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的趣味-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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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并未摧残传统部门，反而使其更有竞争力，更趋向现代化（页17988）。
第8章：对华投资的外在因素。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其它落后国家不同，外贸占国民所得的比例甚小，最高时只有12％，对外依存度甚低。1867年，鸦片、纺织品占进口总额77％，1842年的茶叶占出口总额92％。到了20世纪，除茶叶外（茶叶对中国国内经济并不很重要），没有单项产品占出口总额的10％以上，可见项目很分散。落后国家的某单项产品，都占出口总额50％以上，中国与其它殖民地的经济背景很不相同，没有出口品过度集中的现象。
外资只有很少部分用在出口业，大部分投入铁路、矿业，很少投入茶、丝、农产品。因对外依存度低，国际行情波动并不大会影响中国经济。进口多是制成品，中国是国际行情的接受者（price　taker），而不是行情的决定者（price　maker）。虽有桐油、钨、茶、丝独占国际市场，但占出口比例太小，国际行情的变动影响不大，也不影响贸易条件。虽然国际银价下跌，汇率的变动使出口有利、进口价格上涨，但因进口货多为消费性制品，反而使国内自制率提高，减少进口，增进投资，能把储蓄引入投资市场。中国的外贸在18641937年间，只有六年无贸易逆差，但这些差额在国际收支帐上，已被各国对华的投资，以及政府贷款弥补而抵消（页189210）。
第9章：摘要与结论。本书第1章的内容是1937年之前，外国对华投资的概述，其时间、地点、数额、形式及范围，并说明数据来源及方法。第2章叙述中国政府向外借款的数额、条件、使用情形、分析其利弊、中国政府的负担，以及贷款国间的政治瓜葛与对华的影响。第3章叙述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历史、数额、所投资的行业，以及各项经营机构的背景。
以上三章是中外经济关系简史，并作为以下各章分析的背景。第4章分析外资对华活动的影响，提出各项问题，供以下各章解答。一般认为外国在华投资额甚大，第5章证明外资在华的投资额不大。本章分析资金流动、利润转投资率、利润率等因素，证明一般说法缺乏根据。第6章说明外资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一般认为外资有碍中国经济趋向现代化，破坏传统经济部门。本章就外资比例、对华影响、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关系，分析双方相互得利，反而有助中国经济现代化。
第7章说明外资对华社会、技术的影响效果，以及对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国民所得的正负影响。第8章说明外在因素对华的影响，如出口结构、国际汇率、行情、贸易条件、外国资金对华的投资情形，证明外资对华的实质利益，大于表面的害处。第9章将上述各章所得结论摘记，提出研究的结论。
综合本书所述，可以得到几项要点，证明外资确实对中国经济现代化有帮助。
（1）中国尚有自主权，外商仅在通商口岸及租界有自由经营权，内陆的矿业与航业仍受严格限制。中国传统部门及广大的内陆市场，并未受到外资破坏，反而受益不少。
（2）以每人分得的外资额per　capita计算，1936年只有US8，比率太小，对国民所得影响不大，这和其它落后国家完全不同。
（3）列强真正的投资额并不高，主要都是从盈余转投资，很少把投资利润汇回本国，造成中国经济枯竭的现象，这和其它落后国家不同。中国可耕地少，人口稠密，文化社会根深柢固，不是列强有兴趣大量投资的新殖民区。虽然各国贷给中国政府的款额不少，但多用为军费、赔款，直接投资经济部门的比例有限。
（4）根深的文化、社会习俗、消费偏好，使得外来的消费品接纳力低。加上国民购买力低，通商口岸的新设制造业利润不理想，有坚强的传统部门在竞争，中国政府管制又严，外籍企业虽挟其雄资、技术、政治特权，但获利有限，影响国民经济不大。
（5）外资占国民所得虽少，但触发导引中国经济现代化之功却不可没。尤其在观念、技术、经营管理上，更开阔了华人眼界。也因此外侵而促使中国政府决心现代化，尤其受日本的刺激最深。政府的努力成效虽不彰，但已起了领导作用，创造有利投资的环境。
（6）外资引进的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不仅不相克，还能互相提供技术、机器、原料、劳工。各占市场，相互得利，现代部门破坏传统部门之说不成立。
（7）中国对外依存度甚低，最高时也仅12％，自主性甚高，和其它落后国家受殖民母国绝对影响的情况不同。SingerPrebishMyrdal的吸光理论，在中国并不适用。外资对华的全盘性影响很难计量算出，也非此书范围。单就经济层面来说，本书的结论认为：外资对华经济现代化确实甚有贡献，提供资金、技术、经营制度；不但未摧毁传统部门，反而贡献良多；虽难免损及某些传统行业，国人心理上有被侵略之感而反外，也易直觉地认为外资有害中国经济，而忽略其实质利益，但其启导之助，国人实自享之。

3结语
开发中国家要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受到资本累积及技术的障碍甚大。引进外资与技术帮助起飞，是必要的方法。台湾战后经济能迅速发展，得助外资之功已是定论（参阅黄俊隆〈外资与台湾经济发展之研究〉，政大国际贸易研究所硕士论文，1977）。
侯教授证明近百年来外资对华的贡献，以外国侵略中国经济的观点，并未能和本书一样，举出数据和理论证明。本书要证明此段时期外资在华活动，有助实质的发展，所以在写作方法上，先假设这项结论，而后找出相关证据与学理，证实假设为真。著作引用的数据、数据相当可靠，推理过程都可与论点配合，相当有说服力。在求证过程中，叙述此时期的中外经济关系简史，作为本书后半部分析的素材。第4章提出欲证实的假设问题，由6、7、8章逐一解答，编排顺序甚有逻辑条理。
比重上，前三章占90页，几达全书正文的二分之一，稍为过分详细。例如第3章关于银行业、矿业、制造业的叙述，略显冗长。第4章以后较精简，惟第8章的贸易条件说，虽然精采但稍过详细，可能这是著者发表过的文章之浓缩：“The　Terms　of　Trade　of　China；　18671936”（参阅书目页282）。
本书的优点是：
（1）列举、引用相当多的实证及学理数据，推翻一般对此问题的错误看法。这些理论与数据都相当可靠，有说服力。
（2）各章节编排有条理，注释资料严谨。
（3）本书是「此理得证」式的写法，找证据来支持假设。若推演过程与数据数据无误，就不易引起争辩。本书出版至今十余年，尚无强有力的反说。著者能客观运用数据，分析可靠性，不会专找有利的证据，而忽视反面说法。
若能再详述下列几项说明，会更有力。
（1）一般人会直觉地问：难道列强在华的经济活动，是想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帮助，而非想从中得利？难道不想尽榨取中国的财富？这个答案在书内未曾说明，试答如下。外人原本想榨取中国财富，但正如本文（第9章：摘要与结论）所述，这些原因使得列强的对华投资，并未像在其它殖民地区一样，得到相当的投资报酬。列强在华的经济行为，很有效地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这是列强对华投资时，所受的客观条件限制，并非他们不想榨取。在列强的经济「侵略」下，中国所受的帮助却「意外地」大于损失。
（2）著者仅在导言中，略述持外资对华经济侵略者的看法。若能将这些说法更详尽的归纳，列举其观点，说明其论点与根据何以不正确，比较本书论说与其它看法的异同，将会更具说服力。在经济发展学理方面，仅在导论中述及一般的「吸光」理论，以及在第7章双元经济中，提到一些相关理论。也许著者认为，这些理论已够支持本书论点，况且本书目的不在讨论这些学理，对研究历史的读者已相当足够。但对研究经济的读者，若能较有秩序、深入的理论，说明中国与其它落后国家基本形态的差别，在说理上会更完美。
（3）可能是印刷上的小错误：页198著者对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　的定义为PiPe　（进口价格与出口价格之比），而页270　注47的定义却相反。
（4）页97算出1936年外资总额约为34。83亿美元，若当时中国人口4。5亿，以per　capita算，每人分不到8美元。著者也许只是要指出，外资在华的数量以每人分得额来算，比其它落后国家少很多。但这种算法并无实质意义，因为外资在沿海通商口岸，画了一条经济界线，隔成现代与传统两部门。广大的内陆人口，除了铁路和部分矿业外，与外资几乎毫无关联。所以用per　capita来算，并无实质意义。
关心此问题的历史学者，认为中国近代的发展，即使抽掉帝国主义的激发因素，即使中国仍停留在闭锁经济，其内部仍会自行改变，不一定要藉助或归功于外来势力的影响。中国当时内在的经济、社会力量，也一定会促进畛域观念的融消，与大群意识的产生（何炳棣（1966）《　中国会馆史论》页114）。
我们不必过分强调外来影响，因为西方经济势力的入侵，并未真正「开放」中国市场。外来势力只占据商业化程度最高、市镇经济最发达的几个区域，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并未使原来「华美隔绝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外汇通联属之天下」。外来的经济势力，沿着海岸通商口岸，画出一条「新式花边」的经济边界。这条边界内侧的传统部门，仍是「华美隔绝」。
有些学者认为，1930　年代农村经济破产的主因，是外国经济侵略。另有些人过分神化外来力量，对中国各种现代化的帮助。侯教授对外资与中国经济发展，提出正面效果的证明，并未有价值判断的色彩（参阅刘石吉〈清代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镇的兴起〉，台大历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组硕士论文，1975年6月，页16、1089、1357）。
侯教授也提出好几项值得研究的问题，如：近代内战、外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何？外资介入对社会、文化、心理、政治的影响如何？各国情况有何异同？可比较中、日及东南亚诸国的情形。文化、宗教、社会、家庭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为何？中国主政者对西方经济侵入的反应与决策如何？他们的经济思想为何？（参阅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可了解晚清政治人物的经济思想，以及外资在华活动之对策理论根基。台北华世出版社1975年影印，书末所附书评甚精采。）清末民初留学欧美者，受西方经济思潮影响，他们返国后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为何？（参见汪驹一着：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921949）。这些经济政策正如冒出海面的冰山，欲探其根源，仍应研究其广深的思想背景。研究此时期的经济思想，才能更了解中国对经济入侵所采对策的来龙去脉，史实才可得理论印证。
原刊于1979年6月《中兴大学合作经济系刊》
2008年4月3日修改文字　

附录2
李明珠论华北饥荒






Lillian　Li　（2007）：　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s1990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xix＋520pp。

中国经济史学界，早已熟知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