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的趣味-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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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仓库
以上两项数字，告诉我们一件难堪的事：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欧洲人为了赚黑心钱，不顾道德毁了华人健康，吸走大量白银。1840年之后，虽然有林则徐这类的抵制，但一方面吸食鸦片已蔚为风潮，二方面鸦片的高利润，吸引华人把进口转为自产自销，继续自我残害。
接下来要看的两项统计数字，年代还是1879与1906，但主题从前述的供给面，转到消费需求面，看看哪些人在哪些用途上，消费了多少鸦片。

表1　全国鸦片总消费量估算（1879）

人口中的％
总人数
（百万）
每人吸食的两数
（1两=3。78公克）
全国总吸食量（担）
（1担=133。3磅=1。6万两）
（1）　医疗用途
男
女50
3060
30
以每人每年吸食4两计算
25；000
（2）　节庆日
男
女50
2560
30以每人每年1两计
5；625
（3）个人吸食女性（偶尔低量）44。8以每人3天吸食13两计12；166
（4）中度的经常性吸食者

轻度的偶吸者0。5

150。6

18以每人每日1两计

以每人每3日25两计13；687

54；720
（5）中度的吸食者
6
7。2

4。8
1。2

1。2
以每人每日25两计

每人每日1两计
每人每日2两计
43；800
27；375

54；750
（6）重度吸食者
1
1。2
0。7

0。5每人每日5两计

每人每日8两计79；844

91；150
总计



408；217担

表1是推估性的，先不论各项数字的精确度。以这种方式估算的总消费量是408；217担，比之前说过1879年的总供应量423；236担，大约少了1。5万担。在这么大的国家与人口下，1。5万担的推估差距可以接受。接下来对比1906的数据，也是推估的。

表2　全国鸦片总消费量估算（1906）

人口中的％
总人数（百万）
每人吸食的两数
全国总吸食量
（1）医疗用途
男
女60
4081
54
每人每年4两计
33；750
（2）节庆日
男
女70
5094。5
67。5每人每年2两计
20；250
（3）个人吸食女性低度偶食者
8
10。8
每3日13两计
27；375
中度吸食者

2

2。7
每人每日1两计
61；594
男性低度偶食者
20
27
每3日25两计

82；080
中度经常性
12
16。2

12。6
1。8
1。8
每人每日25两计

每日1两计
每日2两计
114；975
41；063
82；125
重度吸食者
1。8
2。4
1。4
1。1每日5两计
每日8两计159；687
182；500
总计



805；399担

1906年时，全国的鸦片总消费量约805；399担，这比1906年的总供应量813；990担，少了约8；500担，推估的准确度相当可以接受。表2和表1有几件主要差异：（1）总人口增加约0。5亿；（2）女性吸食人口大幅增加；（3）全国的总吸食量大约增加1倍。
以上的数字告诉我们，难怪中国会有东亚病夫的说法。每年不知花了多少钱在鸦片上，换来的是脸庞凹陷、步伐蹒跚、瘦弱无力、眼神呆滞。在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法则下，若不铁腕禁绝鸦片，这个民族必然自掘坟墓。这些是我们常听到的说法，但有人提出不同的见解。

鸦片吸食者
（1）不要低估鸦片的医疗功能，在表1表2内，每年的需求是2。5万到3。37万吨之间。鸦片对止痛、退烧很有帮助，尤其对偏僻乡村的老病幼儿更不可少。现代社会提供的癌症止痛和各种止痛剂，每年不知要消耗多少吨。20世纪之前，鸦片是方便、普遍、相对廉价的重要医疗物，通称为土药。
（2）表1与表2也可看到，真正的重度吸食者，以人口数来看当然有好几百万，但在4亿人口中的比例，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现代社会里，药物上瘾人口的比例，应该不会远低于20世纪之前有鸦片上瘾性者。
（3）表1与表2内的总消费量中，有一大半是用在非重度上瘾者的偶尔吸食，并非全国人人皆鸦片鬼，从早到晚鸦片枪不离手的人间地狱。有许多负面形象，是为了禁绝鸦片所做的过度宣传。
（4）重庆的传教士做过调查，在3百位建筑工人、木匠、体力工作者中，只有5、6人吸鸦片。在188393年间，上海警察局的男性犯人中，有21％吸鸦片，女犯人中有8％。这表示吸食的普遍度，没有印象中那么高。真正重度的上瘾者，在人口比例中不超过2％。
（5）国内大幅种植鸦片的原因，有一项主要因素是财政性的：地方政府可以增加税收，各地军阀靠种植与贩卖鸦片，来筹措军费与行政费用。

参考书目
Newman；　R。K。　（1995）：　“Opium　smok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29（4）：76594。

附录1
《外资与中国经济发展》读介






书名：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8401937
著者：侯继明教授（Chiming　Hou）
出版：1965（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台湾虹桥书局影印
页数：共360页，分导言、本文9章共222页、附录图表8页、注释40页、书目、词汇24页、索引10页

1前言
鸦片战争后列强势力侵入中国，以帝国主义的方式，想使中国成为殖民地或次殖民地。这种情形，在经济行动上最引人注目。列强在华的投资与贸易行为，一般认为有碍中国经济发展。这是个争论不已的问题，侯继明教授运用多方面的资料，以客观的态度，佐以理论上的证明，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外资有助于中国经济趋向现代化。
因为外资的投资利益，大都再转投资于中国，中国企业家也因而兴起。传统的经济形态仍占绝对优势，外资在基本产业上的比例甚小，出口也未呈现不均衡发展。若以非经济的观点，来看外资在华的活动，而忽略外资对华经济实质上的贡献，则易失之过偏。外资对华的影响不仅在经济层面，对政治、社会、心理也有影响，但不在本书的范围。
本书的研究时期，从1840鸦片战争至1937七七事变中日战争爆发。著者认为此项研究，可以更了解中国在这段期间复杂的社会变迁，也可藉此项变迁模式，了解其它开发中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变迁。本书是著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扩充而成，资料以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所藏为主，所附的书目相当齐全，提供这方面的研究者明确指引；脚注也很详细，并附52个图表。

2各章介述
导言。列强入侵后，对华的经济活动一般认为有几项害处。（1）破坏农业，传统工业不易生存。（2）外国企业将在华投资及不平等贸易的利益所得汇回本国，造成中国经济枯竭。（3）藉外国政府之力与竞争优势，压迫中国企业，使其无茁长机会。（4）在政治、心理、社会、道德上造成不良影响。持此论者，未必对外资与中国经济发展有深刻认识，易陷入因其它影响（如政治、民族自尊心）而产生的情绪反应。
但也有经济理论支持此说，如SingerPrebishMyrdal的吸收理论，认为出口贸易的利益，会被投资国攫取吸光。但此理论亦受批评，且中国的背景与其它被殖民的国家不同，效果亦相异（参阅原书页5）。著者在导言中，简介中国政府、民间、学者间，对外资的不同观点与看法、基本理论的差异，说明本书各章的内容及要点。
第1章：各国对华投资简介。鸦片战争后，列强在通商口岸设工厂，虽然清廷未准，但亦无奈，直到马关条约后才正式合法化。列强在中国投资消费产业的原因，大约是：中国进口关税提高，且逢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口困难，尤其是棉纺业。通商港的水电、公共汽车等公用事业，因外侨居住而兴起，也开扩了华人的眼界。
著者引用的资料，以Remer教授的统计与日本东亚研究所的统计为主，两者虽因方法、目的而略有差异，但可靠性仍甚高（页105）。各国对华投资以英国最多，1929年在上海的投资，约占其总额的77％。1930年日本在南满的投资，约占其总额的63％。日本的投资以运输为主，其中以南满铁路最重要，1930　年占投资总额的23％。各国对华的投资，以运输最重要，矿业比例甚小，制造业以棉纺为主（页168）。俄国对华的投资，81％用在中东铁路，以外蒙及东北最多，1930年时占97。7％，俄国对华贷款比例不大。法国以云南铁路为主，收入多作为天主教传教用，如办教育。美国在1922年通过The　China　Trade　Act后才对华投资，数量不大，以船运、贸易、固定资产为主。
由此可看出，列强对华的初期直接投资，大都是用来建筑Max　Weber所说的「最具革命性的建筑」：铁路。俄、日、德、法、英都在中国筑铁路，中国因领土被侵入所引起的反外心理，也是其来有自。
第2章：政府的外债。中国首次向外举债，是1861年东南各省因大平天国之乱而向外商借款。186782年左宗棠平回疆之乱，也向英国银行借款，但数额都不大，期限也很短。1893之前几乎全是军事目的，18948的借款，则为对日甲午战役之赔款。18991911年间的借款，90％用在建铁路。至二次世界大战为止，国内盈余多用在地区性的建设，铁路则多靠外资。
自首次向外借款（1861），至七七事变（1937）为止，借款的44％花在军事费用，赔款对象也以日本为主。军事贷款多用于军饷、购置武器，反而无余力建设军事武力。行政费用借款，多用于支付贷款利息、政府费用，只有少数用在教育、修黄河、购买小麦棉花。工业借款以电话电报为主，数额情况类似。相对地，印度的外债有80％　　90％用来建筑铁路。1893年之前，借款多由在华外商提供，之后由外国银行介入。1914年之前，以英德法为主，以后以日本为主（页2330）。
清廷向外举债负担甚重，利息平均约5％，尚须付银行佣金0。5％、其它费用和汇率变动之风险。一次大战前，以关税及盐税抵押，大战后多为无抵押贷款。1925之前，铁路贷款尚能偿付，后因内战天灾而无法偿付（约40％）。加上国际银价下跌，政府收入以银为主，而以黄金偿债，更显窘迫。如上所述，外资多用于铁路，但盈利率甚低，191736年平均约3。3％，而日本南满铁路却高达25。5％。铁路的经济贡献，是减轻运输成本，刺激各项工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但盈利几乎等于应付利息。
当时清廷国库收入的43％，用来支付对外赔款，只好鬻官募款，但仍不足。此种窘况，直到1930年代国民政府财政改革后才好转。若不向外举债，或许内战可以减少，但政府活动也会受到限制，可能要提高税收来挹注。这段期间，中国是世界贷款的大客户，各国争相争取，提供最有利条件，中国也从竞争中得利。不久，各国银行集团采联合政策，共享中国贷款市场利益，维持势力均衡（页469）。这种外债牵涉甚广，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政治意义重于经济意义，且多用在非生产用途，以债养债，直到二次大战仍是重大负担。
第3章：各国对华的直接投资。外国在华设置贸易公司，最早是葡萄牙人在1511年，就和中国有贸易关系。1910年以后数目大增，到1920年代共有290家，以英国最多也最重要，有144家。这些公司对中国的外贸成长有相当贡献，但也操纵中国的对外贸易，从中获取巨利，压低出口货价，提高进口货价，都带有独占的性质。1842年五口通商后，为应外贸之需，需有融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