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的趣味-第4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镎撸纾捍蠓蛟唬骸赣罚 褂肺从Γ蠓虿凰担魃挥σ病�
六种身分的参与者当中，最高的是丞相（车千秋），他在141篇内共发言4次（2％），他在4259篇中缺席，未发言。他的随属丞相史（有数人），在上篇中发言12次（5％），在下篇内未出席。御史大夫桑弘羊在上篇内发言77次（32％），下篇36次（41％）；他的随属御史（有数人）在上篇发言11次（4。5％），在下篇8次（9％）。文学在上篇发言79次（37。5％），下篇43次（50％）；贤良在上篇内有59次（24％），在下篇应有出席但未发言（0％）。若从上下篇合计的329次发言数来看，最多的是文学122次（37％），其次是御史大夫桑弘羊113次（34％），贤良59次（18％），御史19次（6％），丞相史12次（4％），丞相车千秋4次（1％）。以上的统计，是以每段计算一次。
丞相车千秋的发言次数最少，一方面是他的政治成熟度与个性，二方面因为他是会议的主席，发言的次数少也合乎会议常情。然而，车丞相的角色并非无关紧要，其实他发挥相当重要的功能，只是做得清淡，容易被人忽略，另见文末附录〈车丞相的重要发言〉，内有举例说明。
桑大夫的发言次数不少，159篇内共113次（34％）。在此不易综述他的发言手法，但大致可以说，他对经史与历代掌故相当熟悉，论点精准锐利。桓宽称许桑弘羊的表现：「然巨儒宿学恧然，不能自解，可谓博物通士矣。」（〈60杂论〉）。他单人舌战群儒，在141篇内可以说是不分上下，相互僵持。但是在4252篇内，桑大夫虽然斗志旺盛，但也渐露不耐，时常会把论点扯离主题，熬到〈52论功〉之后，就把话题转到〈53论邹〉、〈54论灾〉、〈55刑德〉这类较意识形态的题材。而他最在意的匈奴问题，也就因而不了了之。在4254篇中，全都是桑大夫一个人和文学双方在争执，到了〈55刑德〉的下半篇时，桑弘羊已因厌倦而放弃对话（「大夫俛仰未应对」），改由他的属下御史接手和文学再战。御史和文学从〈55刑德〉的下半篇，一直论战到〈58诏圣〉的下半篇才结束（「御史默然不对。」）之后桑大夫接着辩下去，但文学仍不肯松手，所以到了〈59大论〉时，「大夫怃然内惭，四据而不言。」双方既然僵持不下，桑弘羊就说：「请与诸生解。」结束了这场会后会的争论。
文学的人数和发言次数相当多（159篇内共122次，37％），内容虽然缤纷，但立场大致相似：反官营、反独占、反奢靡、主宽刑、反对讨伐匈奴、反对社会性的所得不均。贤良的人数较少（8人），发言次数也少（59次，18％）。这59次的发言，有不少集中在〈29散不足〉（计34段），原因是王利器把贤良大论散不足的事，依文句分成了这么多段落。若把贤良在此篇内的发言只算成一次，那么他们在全书中则只发言26次（9％）。桓宽对文学和贤良的评价很高：「舒《六艺》之风，论太平之原。智者赞其虑，仁者明其施，勇者见其断，辩者陈其词。…斌斌然斯可谓弘博君子矣。…推史鱼之节，发愤懑，刺讥公卿，介然直而不挠，可谓不畏强御矣。」（〈60杂论〉）。
丞相史和御史都是随从，他们的发言立场有两种形态：（1）帮上司解危，（2）缓和争论的场面。他们对政策性的议题较少触及，可论性较低。所说的论点，也多在重述桑大夫的旨意（尤以御史为甚）。但也有精采的场合，例如〈23遵道〉到〈26刺议〉之间，丞相史意图为桑大夫解围，但也饱受文学的流弹攻击。另一个例子是在〈26刺议〉内，文学毫不留情地对丞相史说：「子非孔氏执经守道之儒，乃公卿面从之儒，非吾徒也！」然后「丞相史默然不对」。20 桓宽对丞相史和御史的评价很低：「若夫群丞相史、御史，不能正议，以辅宰相，成同类，长同行，阿意苟合，以说其上，斗筲之人，道谀之徒，何足算哉。」（〈60杂论〉）
为何在〈42击之〉到〈59大论〉这下半部内的讨论，显得秩序井然，而且在态度比上半部141篇更和平理性？那是因为在会后会里，桑弘羊希望文学和贤良，能支持他要讨伐匈奴的主张（详见第四节），而文学和贤良对桑大夫却已无所求（当初所诉求的盐铁问题在〈41取下〉已有定论），所以可以从容反驳桑弘羊。在第四节可以看到，桑大夫和文学用11篇（4252）的长度，激烈争辩是否应该讨伐匈奴。但因为文学坚持不让，桑大夫气得把话题转到表面上看来不相干，且无实质政治、经济、社会主题的〈53论邹〉、〈54论菑〉等问题上。简言之，4259篇的题材其实只有一个：是否应讨伐匈奴，这才是桑大夫要召开会后会的主因，可惜碰了一鼻子灰。
3会后会的问题
要辨清有无会后会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解释〈42击之〉第一段的不合情理：「贤良、文学既拜，咸取列大夫，辞丞相、御史。」以下分几点解说此段所产生的困扰。
（1）从与会者的角度来说，既然御史已辞，他就不应该再出现，但从〈55刑德〉的倒数第二段起，御史竟然出现了，直到〈58诏圣〉的倒数第三段，才停止发言（「御史默然不对。大夫曰：…」）。再说，御史是大夫桑弘羊的属下，既然桑大夫出席，则御史也应出席才对，所以御史其实未辞。况且，御史的地位并不很高，若要退席，也不应该和丞相车千秋用同位格的「辞」，用「退」即可。所以这段话可能是由于其中尚有逸文，或是学者在断句上的不当。
我们认为，这段话应该到「辞丞相」就结束了。「御史」这两个字，应该和下一段起头的「大夫曰：」合在一起，成为「御史大夫曰：」。这样比较讲得通的原因，是因为既然有了会后会，而桑弘羊又是官位最高者，所以由他带头发言是合理的。再说，既然是会后会的首次发言，所以用他的官职全称「御史大夫」来描述，也是合理的。或曰：〈01本议〉的首次发言是文学，但也没称他们为「文学高第」，所以硬要把〈42击之〉的大夫，说成应该是全称「御史大夫」才正确，似乎有点勉强。这或许是有点勉强，但总比「辞丞相、御史」这句话所产生的两项矛盾合理多了：（a）在官方用语上奇怪；（b）御史其实有出席，并未退场。
（2）比较麻烦的是「咸取列大夫」这句话。很有可能在〈42击之〉的开头有逸文，才会造成后世读者的困惑，但也有可能是由于传抄的错误。有一种可能的断句法是：「贤良、文学既拜，咸取（通「聚」）列。」（因为〈60杂论〉里有「咸聚阙庭」这种用法）。21之后的句子是：「大夫辞丞相。御史大夫曰：…」。依照这种断句法，「大夫」这两字就重复了。我们也可以把全段读为：「贤良、文学既拜，咸聚庭，辞丞相。御史大夫曰…」这样读起来就畅顺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正式的会议是始元六年（81 BC）二月召开的，那么会后会是在同年的几月？会后会的时间，应该是在始元六年二月到七月之间。二月的会议结论是：「请且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41取下〉），此奏已上，而昭帝之诏并未立刻传下。所以可能有一部分贤良和文学还留在京师候讯，桑弘羊就利用这个时机召开会后会。另一个设想是：可能在五、六月。上官桀用假造的燕王旦上书来倾害霍光，这项阴谋在那时已破露，昭帝开始怀疑上官桀那批人。这件事一方面会逼桑弘羊想利用召开会后会讨论伐匈之事，来挽救政治危机的压力；另一方面，朝廷发生这件大事，所以昭帝迟延到七月，才下「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的诏书（「秋七月，罢榷酤官，…」）。
4匈奴的问题
武帝时因与匈奴火并，以致两败俱伤。在武帝、昭帝之际，汉朝经过休养生息，已稍恢复活力。为何在4259篇中，双方有11篇（4252）大论讨伐匈奴之事，而在141篇中，却只有3篇（12、16、36）和匈奴相关？
如果4259篇是会后会的记录，那么既然丞相和丞相史不参与会后会，依官阶而言，应该由桑大夫主导会议。桑弘羊在〈42击之〉的第一段，就把主题带到匈奴问题上，主张采取攻势：「今欲以小举击之，何如？」他的用意大概是：既然在正式的会议内（141篇），对铁税和酒税两项已作出让步，所以希望文学和贤良，能在伐匈政策上投桃报李。
昭帝初年，匈奴对汉朝的威胁已弱，为何桑弘羊对伐匈之事这么积极？主要是他已经意识到，昭帝和霍光想铲除他的政治势力。如果能够把全国的注意力，转移到讨伐匈奴上面，若有小功，说不定还可以借机翻身重导国政。这是藉外乱以平内危的手法，没想到文学完全不给面子：「地广而不德者国危，兵强而凌敌者身亡。…方今县官计，莫若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计其难，弊所恃以穷无用之地，亡十获一，非文学之所知也」（〈42击之〉）。
这种厌战的气氛，是自从李广利全军覆没后，已在朝野弥漫，所以文学才会向桑弘羊泼冷水。22然而桑大夫并不轻易放弃这项意图，和文学从〈42击之〉纠缠到〈52论功〉，互不相让。桑大夫的主张和论点一贯，例如：「匈奴无城廓之守、沟池之固，…上无义法，下无文理，君臣嫚易，上下无礼，…夫以智谋愚，以义伐不义，若秋霜而振落叶，…」（〈52论功〉）。文学的反战态度也坚定如一：「匈奴车器无银黄丝漆之饰，素成而务坚，…车省而致用，易成而难弊。…一旦有急，贯弓上马而已。…群臣为县官计，皆言其易，而实难，是以秦欲驱之而反更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轻用也。…」（〈52论功〉）。虽然桑大夫的姿态和要求都不高（「今欲以小举击之，何如？」），但文学毫不假以辞色。
《盐铁论》下半部的18篇内，就有11篇在激辩是否应该讨伐匈奴。若说下半部是桓宽臆造，他何必让双方拉扯不清，反复地各自表述？以他的反桑立场和反战的见解，如果真要臆造的话，只要丑化和矮化桑弘羊即可，不必要让他有机会大发议论。以下再分三种状况析论。
（1）如果宣帝时期（即桓宽着撰此书时）匈奴的问题严重，国人讨伐匈奴的意愿必高，文学也应无反战心理。桓宽若以臆造手法，用反战的观点撰写下半部，岂不是自绝于国人？桓宽在全书内的立场，都是在支持文学和贤良的论点，可以说是反战派，那么他又何必臆造4252篇，大谈讨伐匈奴的事情？所以，很有可能真的是有会后会，而且桑大夫一开始，就把主题导入伐匈问题，然而文学却坚定地反对，双方相持不下。
（2）相反地，如果宣帝时的匈奴问题不严重，桓宽以臆造手法，用反战观点来讥评桑大夫的主战思想不当，这样说才比较合理。所以关键就在于桓宽撰写时，匈奴问题是否严重。《汉书？宣帝纪第八》说，本始二年（72BC）夏之后，「匈奴数侵边，又西伐乌孙。…凡五将军，兵十五万骑，校尉常惠持节护乌孙兵，咸击匈奴。」有一种见解认为，汉军此时虽然无法抓住匈奴的主力，但常惠和乌孙兵已足够应付匈奴。此时的匈奴对汉朝已非大患，只是骚扰而已。若匈奴问题真的不严重，那桓宽何必耗费4251篇的精神大论此事？
匈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