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疯狂-第4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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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李自成部只好又折而东返，从甘肃巩昌府属的羊撒寨渡过洮河，昼夜兼程向西和、礼县进发。为免被追剿的官军发觉。李自成决定采取分散隐蔽的方式。四月初十日，李自成亲自带领农民军战士和家属三百人，行至甘肃礼县北名叫马坞的地方。明总兵左光先领着部下官兵于次日黎明追至，两军相距不过四、五十里，李自成等人处境相当危险。幸亏官军在马坞歇息一日，起程时又判断错误，李自成才得以摆脱官军的追击。进至陕、川交界地区，同部将李过、刘体纯等带领的队伍汇合。事后，洪承畴是懊丧不已。李自成还真够命大。
之后，李自成部于五月间会同六队祁总管部共三千多人再次进入四川境内。接着又是屡战屡败，在这艰险的形势下，六队头目祁总管灰心丧气。带着部下六百多人向左光先投降，而李自成部力量更形单薄，只得是转入深山密林，使官军摸不着踪迹。
自此，李自成部兵员已经是相当少了，也就是大约在一千人上下，活动地区又是人烟稀少处。所以朝廷就把他暂时忽略不计了。
不过李自成的造反意志还是相当强烈。他所部虽然在军事上和生活上都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却始终不受抚。真是倔强莫过于闯王啊！
再说说其他各营农民军吧！
虽然张献忠和刘国能有着真假投降的区别，但是他们投降的影响力，却造成了农民军中掀起了一股投降的热潮。
崇祯十一年的七月，顺义王投降，朝廷发给免死牌解散而去者九千五百人。同月，罗汝才，混十万、整十万、十反王、托天王、小秦王向总理熊文灿投禀乞抚。熊文灿派监军道张大经于八月初一日见罗汝才等人接洽招安事宜。八月初二日，又有过天星、紫微星，射塌天（即李万庆）、一字王等六部，在河南卢氏县派人联络投降。
看起来熊文灿的招抚大局是大为成功。于是他安排罗汝才同白贵（小秦王）、黑云祥（整十万）三营屯扎于房县，其他五营分驻于竹溪、保康一带。
至此，有影响力的只有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改世王刘希尧、乱世王蔺养成的革左五营了，不过因为他们势单力孤。也躲藏在深山老林中趋于消沉。
真是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应该说，熊文灿招抚的数量是相当惊人，可他招抚的质量呢？不提张献忠。就来看看罗汝才吧！
罗汝才在“受抚”期间拒绝接受朝廷的官职，不要粮饷，不遣散军队。既不听从朝廷的调遣，也不允许朝廷干预农民军的内部事务。而且在一定范围内没收了地主的田产，实行屯田积累粮草，招纳贫苦群众参加农民军，在人力和物力上为重新造反作了必要的准备。
而对于朝廷，罗汝才只是在“受抚”时，同当地官府订立了“无相侵害之盟约”。原来如此啊！他们把严肃的招抚当成了订合同了。熊文灿的经济意识真的是太强烈了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大明朝获得了暂时的安宁。应该说，整个朝廷是欢欣鼓舞、一团和气了吧！不！没有了外忧，朝廷的大臣们立刻挽起袖子又开始了内斗了。而这次内斗的导火索就是杨嗣昌提出的与满清的和谈。
应该说，这时候整个朝廷也只有杨嗣昌寥寥几人知道剿匪未竟全功，所以他要把剿匪进行到底，要彻底消除大明朝体内的这个毒瘤。
崇祯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在例行的经筵活动中，崇祯皇帝把六部大臣都召了来，想问一问怎样把孔孟的治平之道运用到实际政务中，要以理论结合实际。
于是杨嗣昌借着这个机会，向皇帝进讲了《孟子？离娄》中的一章：“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想借着孟子这种反对诸侯战争的和平主义思想来引导崇祯皇帝同意对满清进行接触谈判。
可崇祯皇帝已经知道杨嗣昌的想法，但他丝毫不感兴趣，很不耐烦拒绝道：“这是孟子针对列国兵争而说的。今天对一个属国（指清朝），虽然还不能大加讨伐以示天朝之威，又何至于像汉代那样使用‘和番’的下策呢？今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虽然崇祯皇帝基本否决了对满清议和的动议，但这件事却还是引起了满城风雨。绝大多数朝臣对于杨嗣昌竟然提出“款和”清方，都感到极大的愤慨。
根据夷夏大防的传统原则，堂堂天朝的中央帝国同外间的一切夷狄是根本没有平等可言的，一切夷狄只不过是天朝的藩属，只能规规矩矩地向天朝纳贡称臣，如有犯上作乱，则只有剪除讨平一个办法。
而关外的满洲部落世世受天朝封赏，史册俱在，却突然不驯造反，而且强占辽东、数次入塞，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在明朝的臣民中更是引起了极大的敌忾情绪。一般人都以为，同清方谈判、构和，不论有什么理由，都是丧权辱国，甚至就是通敌叛变，是石敬瑭、秦桧一流的行径。
在前文中已经知道，在明末敢与和满清进行谈判的，只有一个袁崇焕。而袁崇焕的两次谈判被朝廷视为大逆不道，最后一次还被当作“通敌”的重要罪状之一，直接导致了他的身败名裂。
有这样的前车之鉴，又是在平庸的爱国主义热情充斥朝野的情况下，杨嗣昌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议“款”，正说明他有着不凡的战略眼光和对崇祯皇帝真诚的忠爱。
在这里多说一句：直到现在，还有很多自诩为“明史专家”的人，撰文说袁崇焕通敌什么什么的，证据就是他与后金的谈判。事实上，这些“专家”的错误太显而易见了吧！当然，笔者不是想为袁崇焕洗地，笔者一直认为：袁崇焕的死是罪有应得，他的罪名就是他的无能。
再把话说回来。当杨嗣昌提出“款和”后，朝臣中却很少有人能理解他的这种眼光和忠爱。而在以东林为首的反杨派看来，这正好又给他增加了一条罪状。
东林党人认为，杨嗣昌共有三大罪状。一是为“逆案”翻案，同东林君子作对；二是父丧、母丧双重的服孝身分腆颜于朝，伤害了国家以孝治天下的根本；三就是通敌误国。而这第三点，几乎是要引起全国官绅民众公愤的。
当然，在东林党人内心中认为：只要不是东林党人掌权的，那都是东林党的敌人。
于是，东林党官员立刻对杨嗣昌发动了猛烈攻击，以反对倡言和谈为主，兼及其他。反正某某和某某某很多，但最引人注目的，则是东林旗手，闻名天下的理学大师黄道周。
黄道周，至今人们都知道他的名声。他的学识渊博，在理学和《易学》方面的修养犹深，而且节操高尚，为人严肃不苟，被人认为道德文章均堪为楷模，声名隆赫，遍及九州。那么他会拿出什么搏人眼球的高深理论吗？
第六百三十七章改组内阁
黄道周对于杨嗣昌的攻击，却完全是站在理学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的。他认为即使天下再缺乏人才，也万万不可用像杨嗣昌这样应该在籍守制的“不祥之人”，因为这是违天理、逆天道的。杨嗣昌不能坚决回避辞免，就是贪图禄位，居心阴险。
而对于议款，那更是关乎国家大节，即使有百利也绝不能行。何况他还认为，就是从眼前利益来讲，议款也是行不通的。并且他在奏章中说：“不用说建虏必不可款，款必不可成，成必不可久，即使款矣、成矣、久矣，目前宁远、锦州、遵化、蓟州、宣府、大同之兵，何处可撤？”
不过这个逻辑却相当有趣。黄道周似乎认为：由于不好安置因和平而裁撤的军卒，那就根本不应该去追求和平。这样高明的逻辑都能够被推导出来？真心献上我的膝盖啊！
可黄道周的地位和声望远非几个普通言官所能相比，他的攻劾所造成的影响力也就超乎寻常。在这样一股风潮中，杨嗣昌款虏误国几乎已成了舆论中的定评，他在精心筹划十面张网中取得的功绩也被轻松地放置在一旁，没有人愿意为他评功摆好。
好在崇祯皇帝在这个问题上并不糊涂。他出于天朝皇帝的傲慢和形势好转带来的盲目乐观，完全不愿考虑“议款”的建议，但对于杨嗣昌的信任和珍视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弱。他也清楚，朝臣们攻击杨嗣昌带有浓厚的朋党意味，在“款和”问题上立论虽然同他一致，用心却全然不同。他还是一心一意地信用杨嗣昌，同时也禁止再议论对清方构和的问题。
此外，崇祯皇帝还为杨嗣昌的上位扫清了障碍。在六月，他又一次对内阁进行了大改组。他先是在此之前把首辅张志发和黄士俊、贺逢圣、孔贞运先后免除了阁职，这样内阁中已经没有一个同温体仁共过事的人了，而且人数骤减。
之后。崇祯皇帝就开始“逗你玩”了。为了充实内阁，他先组织了一次对重臣的策试，亲自出题，摆出天灾频仍、流寇难平、边饷匮乏、吏治紊乱等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要大臣们出主意、想办法。
可臣僚们怎么不懂崇祯皇帝的心呢？谁都知道崇祯皇帝又有了任用新人的打算，却要用这种虚假的考试来向群臣表示自己的公允。所以大臣们无心答卷，多一半人没写几个字就交卷走了。有人干脆就交了白卷。重臣们也是有尊严的，他们也有“拒绝再玩”的权利。
而崇祯皇帝对此当然是心知肚明，对于重臣们无言的抗议，他也没有责备，不过也继续自己的“逗你玩”战略。
接着，崇祯皇帝又让吏部等衙门走了一下会推的形式。这也是多年没有实行过的。这一次算是对朝臣的一种安慰。但会推选中的名单却基本上没有被采用，最后他还是按照自己事先想好的人选直接任命了五位内阁大学士：程国祥、杨嗣昌、方逢年、蔡国用、范复粹。
崇祯皇帝组织这一届内阁有他的特殊动机。由于长期以来，内阁成员多是词臣出身，虽然文学优长，对于国家各部门的实务却缺乏了解，很难真正起到顾问辅佐的作用，他想要把在中央各主要部门有实际工作经验、又通达干练的大臣集中在内阁里。形成一个通晓六部公务，有实效的班子。因此，挑选的都是有实务经验的重臣。
当然，这次简选阁臣最引起人们注意的当然还是那位“杨爱卿”了。因为他仍然在服丧期里，以不祥之身主持兵部已经大乖于体制了，如今又入值内阁，很有些骇人听闻。于是，崇祯皇帝就打算有朝一日让杨嗣昌充任首辅之职。因为内阁位次一向是按入值的资格而定，只能及早先让杨嗣昌进来，将来才好安排。至于舆论会有什么反映，他就不准备理会了。
为了杨嗣昌的上位，崇祯皇帝真是用心良苦啊！
而杨嗣昌入阁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兵部尚书这个位子需要一个合适的人来接替，那就是卢象升了。可卢象升刚好在不久前也死了父亲，接连上五疏请求回乡奔丧守制。
可崇祯皇帝反正虱多不痒。再次夺情，反而打算命卢象升在热孝中接任兵部尚书。可卢象升的升职又造成了宣大总督的空缺，而宣大总督主管着京门要塞，不能一日无人。再次虱多不痒。他又任命同样在服丧期，正在四川老家守制的原任宣府巡抚陈新甲夺情出任宣大总督。
而在陈新甲未到任前，卢象升仍留守宣大总督之职；卢象升未赴尚书任前，杨嗣昌仍署理兵部印信。这样一来，主持军机大事的三位高级官员同在服丧期，都是以不祥之身夺情任事，这在明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简直有点不把人伦大道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