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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4部分

血腥的盛唐-第2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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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早日夺回京城,此刻的大唐天子李亨已经顾不上自己和帝国的尊严了。
众所周知,从贞观初年起,大唐天子就已经被四夷诸蕃共尊为“天可汗”。当时唐朝周边的少数民族国家和部落,哪一个不是把唐朝皇帝视为天经地义的天下共主呢?太宗皇帝征调四夷兵马的时候,哪一次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呢?可如今,堂堂天可汗的子孙却再也没有资格向四夷发号施令了。他不仅要屈尊俯就地向异族借兵,而且还要拿京师的财富和美女跟异族做交易!
这是肃宗李亨的悲哀,也是大唐帝国的耻辱。
可是,这能怪李亨吗?
一个被叛军打得东奔西逃,连都城都没有的皇帝,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
事实上,从玄宗君臣仓皇逃离长安的那一刻起,李唐王朝就已经尊严扫地了。换句话说,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当生存出现危机的时候,讨论尊严实在是一件很奢侈、很可笑的事情。而李亨虽然已经在灵武即位了,他所建立的朝廷也已经初具规模,但毕竟还没有真正摆脱生存危机。所以,尽管李亨拿帝国的财富和子民跟异族做交易显得很无耻,可这就是现实。没有这样的承诺和诱惑,回纥就不可能出兵。回纥不出兵,要夺回长安就会困难得多。而拿不回长安,李亨就永远也找不回失落的尊严。
所以说,并不是李亨不要脸,而是李唐王朝的脸早就被安禄山撕烂了。李亨别无选择。
对于长安的燕军来讲,阿史那从礼的叛逃无疑使得原本就已动摇的军心越发涣散。不管是燕军官兵,还是投降燕朝的原唐朝官员,人人都在忙着为自己找一条后路,随时准备脚底抹油。于是,京、府、县的各级衙门都没人上班了,就连监狱的狱卒也跑得不见踪影,以致囚犯们一个个大摇大摆地走出监狱,满街溜达。
长安再次出现了严重骚乱。
在此情况下,京兆尹崔光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燕朝如此不得人心,这长安还能守得了几天?自己要是死心塌地跟着安禄山走,到头来又会是个什么下场?
崔光远越想越怕,随即采取了行动。
他派兵包围了燕军大将孙孝哲的府邸,表面上说是要加强安全保卫工作,实际上是在监视孙孝哲。崔光远之所以要监视他,其因有二:一、为了避免长安的局势彻底失控,就要防止孙孝哲逃跑;二、万一唐军真的杀回来了,可以拿孙孝哲的人头将功赎罪。
在崔光远看来,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无论最后是唐朝赢了还是燕朝赢了,自己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可是,孙孝哲并不是笨蛋。他当然很清楚崔光远在想什么,只不过碍于此人是安禄山亲自任命的京兆尹,孙孝哲才不敢随便动他。但是,这并不等于孙孝哲会容忍一大帮“警卫”天天在他家门口站岗。
随后,孙孝哲便向安禄山呈递了一道密奏,内容自然是控告崔光远心生异志,请求安禄山下旨将其诛杀。
孙孝哲的密奏刚发出去,崔光远就得到了消息。
他无奈地意识到,自己脚踩两只船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要是再不作出抉择,大祸随时可能临头。最后,崔光远不得不带着长安府、县两级衙门的十几个官员,偷偷逃离长安,一口气跑到了灵武。
面对这些墙头草似的卑鄙小人,肃宗心里虽然极为鄙视,可他还是拿出了一副既往不咎的宽宏姿态,不仅热情欢迎他们归来,而且马上又授予了相应官职。其中,崔光远再次被任命为京兆尹,同时兼任御史大夫。当然,此刻的肃宗朝廷连京城都没有,所谓的京兆尹自然也只是一顶空头乌纱。
封完官后,肃宗马上交给了崔光远一项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让他前往渭北一带,负责招抚那些流亡在外或者被迫投敌的官吏和百姓。
肃宗笑容可掬地看着崔光远,那笑容里分明在说:你瞧,像你这种有过特殊经历的人,是最有资格去执行这项任务的,没有谁比你更适合了。
崔光远有些傻眼。
可他心里很清楚,像他这样的人,已经没有任何资格挑肥拣瘦了。他现在只能抱着将功赎罪的心态,老老实实接受任务。毕竟脑袋没有搬家,他就该谢天谢地了。
跟崔光远比起来,宦官边令诚就没有这么走运了。几天后,他也从长安逃回了灵武,可等待他的,并不是将功折罪的机会,而是死亡。
肃宗几乎连想都没想就把他砍了。
同样作为曾经的叛国者,边令诚之所以和崔光远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倒也不是因为他罪孽特别深重,而是因为对肃宗李亨来说,边令诚和崔光远有不同的利用价值——李亨让崔光远活着,并且让他官复原职,是想让他现身说法,招抚那些已经投降燕朝的人;而李亨杀掉边令诚,同样是让他用掉脑袋的方式,震慑那些即将投降燕朝的人。
赶快回头,你们就能和崔光远一样官复原职;倘若执迷不悟,边令诚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
所以崔光远可以活,但边令诚必须死。
道理就这么简单。
至德元年九月末,也就是肃宗灵武即位的两个多月后,他的朝廷与草创之时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他现在有兵,有钱,有粮,且外有回纥奥援,内有四方官吏和百姓拥戴。一个朝廷该有的东西他似乎都有了。所以,此刻的肃宗李亨越来越有一种柳暗花明、否极泰来的感觉。
接下来,他终于把目光投向了长安。
九月十七日,肃宗离开灵武,于二十五日进至顺化(今甘肃庆阳县)。此地距离长安只有大约五百里路。随后的日子,肃宗还将继续南下,一步一步地逼近长安,组织并打响一场收复两京、重振社稷的帝国反击战。
而就在同一天,负责呈送传国玉玺和传位诏书的宰相韦见素、房琯、崔涣等人也恰好进抵顺化。
终于来了!
万千滋味刹那间涌上李亨的心头。
尽管玄宗送给儿子的这份礼物来得有些迟,但还不算太晚。
在收复长安的战役打响之前,这份礼物其实来得正是时候。
如果说兵马钱粮是肃宗朝廷的血肉,民心士气是肃宗朝廷的骨髓,那么玄宗的传位之旨就相当于是为肃宗朝廷注入了最重要的东西。
灵魂。
是的,从这一刻开始,肃宗李亨就再也没有任何遗憾了。来自玄宗的这份政权合法性的终极认证,使得李亨终于能够以一个名正言顺、货真价实的帝王身份,当之无愧地出现在天下人面前!
当然,李亨城府极深,他是不会让内心的兴奋之情轻易流露出来的。见到传国玉玺和传位诏书的这一刻,尽管李亨心里波涛汹涌,可他的表情却极为淡定,看上去仿佛仍然是那个谦虚内敛、低调做人的东宫太子。
李亨出人意料地婉拒了玄宗的册命。他对韦见素等人说:“比以中原未靖,权总百官,岂敢乘危,遽为传袭?”(《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只因中原尚未平静,我才权且总领百官,岂敢乘国家危难之际,贸然传袭皇位?
群臣闻言,免不了一番阿谀奉承,大赞李亨谦恭仁孝云云,同时极力劝谏,请他接受册命。然而,李亨却执意不肯接受。最后,他把玉玺和诏书供奉在了别殿,每天早晚各礼拜一次,有如给太上皇行“晨昏定省之礼”一样。
这当然是在作秀。
李亨说他不敢“乘危传袭”,可事实上,他早已不待传位而私自承袭了。所以说,李亨此刻的表现,说好听点叫做“谦恭仁孝”,说难听点就叫得了便宜卖乖。
不过,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来说,李亨这么做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只有这么做,才能堵住天下人的嘴,让人再也找不到攻讦他“擅立”的口实。
——你看,连太上皇传位他都不肯接受了,你怎么能说人家抢了父亲的皇位呢?
李亨虽然没有接受册命,但再也没有人敢质疑他身为皇帝的合法性了。而玄宗从成都派过来的三位宰相,自然也就留在了他的身边。
在韦见素、房琯、崔涣这三人中,李亨最讨厌的人是韦见素。因为在李亨看来,韦见素一直和杨国忠同穿一条裤子,显然不是什么好鸟。
最受李亨赏识的,是房琯。
此人历来有贤能之名,李亨本来就对他抱有好感,加之房琯一见到李亨,立刻拿出一副忧国忧民的姿态,慷慨激昂地纵论天下大势,李亨遂被他的风采打动,从此深为倚重,“军国事多谋于琯”。而房琯也当仁不让,“以天下为己任,知无不为,专决于胸臆;诸相拱手让之”。(《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然而,此刻的李亨并不知道——这个房琯只是一个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家伙。
在李亨重整山河、中兴李唐的道路上,在滚滚弥漫的天下烽烟中,真正能够帮助他廓清迷雾、矫正方向的人,根本不是这个徒有虚名、雄辩滔滔的宰相房琯,而是一个生性淡泊、与世无争的布衣。
他,就是中唐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李泌。
第八章 大唐反击战
【李泌:布衣“宰相”】
李泌,字长源,自幼聪敏,博涉经史,工于诗书,常以王佐之才自命。李泌从小就有“奇童”之称,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他刚刚六岁的时候,玄宗便慕名召其入京。李泌入宫觐见时,玄宗正和宰相张说弈棋。为了考察他的才智,玄宗就暗示张说考考他。张说随口说了一句:“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然后让他用“方、圆、动、静”四个字,也照这个样子赋句。李泌不假思索,张口就说:“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新唐书·李泌传》)
此言一出,顿时语惊四座。玄宗大喜,对左右说:“这孩子的心智,远远超越了他的年龄。”当即赐给财帛,并特地颁了一道敕令,让他的父母善加培养。当时的着名朝臣张九龄、张廷珪等人,都对他非常欣赏,并与他结成了忘年之交,常亲切地称他为“小友”。
长大成人后,李泌更为博学,尤其精通《周易》。但他却无心仕途,耻于像一般人那样追求功名,而是钟情山水,欣慕老庄、神仙之术,经常云游或隐居于嵩山、华山和终南山之间。天宝中期,李泌给玄宗上书,直言当时的朝政得失,玄宗才猛然回忆起当年那个“奇童”,随即征召李泌入朝,授予翰林待诏之职,让他到东宫辅佐太子李亨。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李泌和李亨结下了不解之缘。李亨对他非常敬重,常称其为“先生”。从严格意义上讲,翰林待诏只是文学侍从,算不上真正入仕,而玄宗也曾经想授予李泌正式官职,却被他婉拒。所以,李亨和李泌实际上一直是“布衣之交”。
在东宫供职几年后,李泌因看不惯杨国忠的恃宠擅权,写了一首《感遇诗》讥讽朝政,结果得罪了杨国忠,旋即被逐出京师。李泌干脆脱离政治,从此躲到河南嵩山,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涯。
此后的几年里,李亨和李泌就断了音信。
当李亨从马嵬北上灵武之时,内心的彷徨和无助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想起了李泌,随即派人前往嵩山寻访,希望李泌能出山辅佐他。
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之际,李泌当然没有理由置身世外、袖手旁观。于是,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跟着使者日夜兼程赶到了灵武。李亨大喜过望,旋即引入内殿,与他促膝长谈。从此,李泌便以一介布衣的身份留在了肃宗身边,“出则联辔,寝则对榻”,就跟当年在东宫的时候一样。肃宗“事无大小皆咨之,言无不从,至于进退将相亦与之议”。(《资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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