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第5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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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呢，让着一点吧。
臣以为吕夷简身为大臣，久在相位，不能为陛下外消兵革，内安百姓，致使二敌交结，中国忧危，兵民疲劳，上下困乏，贤愚失序，刑赏不中，朝廷纪纲，几至大坏。筋力已衰，神识昏耗，岂能更与国家事？他身体好的时候都让国家败坏如此，况且在病中？夷简病废，应当闭门自守，不交人事，若有报国之意，凡事即合公言，令国政之臣，共同商议，岂可暗入文字，惑乱圣听？他自动遗忘，本来赵祯是有此意的，虽让吕夷简罢相，但着吕夷简参议军国大政，可被君子党们一篇篇奏折，将这个权利也拿下。总之，欧阳修比较笨拙，倒是史上的司马光言不合行，玩得才叫炉火纯青，这都是欧阳修带来的榜样力量。况且吕夷简患瘫风，手足不能动，有奏疏必难自己书写，其子弟辈若有不肖之人，可能作伪，或者漏泄，于体不合。臣闻任贤勿贰，去邪勿疑，让中外群臣各伺其职，不可令无功已退之臣，转相眩惑。
吕夷简听到三封奏折后，将吕公著喊进卧室，说道：“著儿，你昔日说我打压异已，做得不对，可看到今天的朝堂？”
吕公著迟疑地说：“对事不对人……”
吕夷简一笑，说道：“真要对事不对人，老夫倒也罢了。不过你先生倒很是想仅对事，而不对人……所以诸人弹劾老夫，老夫心中多有不平，但唯有郑朗弹劾老夫，老夫虽困窘，但没有生气。可是事是人做的，想对事而不对人，是何其的艰难。他虽撰写中庸，还没有真正悟出中庸之学的奥义。你将他这本中庸再看看，多想一想。”
“先生没有写……”
“他没有想出来，怎么能书写，不过老夫听他的仁义，说了仁与义，利己与利他，人性善恶，颇为欣赏。正是因为这种中庸，老夫才再三在陛下面前推荐举此子。若论才华，范仲淹与韩琦那一人没有才华，然缺少这种中庸之道，所以不能担当国家大任。可惜老夫看到此书，悟通此书，也为时颇晚，否则能做得更好。”
孔夫子没有多写中庸方面的东西，那个中庸是夫子后人所撰。但中庸之道贯彻着夫子精神。这个中庸不是难得糊涂，而是一种调节，从易经到论语，再到礼记。多处能看到这种调节的存在，有人将它列为三分，但三分仅是中庸的一部分，其实分析起来，真的很浩大。宋朝文人隐隐察觉出来，朱熹曾仔细论述，可没有将它的真实面貌写出来。过了宋朝，儒学沦为教条的八股文章，就很少有人认真反思了。直到后世，一些人将中庸翻出来，可写得也不大正确。
真正详细而合理论述中庸，郑朗乃是前后世第一人。
年少，还是没有写好它，比如就事论事。这是好的，利于公正的评价一件事正确与否，这隐然有上古士大夫的精神。但是人，总有自己的眼光，例如李世民，用人之道有几人及李世民，魏征在世时，将魏征当作镜子，及候君集谋反，要挖魏征的坟墓，及高丽让国家元气大伤，又后悔自己不听魏征的话。这便是以人论事。
以人论事。会带着偏面观，欧阳修他们更是以人论事，这是倒退。可又有谁能做到真正的以事论事？
就象利他主义者，极端的利他主义者与以事论事，皆会带来不好的负作用，不过人的内心自私一面始终占据主流。所以社会需要雷锋，需要利他主义者，需要以事论事，这是一种调节之道。
再延而伸之，集权主义国家容易产生**，那么想办法使政权透明化，让社会与百姓监督，减轻专权所带来的**，那么集权国家的好处便能发挥出来，若有什么国策，因为少了争议，更利于执行。
若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两党争执，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情况会少一点，可因为争执，不利于执行国策，那么想办法使争执减轻，转向互相监督作为，但在议论国事上不能攻击对手，团结一致，那么民主制所带来的相应清廉便能发挥出更大的优势。
再比如宋朝的冗官与臃肿，虽然预防权臣产生，官场风气比其他朝代略好一点，但政令不畅，那么尽量的精兵简政，使政令畅通无阻。宋朝庞大的监督系统更能发挥良性作用。
这就是中庸之道。
有的郑朗察觉出来，但还没有系统的想，有的还没有想到。
吕夷简便想到这个以事论事。
“父亲大人，你是说虽以人论事，但最好偏向于以事论事？”
“著儿，你终于想明白哪，老父便是这个意思。世上没有绝对的事物，老夫忽然想到郑朗所说的法度，法便是框架，是面，度是在面里的调节，是点，但这个点不是绝对不动的。”
吕公著听了有些头晕，吕夷简又说道：“以事论事与以人论事比法度更复杂，以事论事是好的，可事情是人做出来的，因此以人论事是法，以论事论是度。但欧阳修这些人将它颠倒过来，你说阴阳颠倒是好事还是坏事？就是老夫以前也没有这么暴戾啊。著儿，虽中庸你也参与撰写，可延伸出来的东西，你先生没有写出来，你们当时年幼更不会想到。好好想一想，一旦将它真正悟通，那么就可以做大半个贤相了。”
“是。”
“替我写一份辞呈吧，说我病老，请陛下放过我，让我真正致仕，闭门不问政事。写得委婉一点，要让陛下知道允我真正致仕，是对我的保护。”
“喏，”吕公著开始书写辞呈。
吕夷简无所谓，关健是为了他几个儿子着想，若不退让，马上这些君子们就要狠狠踩自己的四个儿子。四个儿子未成长起来，一旦让欧阳修等人弄得身败名裂，以后仕途会彻底结束。
赵祯看到吕夷简的辞呈，心中五味杂陈，授吕夷简太尉致仕，朝朔望及大朝会，并缀中书门下班。后面的是肯定，实际吕夷简最后一点权利全部收了回去。
欧阳修大喜过望，但没有完，于朝会上又盯着一人，枢密副使任中师。吕夷简倒任布，于是荐任中师才不在任布下，这才召为枢密副使。欧阳修会不会放过此人。
老任乃是一个老好人，看到欧阳修眼光不善，于是上书道：“臣老矣，家本是曹州人，请求陛下让臣知曹州，得养晚年。”
欧阳修，你别看我，俺自己退，省得你将我泼了一身脏水后下台。
欧阳修开心了，但他正一步步将新政推向无底的深渊……！
四百七十五章 放（上）
吕夷简也未必真正理解了中庸，非但吕夷简，孔夫子同样对中庸恐怕也是懵懂，隐隐知道它的重要性，但没有真正想明白。郑朗亦是如此，他现在也没有心思去想中庸。
关规着时局，心中一声叹息。
本采庆历新政可以走得更远，不管怎么说，它的和和措施在纠正着宋朝一些弊端。而且时机大好，国家困难，赵祯再次奋发向上，甚至配合改革，默许了君子党对各个大臣的打击：吕夷简在家中养病，权利逐一交出，所谓的小人党倒下一棵最大的树，没有带头的人，包括晏殊在内，晏殊能是谁的对手？
郑朗没有倒晏，否则借着议和的当口，便可以将晏殊从容的弄下台：
是大好时机，只要大度一点，将诸位大臣团结起来，包括王拱辰、贾昌朝在内，也会附首配合的，夏竣不高兴，他一人能跳翻天吗？但是……
郑朗没有劝，谁听你的？赵祯劝，都未必劝动这十几个人。况且自己。
逼急了，狗都咬人，况且这些人又有谁是好惹的，能不反扑吗？
他想度身事外，可他是当乾宰相，怎么可能？很快也陷入其中，而发生争执的对象却是他的好友之一，富弼。
群盗入侵金州，金州知州王茂先贪生怕死，打开城门放盗匪入城，于是义军洗劫州库，将钱帛散及其党与贫民，又将兵器逐一带走。但王茂先不能这样说，一说自巴准得去岭南，上奏开始撒谎，说我城中只有二十四兵，防御不敌，败走城外，导致群盗入城。俺反抗过，不能怪俺，更不能将俺以通敌罪流放岭南。
富弼信以为真上书说，西贼未叛之前，虽有盗，但不敢杀官：现在贼公开入州城打劫使三四十州遭害。以前也有入城情况，都是夜晚偷偷入城，现在白天公开入城，擅开府库，其势日盛。不防备不行，金州只有兵士二十四人，才使聪盗生心：请于京城于一要害处增兵，为诸州声援。
这篇奏折郑朗不在意仅是一处驻兵不会产生多少冗兵。但接下来富弼一份奏折引起郑朗的强烈反弹（这篇奏折文字相当优美放在作品相关里，大家有空去看一看）。
先说西边用兵，导致骚动天下，物力穷困，人心怨嗟，朝廷缺少财力抚存，于是沦落为盗。这句话颇得郑朗欣赏的。然后说了盗贼的危害，又说前日曾上剿子奏请于京西选择要害数州，屯聚兵马，以为诸处声援。这里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从一处变成数州：又说盗贼势大的另一叮，原因，是各地官员不力，请朝廷用人。这个郑朗不管。又说了盗贼势大的第三个原因，皇上仁德，但守旧弊法，不进贤才，使陛下仁德不能感化百姓，处置次第，导致贼满天下。臣每念于此，不寒而战。
不用说得那么恐怖，不是让你们改了吧，放手让你们改，你们看那一个大臣不顺眼，马上就退罢此人，还要怎么着？
这个郑朗还是不管。
所以不能偷安芶且，只求天幸，要改革，要用人，转运使、知州、知县皆要用良吏，守护城池，安集百姓，又得要郡所屯之兵，掎角救应：再次说到这个要郡屯兵。
这份奏折给了赵祯很深刻的应象，于是以后不舍裁兵，而且在京西、京东、江淮陆续的增加禁军了
郑朗呈上一奏，在奏折里说道，之所以盗贼多，用兵使财政苦，加上灾害接踵而来，这才产生大量盗贼。又有官员怯弱无能，使贼势猖獗。京西有兵，多集中在洛阳以东，孟州、郑州、滑州、许州、陈州一带，一备契丹，二拱卫京城。京西路往西兵力是很少，但不是没有，襄州二营、邓州四营、汝州有十营！随州一营、商州一营，近二十营军队，况且还有大量厢军与衙役，盗贼起事之初规模并不大，多是几十人，请问这些官兵与衙役在哪里？
盗贼进入金州，金州兵力是很少，可盗贼数量同样很少，仅几百人，金州有城门有城墙，有衙役，还有百姓，大户人家的仆役，还有守城的武器，王茂先在干什么？开门迎贼，过份者，邓州顺阳知县李正己不但开城门迎贼，还备鼓乐，远迎数里之外敲锣打鼓，欢迎盗贼进入顺阳城作患。请问他们什么时候反抗过？或兵少，无昊寇泾原路，四万大军兵临渭州城下，渭州城中仅有两千余兵，岂不是兵力更少，西贼岂不是比盗贼更加凶悍，那么是不是要开城门投降？
增兵能解决问题？增再多的兵也没有作用！相反，驻兵越多，冗兵越重。冗兵重，导致兵士多，国家就无法善待，冗兵重，无法选良将，军队苛剥之事会更加繁多，冗兵重国费增加，百姓负担更重。谈两者是兵士沦为军贼重要原因，后者是百姓沦为盗贼原因之一。
国家正在裁军，行疏导之策，弼为什么俄行逆施，采用堵塞之法？说不能因循守旧，这是何为？
不是增兵的问题，关健是朝廷怎样才能培养出来一支堪能使用的军队，而不是让军队成为酒袋饭袋之辈。将富弼一顿狠批后，又提出一个请求，划许他出兵陕州。
陕州三门盗匪劫粮，欲断陕西粮道，用心极恶。只要朝廷粮食不能到达陕西，饥民扩大，义军才能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