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第3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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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德宗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正巧这个时候，边防部队的一些将领纷纷上奏，说军队缺少马匹，要求朝廷拨给，可朝廷囊中羞涩，根本满足不了军队的需求。李泌顺势对德宗说：“陛下如果能用臣的计策，数年之后，马匹的价格必然会掉到现在的十分之一，到时候军队就不愁缺马了。”
德宗忙问他什么计策。
李泌说：“陛下要保证开诚布公，并且愿意为了帝国和百姓委屈自己，一切都从社稷大计出发，臣才能说这个计划。”
德宗面露不悦：“你尽管说，不必疑心。”
至此，李泌才和盘托出了他的计划：“希望陛下能够北和回纥，南通云南（南诏），西结大食、天竺，如此一来，不仅能使吐蕃陷入困境，马匹也很容易得到。”
不出所料，德宗一听脸就黑了。他瓮声瓮气地说：“其他三个国家，照你的话去办；至于回纥，绝对不行！”
李泌：“臣早知道陛下会作此反应，所以一直不敢提出来。但是为了挽救帝国的危局，回纥反而应该优先考虑，其他国家可以暂缓。”
德宗：“只有这个回纥，提都别提！”
李泌：“臣身为宰相，所说的话陛下可以不听，但不能不让臣说。”
德宗急了：“你什么话朕都可以听，唯独跟回纥结盟的事，只能留给子孙后代去考虑，只要朕活着，这事想都别想！”
李泌：“莫不是当年的陕州之耻，让陛下难以释怀？”
德宗：“对！韦少华他们因为朕的缘故受辱而死，朕岂能忘记？只可惜国家多难，没有机会报仇，但绝不能与回纥和解。这事到此为止，你别再说了！”
如果是别人，这时候必定会知难而退，但是李泌绝不会退。除非德宗砍了他的脑袋，或者罢了他的职位，否则别想让他住口。
李泌接着说：“害韦少华的人是登里可汗，而登里可汗就是被现任可汗合骨咄禄杀的，可见合骨咄禄替陛下报了仇，有功于陛下，理应接受封赏，怎么会和陛下有仇呢？”
德宗再次变色：“照你这么说，与回纥和解就是对的，朕肯定就是错的了？”
李泌：“臣为了社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倘若苟且偷安、一味迎合，有何面目去见肃宗、代宗的在天之灵！”
德宗盯着李泌的脸看了很久，最后软了下来，勉强说了一句：“容朕徐思之（你让朕好好想想吧）。”
李泌当然知道，所谓“容朕徐思之”只是德宗的搪塞之词，如果李泌从此不再坚持，就等于自动放弃这个计划了。
李泌会放弃吗？
当然不会。
接下来的日子，李泌一连十五次跟德宗提起这件事，却被否决了十五次！最后，李泌只好使出杀手锏，再次向德宗提出辞职。
德宗万般无奈，说：“朕不是拒谏，而是要和你讲道理，你何必动不动就要走人呢？”
李泌：“陛下愿意跟臣讲道理，诚乃天下之福！”
德宗：“朕可以委屈自己，但不能对不起韦少华他们。”
很显然，这是在找借口。李泌当然不会让这个借口成立。他说：“依臣看来，是韦少华他们对不起陛下，不是陛下对不起他们。”
德宗愣了：“怎么说？”
李泌：“当初，登里可汗还是王子（名为叶护）的时候，率部助我朝征讨安庆绪，肃宗只不过让臣在元帅府宴请而已，先帝（代宗）根本不出面。后来叶护几次邀请臣到他的军营做客，肃宗始终没有同意。直到回纥大军即将出征，先帝才跟他见面。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回纥人如同豺狼，举兵深入中国腹地，我们不得不防。陛下在陕州之时，年纪尚轻，韦少华他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竟让皇室嫡长子贸然进入回纥军营，而事先又没有和他们协商双方会晤时的礼仪，因此才让回纥人有了放肆逞凶的借口，这难道不是韦少华他们对不起陛下吗？纵然身死，也抵不过他们的失职之罪。”
德宗语塞，脸上的表情既无奈又尴尬。
李泌看在眼里，接着说：“当年克复长安时，叶护王子在香积寺大捷中立下大功，打算趁势劫掠长安，是先帝跪在他马前阻止，叶护才不敢纵兵入城。可见，受一时之屈辱而得以保全百姓，是完全值得的。后来叶护继位为登里可汗，再次举全国之兵南下，帮我朝平定祸乱，自然是趾高气扬、意态骄矜，所以才敢要求陛下向他行拜舞之礼，所幸陛下天资神武，不肯屈服。当时的情景，臣真是不敢想象，万一登里可汗强行把陛下留在军营，名为聚宴，实则软禁，只要十天，朝野必定震恐！所幸陛下天威所在，豺狼之辈才不敢过于放肆。随后，可汗之母斥退左右，亲自将一件貂裘披在陛下身上，并恭送陛下乘马而归。陛下，若将您的遭遇和先帝在香积寺的遭遇放在一起看，是谁受的屈辱更大呢？依陛下看来，是宁可忍受一时屈辱保全百姓呢？还是绝不忍受一己之辱，任由生灵涂炭、百姓遭殃呢？”
德宗彻底无语了。
在这个口吐莲花、辩才无碍的四朝元老面前，德宗觉得自己简直连话都不会说了。
当时，李晟和马燧也在场。德宗愣了片刻，转过头去问他们：“朕素来厌恶回纥，但是听到香积寺的事情，也觉得自己有点理亏，你们二位认为如何？”
李晟和马燧对视一眼，又瞥了一眼李泌，小心翼翼地说：“如果真的像李泌说的那样，回纥似乎可以原谅。”
德宗一声长叹：“你们都不站在朕这边，朕还能怎么办？”
李泌知道德宗已经妥协了。不过，为了不让皇帝太没面子，李泌赶紧把过错推给以前的宰相，说：“臣以为，回纥并不可恨，历来的宰相才可恨！譬如吐蕃，趁我国有难，出兵占据河西、陇右（今甘肃及青海东部）数千里之地，又悍然入寇京城，导致先帝蒙尘、銮驾播迁，此乃百代必报之仇！而过去的宰相不为陛下分析这些事情，却一味要跟吐蕃结盟，殊为可恨！”
德宗：“朕和回纥结怨已久，之前刚刚遭遇吐蕃劫盟，其后又屡屡拒绝回纥和亲之请，现在主动提出和解，就不怕被他们拒绝，并且笑话我们吗？”
李泌胸有成竹：“绝对不会。臣可以马上写信给回纥可汗，告诉他若想和亲，必须答应五个条件：一，向陛下称臣；二，向陛下称子；三，每次派来的使团，不得超过二百人；四，每次用马匹与我朝互市，不得超过一千匹（自肃宗年间起，回纥常常以数量庞大的羸马换取唐朝的丝绸，给唐朝财政造成了重大负担）；五，不得以任何理由挟持汉人出塞。如果回纥可汗这五条全部答应，陛下才许以和亲。如此一来，我朝声望必可威震北荒、震慑吐蕃，足以使陛下一平胸中块垒。”
要让一贯骄横的回纥人称臣称子，德宗还是觉得没什么把握：“自从至德年间以来，我们与回纥一直以兄弟之国相称，如今一旦让他们称臣，他们肯吗？”
李泌说：“他们早就想与我国和亲，而且臣与他们的可汗、国相向来关系不错，如果一封信谈不妥，不过是再写一封而已。”
至此，德宗没有任何话好说了，答应让李泌着手和亲之事。李泌立刻发信，没多久，回纥便遣使上表，不但称臣称子，而且五个条件全部答应。德宗大喜过望，对李泌说：“回纥人为何对你敬畏如此？”李泌一听，赶紧把高帽给德宗戴上：“这都是因为陛下英明，臣有什么力量！”（《资治通鉴》卷二三三：“此乃陛下威灵，臣何力焉！”）
德宗问：“回纥既已和解，接下来，该如何结交南诏、大食和天竺？”
李泌答：“跟回纥和解之后，吐蕃就不敢轻易犯边了。第二步，就是要招抚南诏。自汉朝以来，南诏一直臣属于中国。天宝末年，杨国忠政策失当，引起叛乱，南诏才投靠了吐蕃，可是吐蕃的赋税和劳役太重，南诏没有一日不想重为大唐的藩属国。陛下一旦将其招抚，便能切断吐蕃之右臂。此外就是大食，这个国家在西域的势力最强，其疆域东起葱岭（帕米尔高原），西至大海（地中海），国土近乎半个天下，但它和天竺历来仰慕中国，却世代与吐蕃为仇，臣自有办法同它们结盟。”
贞元三年九月中旬，德宗命人送回纥使者回国，同时承诺将咸安公主（德宗之女）嫁给回纥的合骨咄禄可汗，以结两国的秦晋之好。
从这一刻开始，李泌“联合四国、打击吐蕃”的战略终于拉开了序幕。吐蕃的噩运就此降临。
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十月，回纥合骨咄禄可汗派他妹妹骨咄禄毗伽公主、还有回纥国相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共计一千多人，浩浩荡荡地来到长安，迎娶咸安公主。骨咄禄可汗在给德宗的上疏中，用极为谦卑的语气说：“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之！”（《资治通鉴》卷二三三）
随后，合骨咄禄可汗又驱逐了吐蕃使节，宣布与其断交。
为了表示自己亲附唐朝的诚意，并且希望两国关系有一个崭新的开端，合骨咄禄可汗还征得德宗的同意，把国名由“回纥”改成了“回鹘”。
后来的数年间，虽然吐蕃并未停止对唐朝的入侵，但有了回鹘的掣肘，其攻击势头已迅速减缓。同时，南诏也在唐朝的不断策反下，逐渐与吐蕃貌合神离，“归唐之志益坚”，最终于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五月遣使上表，正式归唐。
此后的吐蕃，在北方与回鹘不断交战，死伤惨重，在南面又受到南诏和唐西川节度使韦皋的威胁和牵制，其军事力量大为削弱。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正月，南诏国王异牟寻亲率大军攻入吐蕃，大破吐蕃军于神川（今云南丽江县境），并乘胜进军，连拔十六城，俘虏吐蕃亲王五人、军队十余万人。
吐蕃从此一蹶不振，国力日衰，自顾尚且不暇，更无余力大规模入侵唐朝了。后来的吐蕃即便偶尔在边境上还有些小动作，但均被西川节度使韦皋一一击退，再也无法对唐朝构成实质上的威胁。
事实证明，从李泌提出围堵吐蕃的战略后，曾经不可一世的吐蕃就无可挽回地走向衰弱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李泌本人却没有来得及看到这个成功的结果。
早在贞元五年（公元789年）三月，历仕玄、肃、代、德四朝，并为肃、德两朝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李泌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八岁。
综观李泌的一生，堪称中国几千年政坛上罕见的传奇人物。
七岁时，李泌便以早慧的才华受到唐玄宗的召见和赏识，并与当时宰相张九龄结成忘年之交；二十出头，李泌奉诏进入翰林院，侍奉东宫，与太子李亨交厚，旋即遭杨国忠排挤，归隐山中；肃宗灵武时期，李泌出山全力辅佐，成为朝野瞩目的“布衣宰相”，在肃宗朝廷克复两京的过程中居功至伟，却遭到权宦李辅国排挤，索性功成身退，归隐衡山；代宗即位后，潜心修道的李泌再次被召入朝，就任翰林学士，并被代宗强迫娶妻食肉，未久又遭权相元载排挤，第三次离朝；数年后元载被诛，李泌回朝，但没过多久，又不被当时宰相常衮所容，再一次被贬谪出朝；建中四年，李泌应德宗之召第五次入朝，但一直到贞元三年，这个六十六岁的四朝元老才最终答应德宗，出任大唐帝国的宰相。
李泌一生，四落四起，仕途多蹇，但始终不慕荣利，恬然自处，得亦不喜，失亦不忧。他最后担任宰相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八个月，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方面，为德宗朝廷作出了一系列贡献，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贞元年间帝国总体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