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的趣味-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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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何在？Eichengreen（1992）和Temin（1993）提供各种面向的统计，在此只需提出黄金俱乐部会员国的物价同步变化即可。若把1929年英美德法的物价都设定为100，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在192932年间，这四国的批发物价指数同步下跌，在192930年间还几乎重迭。要到了1932之后，因为各国的对策不同，物价走势才有明显的不同走向。
举个反例。前面说过，金本位国家的币值，必须和黄金价格密切连系（所以称为固定汇率），中国在银本位下，币值与国际金价无涉，等于是采浮动汇率。好处是什么呢？192932年间，金本位国家物价大幅下跌30％至40％时，中国的物价不但不跌，反而高升25％。
Peter Temin
就算中国在193235年间，终究逃不过国际低迷的影响，物价的跌幅也只比1929年时低15％左右，灾情比金本位国家轻多了。所以穷有穷的好处，富人住在摩天楼虽然让人羡慕，一旦发生强烈地震或无情大火，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穷人住在小平房，大火地震时容易逃脱。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一心想加入黄金俱乐部，但外汇不够改采金本位。解决的办法就是发动甲午战争（1894），痛打中国一顿，要求大量赔款，才够本钱买西装领带加入列强的金本位行列（1897）。加入之后没多久，就碰到19148年的大战，金本位制停摆。1925年跟着英国回复金本位，6年后（1931）又随着英国脱离金本位。我们应该问日本经济史学者：在18971931这35年间，日本这么辛苦地加入、停摆、再加入、又脱离金本位，值得吗？日本如果没参加金本位，1929年大恐慌时，灾情应该会减缓许多。
参考文献
Eichengreen； Barry （1992）： Golden Fetters： 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1919193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i； Chengchung and Joshua Jrshiang Gau （2003）： “The Chinese silver standard economy and the 1929 Great Depression”；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3（2）：15568。
Officer； Lawrence： “Gold standard”（：eh。encyclopediaarticleofficer。gold。standard）。
Temin； Peter （1993）： “Transmiss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7（2）：87102。
22烟赌娼应该公营吗？
陈水扁先生当选台北市长后，宣布要禁绝色情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没有人真的认为这件事会成功，知道只会让色情地下化、管理困难化、性侵害严重化。《庄子？胠箧》内有几句话，可用来评论这种做法：「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烟（毒品的通称）赌娼这三件事，古今中外皆有，这种与人类同生死、共存亡的事，怎么可能一声令下而禁绝。
烟赌娼不能禁绝，只能走向良性管理，我觉得荷兰的色情业管理很好。1980年代初期，我常有机会去荷兰，熟悉阿姆斯特丹火车站附近的红灯区。各国的观光客都有，男女老少结伴观赏橱窗女郎，没有难为情也没有尴尬。不同肤色、各种年龄的性工作者，每人有个房间，内有暖气，穿三点式，灯光柔和诱人。消费者从落地窗看好对象，礼貌地推门进去谈价钱。成交后放下窗帘，路人会心一笑；若没成交，礼貌地说声再见。
阿姆斯特丹火车站附近的红灯区
我的意思就这么简单：台湾有限的警力，不要花精力抓烟赌娼，愈抓愈多，愈抓愈勾结。不要拿道德来评断烟赌娼，那是基本人性，公开化、透明化、管理化之后，对社会的好处一定胜过禁绝化、地下化、污名化。
以下是荷兰把爪哇（印度尼西亚）鸦片公营化的成功故事，我很同意作者的结论：把毒品交易公开化，或许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不道德。毒品公开化就像荷兰的色情业：供需地上化、价格合理化、管理政府化，反而会使整体吸毒量减少，这才是终极目的。
吸食鸦片
荷兰东印度公司（VOC）从17世纪初起，就在东南亚活动。1640年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马六甲海峡之前，VOC的贸易规模很小。1640年之后，VOC就从印度买鸦片，卖到Batavia（现今雅加达）。鸦片的利润很高，但VOC无法深入印度尼西亚内地，1677年时和爪哇王谈条件：VOC有鸦片专卖权，若爪哇王要打仗，荷兰人就挺他。签了这个约之后，鸦片的销售量倍增。到了1795年，荷兰和英国战争，切断了鸦片的来源，VOC在四年后的1799年宣告破产。
1806年，荷兰东印度政府（Dutch East Indies government）自己进口鸦片，拍卖给各地方政府，由中间商加工后，卖给各地零售商。从下面的表格可以看出，鸦片收入对殖民政府财政的重要性（金额单位是百万荷兰盾guilder）。
年代
殖民收入
殖民支出
盈亏
鸦片收入
18161835
497
527
30
46
18361875
3；845
3；067
808
329
18761915
6；393
6；686
293
712
18161915
10；765
10；280
485
1；087我们只需看最下面那行：18161915这一百年间，殖民爪哇的总盈余是485百万盾，如果没有1；087百万盾的鸦片收入，殖民政府就要亏损将近600百万（即6亿）盾：鸦片是爪哇政府的金鸡母。
前述的鸦片营销体系，基本上是「政府进口、民间经销」，以课税为主旨（taxfarm）。殖民政府一方面想禁鸦片（因为有害健康），二方面又想大赚黑心钱，在政策上就摇摆不定：又想提高鸦片价格来抑制消费（以价制量），这是好事；但提高价格又会减少收入（这是坏事），也会诱使更多的鸦片走私（也是坏事）。同一时期，英国和美国都有反对买卖鸦片害人的浪潮；荷兰国内在1890年有过一次大争辩，至少有十位国会议员主张全面禁绝。
在诸多压力下，殖民地的鸦片制度重新调整，由鸦片局（opium regie）独占进口、提炼、销售的管道。做法是政府供应鸦片，价格统一固定，目的是打击走私、减少犯罪、降低贪污、减少消费量，维护殖民地区的健康。这套做法其实是法国人想出来的，1881年在中南半岛实施，由政府提炼后卖给大盘，再由地方零售商经销。荷兰记取法国失败的原因，排除当地华人介入当中盘商和零售商，改由政府人员从头到尾全程主控。
1893年荷兰国会批准鸦片局正式运作，设在财政部之下。1894年9月1日先在爪哇沿海外的Madura岛试办成功后，在爪哇逐区试行。鸦片局经过十年努力，在19034年间，才全部掌握殖民地的鸦片产销体系。1905年时，鸦片局共有630位工作人员，1913年时超过1千人。主要的成果是：质量统一化，走私大幅减低，消费者要先登记（执照化）才可购买。
具体的成果有哪些？（1） 1895年鸦片局成立前，鸦片消费量每年约4万公斤，鸦片局成立十年内，消费量大减到3万公斤。（2）每公斤的鸦片价格，从800盾左右降到5百多盾。（3）查获的走私量与查获次数，都锐减到原先的15。（4） 鸦片局供应的质量提升，价格稳定，市场纠纷减少。（5）鸦片局不以利润极大化为目的，销售的同时也举办减少鸦片消费的活动。
如果我们能从历史学到一点「教训」，荷兰在爪哇的鸦片政策告诉我们：不要禁绝烟赌娼，那是不可能的事。为什么不干脆公开化，让大家看个清楚，让政府把这三大产业纳入管理，让它们「去污化、地上化、证照化」。荷兰的鸦片政策告诉我们，这些原本「见不得人的商品」，在公营管理之后，总消费量会减少，价格会下跌，走私会减少，质量更可靠。
参考文献
van Ours； Jan （1995）： “The price elasticity of hard drugs： the case of opium in the Dutch East Indies； 192338”；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3（2）：26179。
van Luijk； Eric and Jan van Ours （2001）：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policy on grug use： Java； 18751904”；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1（1）：117 ＇For ment and reply； see 2002； 62（4）：111625＇。
van Luijk； Eric and Jan van Ours （2002）： “Drug use and drug policy”；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58（4）：57693。
23谣言？盲从？挤兑
地球上运动速度最快的是光，在电子邮件还没发明之前，第二名是谣言：台北还没确定的消息，在北美华人圈内早已人尽皆知了。谣言蔓延的管道，在没有发明电话和电视之前，主要是靠耳语。谣言的严重后果就是盲从：在信息不完整或不对称的情况下，在担心后果严重，又没有足够的信息供判断时，只好跟着别人做同样的反应。
谣言无日不在，无所不在，没有人能逃得过，就算不相信也会七上八下。曾参的母亲听三个人说她儿子杀了人，虽然认为不可能，但终究还是相信而逃跑了。我小学四年级时，同学盛传某天晚上是世界末日，我没有能力判断真假，但看大人照旧过日子，从此就不太受谣言的困扰；但是到了55岁，还是避不掉耳语的诱惑。
谣言耳语
经济生活里的谣言耳语非常多：每天都有人在报明牌，说哪支股票怎样怎样，说哪家企业传闻跳票，电视上的股票分析师，更是强力的转播站。这些每天都上演的事，反而很难用精确的数字来掌握。2000年12月号的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刊登一篇论文，以爱尔兰裔的银行挤兑为例，显示在特定族群内，特别容易产生谣言、耳语、跟风（一窝蜂）、狂热、恐慌。其实盲从跟随的情形，在农民选择作物、大学生选课、抢购物资这类的行为上，都是常见的事，只是不易有确切的量化证据。
构成谣言耳语的前提，是有一批人构成一个「讯息网络」（information work participants），而这批人所组成的社会网络（social work），又和地缘（例如洛杉矶的华人社群）有密切关系。这些人对危机与恐慌的反应，会出现几种代表性的模式，各自吸引不同反应的人，形成跟风行为（herd behavior）。历史上最有名的经济盲从，是17世纪在荷兰发生的郁金香狂热。其实盲从与跟风，古今中外无时没有、无地不存在，只是规模大小形态不一，基本性质是相通的。
这篇故事的主轴，是纽约市曼哈顿的Chambers街上，有一家银行叫做The Emigrant Industrial Savings Bank（EISB），1854、1857年发生过两次恐慌性的挤兑。这家银行的主要客户，是爱尔兰裔的移民，其中有不少最近几年才抵达美国。银行有可能倒闭的谣言传开后，在不同族裔、不同职业、性别、移民年资长短、收入高低的顾客当中，引起不同程度的恐慌。本文的两位作者，运用存在纽约市立公共图书馆内的EISB银行微缩胶片（microfilm），把与客户相关的各项数据键入计算机。
恐慌性挤兑
他们得到一项预料中的答案：谣言的传布、盲从的反应、挤兑的客户群，和地缘（爱尔兰裔）有高度密切相关。这些有共同反应模式的人，大都来自爱尔兰的同一地区，到美国之后上同一个教堂，把钱存在同一家银行。我有点困惑：这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