它主要是给2001年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受恐怖袭击后受伤人员和死难者家属提供补偿。有慷慨激昂的因素，也夹杂着担心的成分，害怕受害者及其亲属可能把联合航空公司和美洲航空公司拖入旷日持久的大规模赔偿诉讼中。国会设立这项基金的预算上不封顶，但是，它同时意识到成本因素，所以基于受害者家庭的“经济和非经济”方面的损失，规定了严格的付款标准。这一原则把受害者的生命按照价值加以评估和量化，也就是给他们的生命定了价。身为律师、民主党前参议员与爱德华·肯尼迪办公室主任的肯尼斯·费恩伯格，由于在处理棘手事件方面有着令人瞩目的成就，被任命管理这项基金。费恩伯格1984年曾代理过落叶剂生产商的1。8亿美元赔偿案，对那些受到美军喷洒在地里的化学药剂毒害的25万越战老兵进行补偿。他还是作出让政府支付给亚伯拉罕·扎普鲁德后人1600万美元裁决的三名法官之一，该款项用来支付扎普鲁德1963年11月22日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所拍摄的26。6秒钟有关肯尼迪总统遇刺的录像。几年之后，他完成了“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补偿基金管理工作，获得奥巴马总统提名，担任白宫的“薪酬沙皇”，负责给2009年金融危机后接受纳税人金钱救助的各大银行的高管制定薪酬上限。2010年他又受命管理石油巨头英国石油公司设立的200亿美元基金，负责处理因该公司深海平台爆炸，数百万桶原油泄入墨西哥湾，对该地区造成的巨大损害进行赔偿的问题。

对费恩伯格来说，裁定“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的非经济损失很容易。他决定发给每个受害者25万美元，负责供养的亲属每人10万美元，而且他承认这纯属他的个人专断。不过测定经济损失的难度太大了。经济损失的概念就是先找出遇难者生前的工资数额，根据他或她的年龄、婚姻状况和负责供养亲属的数目综合加以测算。这种算法造成了巨大的相对差别，因为同是遇难者，一个是世贸中心北楼105层坎托·菲茨杰拉德期货代理公司的高管，每年薪酬数百万美元，另一个是同一座楼的110层“世界之窗餐厅”的厨师，来自秘鲁的非法移民，每年才挣17337美元。　费恩伯格原来的上司肯尼迪参议员告诫他：“老伙计，你起码要做到一点，别把85％的赔偿金发给15％的家庭。”且不说肯尼迪的忠告，受害者死后的不同价值已经反映出他们生前的不平等，银行家比看门人值钱，年轻人比老年人值钱。30多岁男性的生命价格大概是280万美元，而70岁以上男性的生命价格理所当然地要少60万美元。在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上班的女性遇难者，平均工资低于男性。这也就变相地说，她们死亡的价值，也就是费恩伯格测算的她们一生收入的总额，比男性低；她们的家庭得到的补偿金，比男性遇难者平均低37％。基金最后支付给2880位在袭击中死亡的受害者平均每人200万美元左右的赔偿。但是其中8个年薪超过400万美元的遇难者家庭平均每家得到了640万美元，而补偿最少的遇难者家庭只拿到了25万美元。

这种冷冰冰的计算使人们最大限度地感受到，圣埃克苏佩里所感叹的生命价值是何等的深不可测。恐怖袭击中的遇难者的价值要根据他们生前的经济产出来确定，因为他们死了，不能继续这种经济活动了。美国的《侵权法》使用这种手段确定受害者的伤害补偿金额，不过对于受害者家庭实际经历的损失来说，这实在是一种扭曲。

有些遇难者家属用五花八门的计算标准企图证明他们的亲人价值比别人的高。一位寡妇说，她36岁的丈夫去世给自己带来的损失远大于新婚丧夫的年轻女人。另一个则说，她丈夫是慢慢死去的，当时他用手机不停地打了很多电话，因而比那些一下子死去的人受了更多的罪，理应得到更多赔偿。“9·11”恐怖袭击事件受害者家庭补偿基金引发了两种意见的碰撞：一面是受害者家庭成员对逝去亲人价值的主张；另一面则是大众的观点，生命固然可贵，但赔偿金额总应该限定在合理的预算之内。事情的结果肯定是大家都不满意。

费恩伯格后来写了一篇关于这项工作经历的回忆录，题目是：生命的价值到底有多大？他在文中建议，如果以后国会再次起草这一类赔偿法案，应该规定所有受害者的赔偿金额一律相同。他写道：“无论是股票经纪人还是洗碗工的家庭，都应该从美国财政部领到相同金额的支票。”

也许国会这样做的部分用意是避免富人与航空公司的诉讼纠纷，其实这一点根本行不通。后来果然如此，98个最有钱的受害者家庭决定放弃赔偿金，转而与航空公司打官司，希望得到更多的赔偿。这样做虽然要花一大笔律师费，还要等更长的时间才能拿到钱，但是他们最终得到的赔偿确实更多。几年以后，有93个家庭与航空公司达成了协议，平均的赔偿金额是500万美元。法庭、政府管理者、保险公司等都在不断复制费恩伯格的那一套计算方法。政府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