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配角演义 (完结)作者:马伯庸 txt下载[出书版]-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门龅搅饲袄醋杌鞯穆碲铡�
关于街亭之战，史书记载都十分简略。《三国志·明帝纪》只说：“右将军张郃击亮於街亭，大破之。亮败走，三郡平。”《三国志·张郃传》：“（合）遣督诸军，拒亮将马谡于街亭。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合绝其汲道，击，大破之。”《三国志·诸葛亮传》：“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合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合所破。”《马谡传》：“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合所破，士卒离散。”《王平传》：“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大败於街亭。众尽星散，惟平所领千人，鸣鼓自持，魏将张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资治通鉴》所载材料不出前引内容。
综合上面各项记载，可以整理出街亭之战的大致脉络：对于张郃大军的出现，马谡并没有选择依城死守，而是将部队移往南山——也就是海拔两百米高的麦积崖——进行防守。王平对此屡次进行规劝，但是马谡并没有听从，结果被张郃切断了水道，导致全军崩溃。幸亏王平在后摇旗呐喊，张郃怕有埋伏而没有深入追击，蜀军才免于被全歼的命运。
这里就有几个疑点。首先一点，马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的决策其实并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街亭位于魏国纵深之地，本身又是小城，可以想象其规模和坚固程度并不适合固守，何况狭窄的关陇通道到了街亭这一段，就豁然变宽到2公里左右；以马谡的兵力，在这种宽阔地带下难以与张郃的五万大军相对抗。如果他不舍城上山，而是当道扎营，无险可守，很可能会输得更惨。
《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书》：“是时朝臣未知计所出，帝曰：‘亮阻山为固，今者自来，既合兵书致人之术；且亮贪三郡，知进而不知退，今因此时，破亮必也。乃部勒兵马步骑五万拒亮。’”也就是说，张郃自洛阳开出的时间，与诸葛亮自祁山进入陇西的时间大致相当。洛阳距离街亭约700公里，而祁山距街亭约400公里；但是魏军走的是境内坦途大道，而蜀军则是在敌境之内，要花时间占领西县并确保该地区无残余的魏军干扰补给线，然后方能继续北进，所以张郃和马谡抵达街亭的时间相差应该不会太长。换言之，马谡未必有时间去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而这对于坚守是绝对必要的。
于是可以想象，马谡抵达街亭后的数日之内，张郃的增援部队就已经逼近街亭。马谡认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构筑工事，于是果断决定全军移往麦积崖扎营——或者说他从一开始就预见到在街亭大道驻守的难度，直接将大营扎到了山上。
这并不意味着让道于敌。马谡即使在大道旁的山上扎营，张郃也不敢继续朝陇西进军，马谡随时可以切断他的后路，并威胁他的侧后翼。因此张郃的唯一选择就只有先消灭马谡，然后再西进——但是马谡驻守在麦积崖，有险可守，想消灭他绝非易事。也就是说，马谡的“依阻南山，不下据城”只是选择了一个更容易防守的地点罢了，对于“阻援”的战略目的并无什么不利影响。
唯一的问题，就出在水源上，这个是马谡失败的关键。《张郃传》说是“绝其汲道”，《王平传》说是“舍水上山”，两段记载略有些矛盾。按照后者的说法，马谡舍弃水源而跑到山上去——很难想象身为军事参谋这么多年的马谡会忽略水源问题。从陇山“上有清水四注”的地理特点来考虑，或许在其驻扎的高处或者不远处存在着水源，因此马谡才得以放心上山扎营。小说中就取这种可能性，而历史上真实如何则难以确实。
无论是“舍水上山”还是山上本来就有“汲水之道”，总之在街亭战役一开始的时候，这条水道就被张郃切断了。究竟张郃是如何切断的，以及马谡为什么对此没考虑周全，无法从史书上查到。小说中我将其设计为因为王平与马谡有矛盾，没有保护水源反而自己逃走，导致全军覆没。这是基于一种可能性的想象，没有史料予以佐证。
总之，马谡在街亭被击败了，张郃的大部队进入了陇西地带，对蜀军形成了极大的威胁，而且关陇通道畅通之后，曹魏的后续部队可以源源不断地开进。蜀军倾国之兵不过十万，若形成消耗战的局面就等于必败；因此诸葛亮在一得知街亭战败后，为避免陇西成为蜀军的绞肉机，不得不下令全军撤退。蜀汉的第一次北伐就此落下帷幕。
【关于马谡的结局】
马谡的结局在《三国志》中的记载有些疑点。
《三国志·诸葛亮传》载“戮谡以谢众”，《资治通鉴·卷七十一》云“（亮）收谡下狱，杀之……亮既诛马谡及将军李盛，夺将军黄袭等兵”。这两处记载与一般的看法相同，认为马谡是因街亭之败而为诸葛亮所杀。
而《三国志·马谡传》里却说：“谡下狱物故。”有网友文章考证：《汉书·苏武传》载“前人以降及物故，分随武还者九人。”注：“物故谓死也，言其同于鬼物而故也。”王先谦补注引宋祁曰：“物，当从南本作歾，音没。”又引王念孙曰：“《释名》：‘汉以来谓死为物故，言其诸物皆就朽故也’。《史记·张丞相传》集解：‘物，无也；故，事也；言无所能与事’。案宋说近之，物与歾同，《说文》：‘歾，终也’，或作殁，歾、物声近而字通，今吴人言物字声如没，语有轻重耳。物故犹言死亡。”可见这里对“物故”的解释就是死亡，囊括诸死因。
至今日本仍旧有“物故”一词，特指去世，也是古汉语遗留下来的一点痕迹。
而在《三国志·向朗传》中却写道：“朗素与马谡善，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还成都。”
也就是说马谡的结局，光是《三国志》中就有三种说法：处死、狱中死以及逃亡。
不过仔细推敲来看，这三者并不矛盾。这三个说法也许是同一件事在不同阶段的发展。马谡可能是先企图逃亡，被抓，然后被判处了死刑，并死在了监狱中。
从“朗知情不举，亮恨之”这一点来看，马谡逃亡的时间发生于蜀军从陇西撤退之后，而且他逃亡的目标并不是去私下找诸葛亮——也许他打算北投曹魏，或者准备直接南下成都找后主与蒋琬说情，不过这一点现在已经无法确知。总之马谡非但没有主动投案自首，反而绕过了诸葛亮企图逃亡。
但即使有向朗帮忙，马谡最后还是被抓住了。接下来就是诸葛亮的“戮谡以谢众”。虽然文中说是“谢众”，但未必意味着公开处决。考虑到马谡的身份，诸葛亮也许采用的是“狱中赐死”这类比较温和的做法，然后将死亡结果公之于众。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马谡首先被公开判处了死刑，但是“判罪”和“行刑”两步程序之间还有一段间隔的时间。就在这段间隔时间里，马谡因为疾病或者其他什么原因“物故”。因此在法律程序和公文上他是“被戮”，而实际死因则是“物故”（小说中就采用了这一种可能性）。
无论是病死还是赐死，根据前面考证，都可以被称为“物故”。
【关于费祎】
吾友叶公讳开对于费祎其人有专题文章论断，此处就不赘言，请参看《暗流汹涌——也谈费文伟》。小说中的费祎性格就是参考此文而形成的。
【关于费祎遇刺事件】
《三国志·蜀书·费祎传》云：“（延熙）十六年岁首大会，魏降人郭循在坐。（费）祎欢饮沈醉，为循手刃所害。”
费祎被刺是蜀国政坛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蜀国自诸葛亮死后所采取的防御性国家战略再起了大变动，蜀国鹰派势力的抬头。这件事单从《费祎传》来看，只是一次偶发事件。但是如果和其他史料联系到一起，这起被刺事件就不那么简单了。
刺客郭循的履历是这样的。《魏氏春秋》说他“素有业行，著名西州”。《资治通鉴·嘉平四年》载：“（延熙十五年）汉姜维寇西平，获中郎将郭循。”就是说姜维进攻西平，虽然西平没打下来，但抓获了时任魏中郎的郭循。后来郭循归顺蜀汉，官位做到左将军。要知道，这可是马超、吴懿、向郎曾经坐过的位置，足见蜀国对其殊遇之重，不亚于对待夏侯霸。
但是这个人却并不是真心归顺，他终于还是刺杀了费祎。魏国得知以后，追封郭循为长乐乡侯，使其子袭爵。（《资治通鉴·嘉平五年》）
这起刺杀事件仔细推究的话，疑点非常之多。就动机来说，这不可能是魏国朝廷策划的阴谋。费祎是出了名的鸽派，他在任期间是蜀魏两国最平静的一段日子，几乎没发生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魏国正乐享其成，不可能刺杀掉他而让鹰派姜维上台，自找麻烦。
这也不可能是私人恩怨，郭循跟费祎就算有仇，他也不是神仙，不可能算出姜维什么时候会攻打西平，自己会不会被俘，被俘以后是直接杀掉还是受到重用等等。如果真的是因私人恩怨而刺杀费祎的话，不可能将整个计划建筑在这么多偶然之上。
而这两个可能都排除掉的话，剩下的最有动机杀费祎的人，就是姜维。
姜维与费祎的不和是众所周知的，前者是主伐伐魏的鹰派，而后者则是坚持保守战略的鸽派。在费祎当政期间，“（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可以说姜维被费祎压制得很惨。费祎死后，能够获得最大政治利益的，就是姜维。事实上也是如此，陈寿在《三国志·姜维传》里很有深意地如此记录道：“十六年春，祎卒。夏，维率数万人出石营。”短短一行字，姜维迫不及待的欣喜心情昭然若是，路人皆知。
换句话说，费祎的死，姜维是有着充分动机的。
而姜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姜维传》裴注里有载：“傅子曰：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修布衣之业。”就是说姜维这个人，对功名很执著，而且不像《三国演义》里一样是个愣头青，反而很有城府，好“阴养死士”。而郭循在众目睽睽的岁初大会上刺杀了费文伟，摆明了他自己就是拼个同归于尽，不想活着回去，这是标准的死士作风。
再回过头来仔细研究郭循的履历我们会发现，西平战役的发动者是姜维，捉住郭循的是姜维，把他抓住不杀反而送回朝廷的还是姜维。换句话说，郭循看似是偶然地被俘才入蜀，实际上这些偶然却是完全可以被姜维控制的——姜维有能力决定发动战役的时间、地点以及对俘虏的处置，这一连串偶然只有姜维能使其成必然。
这几条证据综合在一起推测，再加上动机的充分性，很难不叫人怀疑姜维在这起刺杀事件中是无辜的。
我们这些生活在后世的人，凭借残缺不全的史料尚且能推断出姜维有杀人的动机和嫌疑，当时的蜀国肯定也有人会怀疑到他。但是史书上的记载中姜维是完全无辜的，和这事丝毫没关系，这是为什么呢？
在《资治通鉴·嘉平四年》载有这样一件事：“循欲刺汉主，不得亲近，每因上寿，且拜且前，为左右所遏，事辄不果。”这一条记载很值得怀疑，因为如果真是郭循上寿时想刺杀后主而“为左右所遏”的话，那他的意图早在拜见后主前就暴露出来了，当时就应该被拿下治罪，怎么可能还会放任他到延熙十六年年初去参加岁初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