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全传-第2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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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充分利用了蒙、汉归附和被掠人口这个充裕的兵源。在满族八旗之外，他正式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努尔哈赤就开始把归服的蒙古人编为蒙古牛录，隶属于满族八旗。随着蒙古族归附者日益增多，牛录数目也不断增加。到了皇太极时期，开始了大规模的编旗活动。天聪七年，编成蒙古两旗，称为“右营”和“左营”。两年后察哈尔部被征服，皇太极又将原来的蒙古牛录加上内外喀喇沁蒙古的众多壮丁，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扩编，正式成立蒙古八旗，旗制与满族八旗相同。
汉军八旗正式组建于天聪五年。皇太极下令在隶属于满族八旗的汉人壮丁中，每10人抽调1人入征，组成了1500人的汉人军队，队伍中的士兵多为炮手和枪手，娴于火器，这支队伍在满语中叫做“乌真超哈”（重兵）。汉军很受皇太极的重视。皇太极曾多次检阅过这支队伍，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汉军扩编为左、右翼两旗，后来又扩为四旗，到了崇德七年，汉军再次扩到八旗。八旗汉军由此成定制，旗制也与满族八旗相同。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与满族八旗有一点很大的不同是，满族八旗的旗主都是实行世袭制，而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的旗主则由皇太极任命，不称职者可随时撤换。所有的满、蒙、汉八旗军队，都由皇太极直接指挥和调遣。
为了改变汉人心目中八旗军烧杀抢掠的形象，在每次出征前，皇太极总要详细申明军纪。比如不得杀害降民，不得离散降民父子、夫妇，不得奸淫妇女，不许践踏禾苗，不许酗酒等等。若士兵违犯了军纪，不仅本人受罚，领兵的将官也要受到牵连。每当战事结束后，皇太极都要进行认真的总结，让部下举报各种违纪行为，严肃处理。
在皇太极极力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个重大阻碍，即他手中缺乏足够的权力。努尔哈赤死后，后金出现了“八王共治”的局面。拥有极大权力的八旗旗主贝勒们操纵着国家决策机构——议政会议。军政大事都由集体定夺，汗不能违背旗主们的意愿独断专行。若汗平庸无能，旗主们还有权更换汗主。
雄心勃勃的皇太极不能长期容忍这种局面，所以从即汗位之日起，他就开始积极筹划，着力加强君主集权，削弱权贵们的势力。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九月，皇太极在八旗各设总管旗务大臣一名，他们直接掌管旗中一切民政事务，可以和贝勒们一起参议国事。后来，皇太极又设立佐管大臣、调遣大臣各两名，协理旗中事务，分别重点负责刑法和出兵驻防。这样一来就打破了旗主们独擅一切的局面，分散了他们手中的权力。
在汗位初步稳固之后，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在贝勒大臣会议上宣布了一条重要决定：免去三大贝勒轮流执政的权力，改由诸贝勒们代理。以此为起点，三大贝勒的显赫地位不断受到摧抑。
三大贝勒的特权被削夺了，“八王共治”的局面也已经瓦解，皇太极可谓是大权在握。天聪九年，后金从蒙古苏泰太后手中得到了历代传国玉玺。君臣上下顿时欣喜若狂，认为这是吉祥之兆。在群臣的一致推举下，皇太极于第二年的四月十一日正式即皇帝位，定国号为大清。他由后金的天聪汗一举登上了“真龙天子”的宝座。
早在天聪五年，皇太极就仿照明朝制度，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由一名贝勒总掌部务，下面分设承政、参政、启心郎等官。此时，贝勒们与皇太极已由原来的平列关系转化为封建的君臣隶属关系，到了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皇太极又下令废除了贝勒主持部务的制度，将中央统治机构的权力进一步集中到自己手中，崇德元年，皇太极设立了监察机关——都察院。都察院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质，其职责就是劝谏君王，弹劾臣下的不法行为。同年，皇太极还设立了蒙古衙门，专门负责处理对蒙古方面的事务。两年后蒙古衙门改称理藩院。后金的行政机构经过这一番比较大的改革，更有利于皇太极加强君主集权。
后金的行政机构经过完善之后，还需要建立一支素质过硬的官吏队伍。皇太极十分注意人才的选拔。他向臣子们说：“治理国家，人才是根本。你们做臣子的都应把荐贤当做一件大事。”
实行科举考试是皇太极选拔人才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执政期间，皇太极举行了多次考试，从满、汉、蒙等各族生员中拔取优秀人才，有时他还单独对汉族生员进行考核，对汉族生员中原来沦为奴仆的，他都将他们从奴籍中拔出。通过科举考试，一大批有才干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汉族知识分子被皇太极网罗到了各级行政机构中，维护着后金的统治秩序。
三、纵横驰骋决战决胜
作为开国立业的一代君王，皇太极在充满了血与火的沙场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皇太极继承汗位的时候，后金仍没有摆脱四面受敌的局面。皇太极曾对当时面临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后金东邻朝鲜，北接蒙古，西面则是明朝。后金的扩张活动对明朝、蒙古和朝鲜都构成了直接危胁，使得它们对后金抱有很深的敌视情绪。在与后金相抗这一点上，它们有着共同的利益。
为摆脱险恶的处境，首先要确立对敌策略。经过反复权衡与思考，皇太极决定对主要敌人明朝采取议和的策略，先争取时间，再图大举；蒙古和朝鲜则是内顾之忧，必须先加以解决。
长期以来，朝鲜一直是明朝的忠实盟友。明朝方面打算利用朝鲜对后金实行牵制，明军毛文龙部就驻扎在朝鲜境内，得到朝鲜的物质资助，经常对后金出击骚扰。为了征服朝鲜，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一月，皇太极乘朝鲜发生内乱之机，派遣阿敏统率3万军队出征朝鲜。后金军队突袭义州，全歼了城中朝鲜守军。同时又分兵夜袭铁山，击败了驻扎在那里的明军，迫使其退往皮岛。接着又攻占了江华岛，俘获了朝鲜王妃、王子和宗室大臣。朝鲜国王李倧走投无路，只得出城投降，与皇太极签订了城下之盟。盟约中规定，朝鲜向清称臣，成为清的属国，每年必须送纳大批贡品，并将国王的两个儿子送到沈阳作为人质。接着，皇太极又发兵攻取了皮岛，全歼驻岛明军。皇太极对朝鲜的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将朝鲜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在后金西北的是蒙古。当时，蒙古部落众多，基本上可分为三大部分，其中，漠南蒙古地处明朝与后金之间，位置尤为重要，成为明与后金争夺的重点。明朝每年拿出大量钱财，羁縻漠南蒙古各部，要他们抵御后金。皇太极则采取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积极争取蒙古各部归属自己。对于归顺后金的各部首领，皇太极一律予以优厚的待遇。
漠南蒙古各部中最强大的是察哈尔部。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恃强自傲，依仗明朝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坚决与后金为敌。林丹汗对属下各部的统治也十分残暴，他到处出兵攻掠，滥施淫威，经常向各部索取各种财物，挑起争端。林丹汗的暴虐统治激起土默特等部联合起兵反抗，但结果损失惨重，不得不向后金求援。皇太极借此机会，召集漠南蒙古部落的一些代表在沈阳会盟宣誓，决定联合出兵攻打察哈尔部。然后皇太极以盟主的身份征调科尔沁、喀喇沁、敖汉等部兵马，会同后金军队一起西征。联军在席尔哈、席伯图等地接连击败了察哈尔部军队，向西一直追击到阿尔泰山方才收兵。为了加强对归附于自己的蒙古各部的控制，皇太极在这次西征后向各部颁布了从征军令，严申军纪，强调对不服从约束的漠南蒙古各部要绳之以法。
天聪六年，皇太极再次调集归附的蒙古各部兵马同八旗军一道大举西征。他在昭乌达（今昭乌达盟）会集蒙古各部首领，对他们出兵的表现做了总结。然后挥师向西疾进。林丹汗因部属纷纷叛离，力量削弱，自觉抵挡不住皇太极的兵锋，便率领部众再次向西奔逃，一直渡过了黄河，向西藏方向逃去。天聪八年，林丹汗在青海大草滩出天花而死，部众纷纷逃散。皇太极闻讯后立即派多尔衮率兵前去招抚林丹汗的残部。第二年，林丹汗之子额哲率领部众归顺了后金。从此，漠南蒙古完全被皇太极所控制，明朝在蒙古一线受到了严重威胁。
黑龙江地区是女真人的故乡。努尔哈赤在世之日，后金已经统一了黑龙江下游地区，但黑龙江中、上游地区仍在其控制范围之外。皇太极继承了父亲的遗愿，不断向黑龙江中上游地区发展势力。他继续推行努尔哈赤招抚与军事征服相结合的策略，但不偏重于武力。他指示北征的将领要对当地的民众讲明：我们的祖先都是一家人，这在典籍上记载得明明白白。要用同宗同语的观念感化当地民众，与他们同甘共苦，笼络人心。在他的招抚政策下，众多的部落纷纷归附了皇太极，向皇太极纳贡称臣。到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时，东自鄂霍次克海滨，西至贝加尔湖的广阔地区都被纳入了清的版图。皇太极将当地被征服的民众都编入了旗籍，设官员管理当地事务，征收赋税。这样，皇太极完全肃清了自己后方和侧翼的异己力量，他可以腾出手来，全力砍伐明朝这棵大树了。
1628年，明天启帝死，崇桢皇帝上台。这时皇太极已完全征服朝鲜，蒙古的大部也已归服，因此，他认为进攻明王朝的时机来到，立即率领大军绕过了明军防御坚强的宁锦防线，取道蒙古南下。大军从喜峰口越过了长城，攻陷了遵化等城，一直打到北京城下。明朝崇祯皇帝慌了手脚，急令袁崇焕率领边军回援。袁军与皇太极在北京城下展开了激战，互有伤亡。皇太极在激战中施展反间计，让手下人给一个被俘的太监透露风声说，袁崇焕与皇太极订有密约，要共成大事。然后又故意放跑了这个太监。多疑的崇祯帝得到报告，心中顿生猜忌，袁崇焕被下狱问罪，第二年竟被凌迟处死。皇太极不费举手之劳，就借崇祯帝之手除掉了一个劲敌。接着，他又率军击溃了满桂等人率领的明朝各路兵马，接连攻克了永平、遵化、迁安、滦州等城。随征的将领们纷纷要求皇太极一举攻下北京城，皇太极表示，北京城是可以集中力量攻下来的，但明朝国力尚未倾颓，灭亡明朝不能做一朝一夕的打算。不如加紧整顿军队，等待时机。他安排了永平、迁安等四城的防守，然后率军返回了沈阳。
为逐步消耗明王朝，最终取而代之，皇太极自此一面假意求和，一面不断向明进攻。从1634到1638年，皇太极又先后4次出兵进入明朝内地。由于明朝统治的腐败，后金兵在历次征战中往来驰骋，如入无人之境。比如在崇德元年，阿济格率军入塞，大小52战全部告捷，攻陷城池60余处，劫得人口、牲畜共18万。崇德三年，多尔衮和岳托等人又率领清军打进了明朝内地，在内地转战了半年之久，接连拿下了70余处城池，俘虏人畜46万有余，皇太极反复进兵征伐，震撼了明王朝的统治，同时也给内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比如在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后金兵在保定城大加杀戮，城中的房屋几乎被焚烧一空，街道上尸首狼藉，甚至连水井中也填满了尸体。崇德四年，济南又遭到了清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