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全传-第2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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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抓紧调派兵丁，准备军火粮饷，作好迎战准备。并明确指出，各国列强的调停是靠不住的，他们都有自己的企图，不要麻痹上当。光绪帝之所以不同意利用列强调停的政策，一方面是由于光绪帝怀疑列强的诚意，另一方面也不愿借助他邦，示弱于人。可是，李鸿章在西太后的支持下，置光绪帝的指责于不顾，我行我素，继续寄希望于列强的调停。六月下旬，日军在朝鲜丰岛海面突袭中国的运兵船，致使中国上千名官兵壮烈牺牲。李鸿章却为之兴高采烈，因为被击毁的运兵船是李鸿章雇用的英轮——高升号，他认为英国必会勒令日本妥协。光绪帝对此十分愤怒，又连续几次谕示李鸿章，不要坐失时机，观望不前，要立即整军奋击，否则严惩不贷。其次，光绪帝积极筹措款项，为备战提供物质条件。战事紧迫，需要大批物资供应，然而当时清政府财政吃紧，这使光绪十分为难。可是，西太后却为了筹备自己的寿典，修建颐和园，动用大批经费，置战事于脑后。光绪帝为了集中国力备战，冒着被西太后痛骂的风险，请求西太后停止营建颐和园，把钱财用到军费上。对此西太后十分恼怒，痛骂光绪不仁不孝，可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忍痛发布懿旨，同意光绪帝的请求。并同意简化万寿庆典的准备活动。光绪帝督促户部、海军事务衙门，从盐课、海关税、各省地丁银等项中抽出300多万两，交给李鸿章做军费。光绪帝虽然受到西太后的压制和李鸿章等人的抵制，但却为备战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心血。
光绪二十年六月下旬，日军不宣而战，向朝鲜牙山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日战争拉开了序幕，这在中国社会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社会上的抗战呼声更加高涨，主战派也更加活跃。人们纷纷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斥责李鸿章等人欺骗朝廷，抵制圣意，屡失战机的误国行为。主战派的中坚人物礼部右侍郎志锐、侍读学士文廷式等人，请求光绪帝乾纲独断，严明赏罚，扩充海军，审视邦交，挽救抗战大局。在抗战呼声的激励下，光绪帝的抗战态度更为坚决。这年八月一日，光绪帝正式颁布上谕，向日本宣战。在这个上谕中，光绪帝猛烈抨击了日本威迫朝鲜，伤我兵船的侵略行为，严正指出，日本的行为不仅不合情理，简直就是不遵条约，不守公法的强盗主义；命令李鸿章立即派出军队，迅速进剿，还击自卫；并命令沿海各地的将军督抚，要严守各口，加紧备战，随时准备痛击日军。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的谕旨应具有绝对的权威，臣子只有执行的义务，而没有提出一点异议的权力，然而这一常规却在光绪帝这里行不通，因为光绪帝有名无实，没有真正的权威。所以，虽然光绪帝心急如焚，措词严厉，但手握实权的主和派却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光绪只能利用他手中有限的权力，以李鸿章指挥无方，旅顺失守，给予他革职留任，摘去顶戴的处分，对主和派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督促和处罚。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正月，威海卫海战失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日本侵略者认为时机已到，向清政府透露，如果派位望甚尊、声名素著，并有让地之权者来日本谈判，中日便可议和。当时，主和派固然成为惊弓之鸟，乱作一团，即便是光绪帝等主战派也拿不出良策。西太后根据日本的要求，主张派李鸿章去日求和，光绪帝表示异议。但西太后单独召见朝廷枢臣，命让李鸿章 来京请训，奕？小心地说：“皇上的意思不令其来京。”西太后大怒，蛮横地说：“我可做一半主张！”在西太后的指使下，军机大臣孙毓汶草拟谕旨，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并宣告，光绪帝在此以前给李鸿章的一切处分均免，赏还翎顶、黄马褂，开复革职留任处分。
李鸿章到日本后，于三月二十三日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了日本。三月二十九日，条约文本送到北京。光绪帝看到条约中的苛刻内容，心中十分愤慨，百感交集，痛心地说：“割台湾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主战派人物翁同龢、军机大臣李鸿藻等人也坚持不能承认这个条约，国内舆论也纷纷要求废约再战，并提出迁都持久抗战的策略。所以，虽然孙毓汶等一再逼迫光绪帝批准条约，但光绪帝没有答应，拒绝用宝签字。光绪帝想，要想废约再战，也只有迁都一条路了，所以光绪帝亲自到颐和园，力争西太后的允准，西太后淡淡地说“大可不必”，这样，光绪帝惟一的希望也破灭了。四月初八日，光绪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西太后等强词逼迫，顿足流涕地在条约上签了字，批准了《马关条约》。
三、锐意维新千古遗恨
甲午战争的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举国震惊，人们愤慨悲痛，为堂堂天朝的衰败而叹息，形成了“四万万人齐下泪”的悲壮局面。在时代的逼迫下，救亡图存的呼声逐渐高涨，这不仅表现在一部分统治者掀起了追求富强之术的热潮，更重要的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时代波涛的冲击下，光绪帝也进入了他一生中最富有生机的时期。
光绪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批准了《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开埠通商等不平等内容，大清王朝的权益大量丧失，这使光绪帝陷入极度的痛苦和郁闷之中。他想，祖宗之地在自己手中丧失，自己不就成了不忠不孝的千古罪人了吗？痛定思痛，他苦苦思索，素以天朝自居的大清王朝为什么竟会败于“弹丸小国”之手？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使他寝食难安，坐卧不宁。
中国的出路何在，何以自强？对此，光绪帝虽有满腔热忱，但却不知从何下手。这时，翁同龢再一次充当了光绪帝的指路导师。翁同龢自任光绪帝的师傅之日起，就立志把光绪帝培养成“明君”。在甲午战争期间，翁同龢积极主战，同孙毓汶等主和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甲午战争的惨败，使翁同龢十分震惊，他认识到，光靠祖先的遗训是无法挽救清王朝的。他思想变化较快，从一个尊王攘夷的封建正统人物变为颇具维新思想的开明人物了。翁同龢思想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光绪帝。翁同龢多次在光绪帝面前陈述西方的长处，指出向西方学习的必要，并多次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及其主张。事实上，光绪帝最初就是通过翁同龢等人多少了解了外部世界的一些情况，翁同和等人的开导和启发，使愁闷苦恼的光绪帝茅塞顿开，如梦初醒，看到了希望，一条救国的道路隐隐约约地展示在他的面前。这使光绪帝异常兴奋，他开始对外部世界的形势产生了兴趣，也喜欢读新书了。
为了更多地了解外洋形势，光绪帝通过各种途径搜寻有关国外情形的书。光绪帝向翁同龢等人索要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详加阅览，对日本的情形有了大致了解。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春天，通过翁同龢的“代呈”，光绪帝得到了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及英人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等书。光绪帝得到这些书后，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阅读学习，有时伏案苦读，有时沉思不已，读到精彩处更是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拍手称绝。虽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光绪帝所看的书有很大的片面性，对西方各国的了解还是十分肤浅的。然而他毕竟知道了一些前所未闻的新事物和新思想，明白了一些新道理。到这时候，光绪帝的思想更加豁朗，他开始认识到，中国许多地方都落后于洋人，很多事情都无法与列强相比，怎么能不被动挨打呢？承认自己的不足，敢于正视现实，使光绪帝心目中的“天朝至上”的虚渺观念开始破灭，对传统思想和先祖遗训开始怀疑，甚至唾弃。光绪帝对那些夜郎自大、顽固愚昧的封建官僚开始露出厌恶的情绪，甚至把原先奉为治国之宝的经典之书视为无用之物，只不过是一堆废纸，命手下人焚之。到此时，光绪帝不仅有救国的热诚，而且找到了救国的道路，那就是变法维新。他决心要仿照外国来革故鼎新，励精图治。
但这时候，光绪帝仍然是个有名无实的皇帝，没有封建帝王所具有的独断的决策权。上有西太后的控制和束缚，下有众多顽固派的阻挠和抵制。光绪帝要想在这种情况下变法改革，谈何容易！为了支持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活动，把变法愿望付诸事实，光绪帝在光绪二十四年春、夏之际，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光绪帝冲破顽固派的阻挠，打通同康有为等人的联系。此前，由于顽固派的干扰，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以及前几次上清帝书，光绪均未看到。光绪二十一年，光绪帝间接见到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四，便十分赞赏。以后，在《上清帝第五中，康有为以极其沉重忧伤的语调指出，如果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恐怕日后“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意思是说不改革就有可能重演崇祯帝吊死煤山的悲剧。康有为的论断在光绪帝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光绪帝赞赏康有为的忠肝义胆，更激起了他变法图强的信念和决心。他立即给总署诸臣下令，以后康有为如有条陈，要即日呈递，不得阻格。这就初步打通了光绪帝和康有为等维新派的联系。其次，光绪帝支持康有为等人的变法行动，帮助他们迎击顽固派的破坏。面对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活动，顽固派如丧考妣，既恨又怕，大肆叫嚣“祖宗之法不可变”。针对顽固派的进攻，光绪帝鲜明地站在康有为等人一边，他说：“今祖宗之地都保不住，何有于祖宗之法呢？”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春，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了“保国会”，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以便组织变法力量。封建顽固派官僚纷纷起来攻击，御史文悌上了一个奏折，污蔑康有为是招诱党羽，犯上作乱，名为保国，实则乱国。在这危急时刻，光绪帝针锋相对，质问顽固派说：“会能保国，岂不甚善！”及时地支持了保国会。最后，光绪要争取西太后的许可，取得变法决策权。光绪帝心中明白，不争取决策权，换句话说，不取得西太后的许可，所谓变法最终是一句空话。光绪帝拿出自己最大的勇气，公开向西太后要权了。光绪帝曾召见西太后的亲信庆亲王奕劻，让他转告西太后：“我不愿做亡国之君，如仍不给我事权，宁可退位。”奕劻找西太后去说了，西太后暴跳如雷，立即就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不愿让他坐了。”可沉思了一会，西太后明白现在还不到废帝的时候，于是她让奕劻转告光诸帝：“皇上办事，太后不会阻拦。”光绪帝听到此话，长长出了一口闷气，心中也踏实了许多。就这样，光绪帝总算争得了一点变法的权力，虽然这种权力是暂时的、有限的、很不稳定的，但它却是变法付诸实施的重要前提。
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绪帝断然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进行变法革新。在这个诏书中，光绪帝尖锐鞭挞了那些墨守陈规、阻挠变革的守旧势力；沉痛地指出了中外悬殊、国势颓衰的严酷时局；明确指出了革新的合理性，肯定了变法是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诏令中外大小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