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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8部分

中国皇帝全传-第2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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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充分利用了蒙、汉归附和被掠人口这个充裕的兵源。在满族八旗之外,他正式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努尔哈赤就开始把归服的蒙古人编为蒙古牛录,隶属于满族八旗。随着蒙古族归附者日益增多,牛录数目也不断增加。到了皇太极时期,开始了大规模的编旗活动。天聪七年,编成蒙古两旗,称为“右营”和“左营”。两年后察哈尔部被征服,皇太极又将原来的蒙古牛录加上内外喀喇沁蒙古的众多壮丁,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扩编,正式成立蒙古八旗,旗制与满族八旗相同。

汉军八旗正式组建于天聪五年。皇太极下令在隶属于满族八旗的汉人壮丁中,每10人抽调1人入征,组成了1500人的汉人军队,队伍中的士兵多为炮手和枪手,娴于火器,这支队伍在满语中叫做“乌真超哈”(重兵)。汉军很受皇太极的重视。皇太极曾多次检阅过这支队伍,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汉军扩编为左、右翼两旗,后来又扩为四旗,到了崇德七年,汉军再次扩到八旗。八旗汉军由此成定制,旗制也与满族八旗相同。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与满族八旗有一点很大的不同是,满族八旗的旗主都是实行世袭制,而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的旗主则由皇太极任命,不称职者可随时撤换。所有的满、蒙、汉八旗军队,都由皇太极直接指挥和调遣。

为了改变汉人心目中八旗军烧杀抢掠的形象,在每次出征前,皇太极总要详细申明军纪。比如不得杀害降民,不得离散降民父子、夫妇,不得奸淫妇女,不许践踏禾苗,不许酗酒等等。若士兵违犯了军纪,不仅本人受罚,领兵的将官也要受到牵连。每当战事结束后,皇太极都要进行认真的总结,让部下举报各种违纪行为,严肃处理。

在皇太极极力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个重大阻碍,即他手中缺乏足够的权力。努尔哈赤死后,后金出现了“八王共治”的局面。拥有极大权力的八旗旗主贝勒们操纵着国家决策机构——议政会议。军政大事都由集体定夺,汗不能违背旗主们的意愿独断专行。若汗平庸无能,旗主们还有权更换汗主。

雄心勃勃的皇太极不能长期容忍这种局面,所以从即汗位之日起,他就开始积极筹划,着力加强君主集权,削弱权贵们的势力。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九月,皇太极在八旗各设总管旗务大臣一名,他们直接掌管旗中一切民政事务,可以和贝勒们一起参议国事。后来,皇太极又设立佐管大臣、调遣大臣各两名,协理旗中事务,分别重点负责刑法和出兵驻防。这样一来就打破了旗主们独擅一切的局面,分散了他们手中的权力。

在汗位初步稳固之后,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在贝勒大臣会议上宣布了一条重要决定:免去三大贝勒轮流执政的权力,改由诸贝勒们代理。以此为起点,三大贝勒的显赫地位不断受到摧抑。

三大贝勒的特权被削夺了,“八王共治”的局面也已经瓦解,皇太极可谓是大权在握。天聪九年,后金从蒙古苏泰太后手中得到了历代传国玉玺。君臣上下顿时欣喜若狂,认为这是吉祥之兆。在群臣的一致推举下,皇太极于第二年的四月十一日正式即皇帝位,定国号为大清。他由后金的天聪汗一举登上了“真龙天子”的宝座。

早在天聪五年,皇太极就仿照明朝制度,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由一名贝勒总掌部务,下面分设承政、参政、启心郎等官。此时,贝勒们与皇太极已由原来的平列关系转化为封建的君臣隶属关系,到了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皇太极又下令废除了贝勒主持部务的制度,将中央统治机构的权力进一步集中到自己手中,崇德元年,皇太极设立了监察机关——都察院。都察院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质,其职责就是劝谏君王,弹劾臣下的不法行为。同年,皇太极还设立了蒙古衙门,专门负责处理对蒙古方面的事务。两年后蒙古衙门改称理藩院。后金的行政机构经过这一番比较大的改革,更有利于皇太极加强君主集权。

后金的行政机构经过完善之后,还需要建立一支素质过硬的官吏队伍。皇太极十分注意人才的选拔。他向臣子们说:“治理国家,人才是根本。你们做臣子的都应把荐贤当做一件大事。”

实行科举考试是皇太极选拔人才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执政期间,皇太极举行了多次考试,从满、汉、蒙等各族生员中拔取优秀人才,有时他还单独对汉族生员进行考核,对汉族生员中原来沦为奴仆的,他都将他们从奴籍中拔出。通过科举考试,一大批有才干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汉族知识分子被皇太极网罗到了各级行政机构中,维护着后金的统治秩序。

三、纵横驰骋决战决胜

作为开国立业的一代君王,皇太极在充满了血与火的沙场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皇太极继承汗位的时候,后金仍没有摆脱四面受敌的局面。皇太极曾对当时面临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后金东邻朝鲜,北接蒙古,西面则是明朝。后金的扩张活动对明朝、蒙古和朝鲜都构成了直接危胁,使得它们对后金抱有很深的敌视情绪。在与后金相抗这一点上,它们有着共同的利益。

为摆脱险恶的处境,首先要确立对敌策略。经过反复权衡与思考,皇太极决定对主要敌人明朝采取议和的策略,先争取时间,再图大举;蒙古和朝鲜则是内顾之忧,必须先加以解决。

长期以来,朝鲜一直是明朝的忠实盟友。明朝方面打算利用朝鲜对后金实行牵制,明军毛文龙部就驻扎在朝鲜境内,得到朝鲜的物质资助,经常对后金出击骚扰。为了征服朝鲜,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一月,皇太极乘朝鲜发生内乱之机,派遣阿敏统率3万军队出征朝鲜。后金军队突袭义州,全歼了城中朝鲜守军。同时又分兵夜袭铁山,击败了驻扎在那里的明军,迫使其退往皮岛。接着又攻占了江华岛,俘获了朝鲜王妃、王子和宗室大臣。朝鲜国王李倧走投无路,只得出城投降,与皇太极签订了城下之盟。盟约中规定,朝鲜向清称臣,成为清的属国,每年必须送纳大批贡品,并将国王的两个儿子送到沈阳作为人质。接着,皇太极又发兵攻取了皮岛,全歼驻岛明军。皇太极对朝鲜的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将朝鲜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在后金西北的是蒙古。当时,蒙古部落众多,基本上可分为三大部分,其中,漠南蒙古地处明朝与后金之间,位置尤为重要,成为明与后金争夺的重点。明朝每年拿出大量钱财,羁縻漠南蒙古各部,要他们抵御后金。皇太极则采取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积极争取蒙古各部归属自己。对于归顺后金的各部首领,皇太极一律予以优厚的待遇。

漠南蒙古各部中最强大的是察哈尔部。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恃强自傲,依仗明朝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坚决与后金为敌。林丹汗对属下各部的统治也十分残暴,他到处出兵攻掠,滥施淫威,经常向各部索取各种财物,挑起争端。林丹汗的暴虐统治激起土默特等部联合起兵反抗,但结果损失惨重,不得不向后金求援。皇太极借此机会,召集漠南蒙古部落的一些代表在沈阳会盟宣誓,决定联合出兵攻打察哈尔部。然后皇太极以盟主的身份征调科尔沁、喀喇沁、敖汉等部兵马,会同后金军队一起西征。联军在席尔哈、席伯图等地接连击败了察哈尔部军队,向西一直追击到阿尔泰山方才收兵。为了加强对归附于自己的蒙古各部的控制,皇太极在这次西征后向各部颁布了从征军令,严申军纪,强调对不服从约束的漠南蒙古各部要绳之以法。

天聪六年,皇太极再次调集归附的蒙古各部兵马同八旗军一道大举西征。他在昭乌达(今昭乌达盟)会集蒙古各部首领,对他们出兵的表现做了总结。然后挥师向西疾进。林丹汗因部属纷纷叛离,力量削弱,自觉抵挡不住皇太极的兵锋,便率领部众再次向西奔逃,一直渡过了黄河,向西藏方向逃去。天聪八年,林丹汗在青海大草滩出天花而死,部众纷纷逃散。皇太极闻讯后立即派多尔衮率兵前去招抚林丹汗的残部。第二年,林丹汗之子额哲率领部众归顺了后金。从此,漠南蒙古完全被皇太极所控制,明朝在蒙古一线受到了严重威胁。

黑龙江地区是女真人的故乡。努尔哈赤在世之日,后金已经统一了黑龙江下游地区,但黑龙江中、上游地区仍在其控制范围之外。皇太极继承了父亲的遗愿,不断向黑龙江中上游地区发展势力。他继续推行努尔哈赤招抚与军事征服相结合的策略,但不偏重于武力。他指示北征的将领要对当地的民众讲明:我们的祖先都是一家人,这在典籍上记载得明明白白。要用同宗同语的观念感化当地民众,与他们同甘共苦,笼络人心。在他的招抚政策下,众多的部落纷纷归附了皇太极,向皇太极纳贡称臣。到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时,东自鄂霍次克海滨,西至贝加尔湖的广阔地区都被纳入了清的版图。皇太极将当地被征服的民众都编入了旗籍,设官员管理当地事务,征收赋税。这样,皇太极完全肃清了自己后方和侧翼的异己力量,他可以腾出手来,全力砍伐明朝这棵大树了。

1628年,明天启帝死,崇桢皇帝上台。这时皇太极已完全征服朝鲜,蒙古的大部也已归服,因此,他认为进攻明王朝的时机来到,立即率领大军绕过了明军防御坚强的宁锦防线,取道蒙古南下。大军从喜峰口越过了长城,攻陷了遵化等城,一直打到北京城下。明朝崇祯皇帝慌了手脚,急令袁崇焕率领边军回援。袁军与皇太极在北京城下展开了激战,互有伤亡。皇太极在激战中施展反间计,让手下人给一个被俘的太监透露风声说,袁崇焕与皇太极订有密约,要共成大事。然后又故意放跑了这个太监。多疑的崇祯帝得到报告,心中顿生猜忌,袁崇焕被下狱问罪,第二年竟被凌迟处死。皇太极不费举手之劳,就借崇祯帝之手除掉了一个劲敌。接着,他又率军击溃了满桂等人率领的明朝各路兵马,接连攻克了永平、遵化、迁安、滦州等城。随征的将领们纷纷要求皇太极一举攻下北京城,皇太极表示,北京城是可以集中力量攻下来的,但明朝国力尚未倾颓,灭亡明朝不能做一朝一夕的打算。不如加紧整顿军队,等待时机。他安排了永平、迁安等四城的防守,然后率军返回了沈阳。

为逐步消耗明王朝,最终取而代之,皇太极自此一面假意求和,一面不断向明进攻。从1634到1638年,皇太极又先后4次出兵进入明朝内地。由于明朝统治的腐败,后金兵在历次征战中往来驰骋,如入无人之境。比如在崇德元年,阿济格率军入塞,大小52战全部告捷,攻陷城池60余处,劫得人口、牲畜共18万。崇德三年,多尔衮和岳托等人又率领清军打进了明朝内地,在内地转战了半年之久,接连拿下了70余处城池,俘虏人畜46万有余,皇太极反复进兵征伐,震撼了明王朝的统治,同时也给内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比如在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后金兵在保定城大加杀戮,城中的房屋几乎被焚烧一空,街道上尸首狼藉,甚至连水井中也填满了尸体。崇德四年,济南又遭到了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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