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的趣味-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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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1866
1640年之前，普鲁士的税制是由各地区领主征收，这有三项缺点：没效率、不公平、做不好。为什么在16401806年间，能有这么大的转变呢？学界对这个问题有不同见解，其中最为人知的论点，是以社会学大师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8641920）为代表的诠释：普鲁士的税制组织已经官僚化，因而比领主的无制度性税收有效率。
他们认为普鲁士的税制有5项特点。（1）官员有明确的阶层，由高一职级的，监管下一职级。（2）明订官员的责任与权利义务，在这之上有国家级的行政法律来规范。（3）官员的等级依才干与考试分派，而非行政性的指派。（4）官员有终身职的保障，不可任意解职。（5）官员有固定的货币薪资（而非实物），退休后有养老金。
腓特列二世（174086在位）
韦伯认为欧洲各国的政府结构，在17世纪初期，虽然已有世袭制和官僚制的混合体，但普鲁士的优势，在于官僚制特别突出，已有现代国家的官僚体制。有些学者反对这种说法，认为1718世纪的普鲁士还相当中央集权，但同时也开始发展官僚体制。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共同的问题是：官僚化就会让税制效率化吗？
韦伯认为官僚化之后，会比君王领主制「有更优异的效率」，但也有人批评，他把官僚行政过度理想化。要反驳韦伯论点，最有力的证据是：普鲁士的官僚化，是在17941810年间完成的，而在此之前，税制己经改革得相当有效率，两者之间并无因果关系。税制的效率化，是在16401786年间，以缓慢线性的方式进行：在164088年间有初步改革，16881713年间受到挫折，171340年间重回改革轨道。这些都在行政体系官僚化之前就已完成。
更明显的证据，是腓特列二世1786年逝世后，税制效率有过激烈的衰退，而此时的官僚体系早已完成。简言之，官僚化与税制效率并无因果关系。腓特烈二世时期，打过几次耗费高昂的战争，去世时国库还有5。1千万Thaler（塔勒，旧德币，1塔勒=3马克），这是前任国王Frederick William一世（171340在位）遗款的6倍。
韦伯的「官僚说」与史实不符，但因影响广泛，反而成为主流见解。现在大家已理解到，官僚体系有许多不效率的地方，所以要解释普鲁士的税制效率，必须回到历史实境找寻原因。其中最简捷有力的论点，是腓特烈二世时期，发展出一套既不受官僚体系约束，又更能有效控制税务官员的手法。为什么普鲁士能建立出独特的效率税制？
以经济的结构来说，普鲁士并不适合发展出有效率的税制。主因是原有的封建制度根深柢固，其次是经济比其它国家落后，第三个原因是交通与运输条件不佳。普鲁士在17世纪时，从领土和人口上来说还是个小国家，中央税务署和各地税务局的连络，至少要好几天，甚至要好几个星期。18世纪时，普鲁士的国土大幅扩张，但交通与运输的进步跟不上，因而在税收上造成许多麻烦，加上各地封建势力的抵抗，税收成本明显增高。
过去的税收基本上是包税制：中央要求各省每年上缴多少金额，各省收到命令后，要求各县每年上缴多少。各县再向各乡镇要求上缴额。各地的实际税收额，与实际上缴额之间的差额，就是各层级的盈余。普鲁士税制的一项特点，是只对城镇课税。为何不对农村乡间课税？因为地主大都是有权有势的贵族，必然会团结抗税，所以把税源集中在抵抗力较弱的城镇工商业与居民。这样的简化有好处：可以大幅精简税务机构的组织与人员规模：18世纪时有3千位税务人员就够了，和同时期的欧洲各国相较，实在是「少得惊人」。
普鲁士有何秘方？这些论点较难用数字左证，分述如下。
（1）普鲁士国王对各阶层的官员有直接控制权，有人称之为王权制，也有人说这是「朝廷的绝对主义」。这种王权制大约始于1640年，终于17941806年间。1806之后取而代之的，是由法律条文规定的现代文官制，也限制了君王对官员的指挥权。在财政效率最佳的16401806年间，两位国王直接控管各级官员，腓特烈二世甚至还亲自处理税务。要发挥「朝廷的绝对主义」，必须有两项前提：（1）国土面积不大，人口不太多（小国寡民）；（2）国王的雄才大略。为何1806年之后就无法发挥「绝对主义」？因为普鲁士的领土，在强大的军国主义下扩张3倍，人口增加10倍，税收的效率跟着下跌。
（2）税务官员的薪资，以专业考试和业绩考核为基础，目的是避免无能的冗员（降低成本），增进税收效率。税官的主要招募来源是退役荣民，雇用这些受过军事训练，尤其在战场受过伤的退役者，有几项好处：（a）忠心耿耿，愿意接受国王指派。（b）以雇用替代免费的荣民福利，公私互利。（c）荣民人数众多，容易挑选有才干者。（d）荣誉感较强，不易被贿赂腐化。（e）荣民之间有军队的关系基础，可相互牵制掌控。这些优点让普鲁士的税收成本大幅下降：每收到100元，只需付出13元，在1764年时全欧洲最低。
（3）组织上采取阶层制，各层级的官员有明确工作业务，同职等的官员，可在各地轮调。绩优者往上调升，绩劣者向下调配，制度灵活不僵化。
（4）监控系统明确，国王与中央级官员，可直接监管税务组织，另派督察人员暗中访察。各阶层之间相互监督，目的在打破派系，减少集团贪污，以及因单一主管所造成的监控缺失。
（5）在官僚体制内服务的优点，是有稳定的薪资与工作保障，但主要的威胁是被撤职查办。前面提过「朝廷的绝对主义」，这是惩罚税务官员的主要手段：相当任意也相当频繁，腓特烈二世在174086年间，开除过14的省级税务长官。严厉的好处是贪污率很低：在鞭长莫及的时代，严厉是必要手段。在官僚体系尚不完备的时代，官员无法有效自保，只好让统治者为所欲为。还有三种制裁方式：高额罚金、处死刑、没收财产。
官员有统一薪俸，整体而言待遇不错：高阶官员的年收入约有400到800 Thaler，低阶的有20到70（平均约40）。高薪的目的是「养廉」，否则贪污会严重化。高薪的另一个风险，是就业权没保障，长官或国王有任意裁撤权。如果税收的业绩超过目标，缴库后的剩余还可分红。
如果上述的做法那么有效，为什么1804年之后，要改为对官员较有保障的官僚体制？主要原因是客观条件的改变：从19世纪初起，欧陆的交通与运输有重大改善，从前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监督不易的状况，已变成讯息传递快速的状态。这样就不必让官员分红养廉，文官的职位有法律保护后，朝廷的绝对主义相对萎缩。另一项原因，是普鲁士的领土扩大3倍，人口增加10倍，经济快速成长，税源变多变大变广，人治的成份逐渐由法治取代。
参考书目
Kiser； Edgar and Joachim Schneider （1994）： “Bureaucracy and efficiency： an analysis of taxation in early modern Prussi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 （2）：187204。
39长子继承制是日本战前经济成长的阻碍？
学界过去认为，资本、土地、劳动才是经济成长的要素。1960年代后逐渐理解到，软件面恐怕也相当重要，例如宪法是否奖励经济活动、专利法是否能有效保障新发明。日本在第二次大战后有惊人的成长，但为何从19世纪末的明治维新到1940年之间，没有类似的经济奇迹？现在发现有一项重要因素：战前的农业部门成长不足，几乎是停滞的局面。
为什么会这样？主因有两项：（1）农业部门的资源被扭曲了，没有发挥应有的经济效率。（2）农业部门的资本累积不足，导致起飞困难。如果这两项障碍不存在，战前平均每个工人的所得，不致于只有美国的33％，应该可以提升到美国的50％。接着要追问：是哪项因素造成上述的两项障碍？答案可能是：父权制下的长子继承制，迫使长子留在农业部门，不能自由转入城市与工业部门，造成农业部门的资源无效率，以及资本的累积不足。
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1885年时大约1；400万，占全国就业总数的64％。奇怪的是，这1；400万农业就业人口，一直维持到1937年都没改变。虽然农村移往都市的人数，在18851937之间不断增加，但为什么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这么稳定，不会随着都市与工业部门的增长而减缩？这种奇异的稳定，和其它新兴国家很不相同。背后必然有非经济性的因素，让愈来愈无效率的农业部门，维持固定的就业人数。战前的农业技术，不属于「规模报酬递增型」，若一直维持1；400万的就业人口，农业部门的资源必然会被扭曲而无效率。
在新兴经济里，城乡（或农工）两部门的边际产出必然不同。如果资源可以自由流动，应该会有一边（城市的工业部门）会愈来愈壮大，另一边（乡村的农业部门）愈来愈萎缩。经济体内的资源（资本、劳动、技术），会流向效率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战前的农村就业稳定，背后的非经济性障碍（即自我设限），应该不是法律性的（否则政府会排除它），而是习俗性的。
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这项障碍是长子继承制呢？日本是个服从性高的国家，有长子继承家业的观念，但有什么总体（宏观）的证据，来解说战前农业部门的特殊稳定性呢？有一项较间接的证据：战后的民法修正后，长子就没承袭祖业的义务与经济动机，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立刻大幅下跌。单是这点恐怕说服力不足，以下做较全面的铺陈与分析。
若从平均每个工人的所得来对比：（1） 1885年美国工人的所得约是日本的3。4倍，也就是说，日本工人的所得大约是美国的13（或33％）。（2） 18851940年间，日本工人的收入，稳定维持在美国的30％50％之间。（3）战后日本经济急速起飞，19471972这25年间，日本工人的所得增长5倍；（4）到1990年代初期，美日工人的所得已相差不到20％。这4点说明：18851940这半世纪间，有个奇怪的因素，在阻挡日本经济起飞。
再回到前面解说过的农业就业人口，现在用较具体的数字来表达。1885年时稍微多过1；400万，这个数字长期而言持续下降，但到1940年时，也比1；400万少不了多少。简言之，战前农业就业人数非常稳定。但在194050年间，这个数字从1；400万不到，成长到将近1800万。可能是因为在战争期间：（1）都市人口疏散到乡间；（2）工业部门就业困难；（3）农村部门粮食较充足。较特别的是，1950年之后，这条就业线以45角度下滑，2000年时只剩下230万左右。
为什么农村就业人口，在战后会下跌这么快？或者反过来问：为什么农村就业人口的下跌，要晚到1950年才出现？农业不是技术进步快速的部门，亚洲开发中国家的农村，边际生产力早就「小于零」。这表示就业人口过多，早就该被推向都市部门、工业部门、海外。日本政府必然早就看出这个问题，知道经济要起飞的前提，就是农村部门要「减肥」（减除多余的就业人口）。但为什么没去做，或做不到？
东京大学的Fumio Hayashi（林文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