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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

韩少功评传-第28部分

小说: 韩少功评传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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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少功:文学中总是活跃着神话元素,因为文学常常需要超越经验的常识的边界,实现心灵的远飞。广义的神话,并不一定就是装神弄鬼,只是保留和处理更多的可能性,引导想象力向无知领域深入。一般来说,我不会写人变甲虫,像卡夫卡写的那种;或者写飞毯,像马尔克斯写的那种。我通常是实中写虚,常中写异,在常态中展现神秘,打击人类认识的自傲态度,比如在《马桥词典》中写到一个成天打农药的人:他渐渐适应了农药的毒性,因此成为一个毒人,到最后,被蛇咬一口反把蛇毒死,吹一口气也可以把飞蚊毒死。其实这里面有经验原型,又有超验的夸张和虚构,似真非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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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见:沿着实线画出一条虚线。
  韩少功:生活是已知领域与未知领域的混杂。在写已知事物时,要给未知的纵深留下余地,留下童心、浪漫、超感以及想象力。
  孔见:你到乡下生活好几年了,在农民身上有什么让你感兴趣的品质?他们当中有什么让你深为感触的事情?
  韩少功:我不是对农民特别感兴趣,是对很多新派人士不感兴趣的事物感兴趣。眼下有些人,不过是多了几个小钱,多知道一些新玩意儿,就自以为是高等华人,实在很可笑。农民缺少一些新学知识,但并不缺少智慧。要知道,苏格拉底和孔子也没坐过汽车,更不懂得电脑和视频,但比眼下的一般白领都聪明百倍吧?曹雪芹没见识过五星级宾馆,但眼下哪个中国作家敢说自己比曹雪芹强?
  农民也有知识,尤其有传统性和实践性的知识,只是这些知识在当今社会被边缘化,不被认为是知识。譬如老一辈农民大多懂得如何用草药,但这种价廉物美的知识资源一直被轻视。大多数农民对社会也有切实的敏感,不会轻易被新理论和新术语蒙住,把问题简单化。回顾中国的这几十年,左或右的教条主义政策都不是农民发明的,倒是由一些自以为高明的知识分子折腾出来的,而且一直在农民那里受到抵制。那么是谁更愚蠢?是农民吗?
附   录(3)
文明成长离不开大量活的经验,离不开各种实践者的生存智慧。看不到农民智慧的人,一定智慧不到哪里去。正如得意于自己高贵地位的人,内心里其实下贱,还在把金元宝特当回事似的。乡土文明当然也需要改造,但文明是一条河,不能切换,只能重组。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只能充分利用现有的物种资源,趋利避害,因势利导,择优重组。
  孔见:你的意思是说,要在农民的意识深处去寻找文明的增长点?
  韩少功:必须这样。任何成功的社会革新都需要利用本土资源,依托本土路径,外缘结合内因。农民群体确实有很多问题,比如“乡愿”习气,徇情枉法,就是民主与法制的重大障碍。但有些人攻击传统没说到点子上,或者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譬如说农民一盘散沙,缺乏组织能力,但以前传统的宗族、会馆、帮会、商号,不大多组织得很严密吗?现在很多大企业作假和赖账,缺乏商业诚信。但我观察农民“买码”,就是买那种地下六盒彩,事情本身很荒唐,但荒唐事居然做得这么大。他们巨大而复杂的支付网络却十分高效,各个环节都比较诚信,赖账的事偶有所闻,但比较少。还有一种“打会”,又叫“转转会”,相当于民间互助的融资制度,不需要书面合同,不需要法律公证,但几乎不出现纠纷。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中国人不诚信,说农民缺乏组织能力,而是要具体分析有关条件和原因。
  孔见:与土地和植物打交道的劳动生活,在什么意义上滋养了你的心灵和文学?
  韩少功:文人的知识通常来自书本,不是来自实践;是读来的,不是做来的。这种知识常常不是把问题弄清楚了,而是更不清楚了;不是使知识接近心灵,而是离心灵更远。恢复身体力行的生活,可以克服文人清谈务虚的陋习,把自己的知识放到生活实际和大面积人群中去检验。当然,身体力行的方式很多,下乡只是其中一种。通过这种方式与自然发生关系,与社会底层发生关系,会有一些新的感应和经验。你面对迪厅和酒吧,与面对一座山,感觉肯定不一样。在我看来,后一种状态会让你更脚踏实地,更接近灵魂。
  孔见:现在,表现劳动生活特别是体力劳动感受的作品似乎少见,倒是描写商业消费和权力阴谋的越来越多。
  韩少功:题材多样化不是坏事。但很多人享受着劳动成果却鄙薄劳动,深受权势的伤害却仰慕权势,有一种对权贵圈子流着哈喇子的窥探欲。文学不应该这样势利。
  孔见:“文学”有偏于“文”者,也有偏于“学”者。你的文学给予人的更多是“学”的一极,是这样的吗?
  韩少功:我没有多少“学”,也不大做学术理论的功课,只是爱琢磨些问题。在我看来,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男性作家,缺乏思想能力是很丢人的。一味的情调兮兮神经兮兮小资兮兮,满嘴文艺腔,有点扮嫩和扮软。中国文学经过了政治挂帅的那一段,大家对思想啊理论啊较为排斥。那意思好像说,人一思考,上帝就会发笑。其实,人不思考,上帝更会发笑吧?试想想,不思考的人会变成什么呢?在历史上,因热心理论而失败的作家不在少数,因思想贫乏而失败的作家同样不在少数。极“左”时代那些失败的作家,并不是思想多了,恰恰是思想太少了,白长了一个脑袋,把当局的宣传口径当做思想,就像现在很多人把一个脑袋完全交给媒体和市场。
  孔见:纯思想没感觉的思想是一种观念、成见。话又说回来,尽管你的作品追求理与情的融会,但也许是当代文学中具有思想能力的作家太少的缘故,你的作品受人关注的还是思想的方面。你的读者可能从你的文字中获得某种启示,达成某种共识,或改变某种看法,但很少会出现泪流满面、无法安慰的情况。你在表达某种情感时,也相对比较克制,没有过度地渲染。是这样的吗?
  韩少功:是有这种情况。我在伏尔泰、维吉尔、尼采、鲁迅等思想巨人面前是小矮人,但在矮人圈里可能误戴一顶“思想者”的帽子。我一直强调文学必须有感情和感动,但常常力不从心,不能把自己写得作呕、痛哭或者癫狂。这就是你说的最佳状态吧?当然,我对催泪弹式的煽情不以为然,对语言轻浮泛滥也很怀疑。你连一个人物都没法写得鲜活和扎实,你的感觉在哪里?一个好作家应该有所不为,不能依靠穷煽情、穷刺激、露阴癖这一类低级手段。就像下象棋,废了一半车马炮还能取胜。
附   录(4)
孔见:城市生活和女性生活(包括两性关系)是你写作的两个盲区,是你废掉的两个棋子,这是为什么?是你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吗?还是有什么道德上的忌讳?
  韩少功:我对这两方面确实写得较少,因为我找不到太多的感觉,商界、官场、酒吧、时装等尤其让我觉得乏味。作家是多种多样的。你不能要求一个泥匠硬去做木匠,不能强求四川人绝不吃辣椒。应该允许作家有偏好甚至偏见。至于道德顾忌,倒谈不上。我在一篇随笔里谈性问题,曾吓住了很多人。他们说你怎么说得这样大胆?
  孔见:《性而上的迷失》是把性当成吃饭穿衣一般的问题来谈,显示你非道学的一面。另外,说到人物,从你笔下刻画出来的,多是猥琐、丑陋和变态,甚至是存在人格和精神障碍的人物,这与你的人生取向恰恰相左。为什么你不塑造一些健康、伟岸、强大的理想人物,以寄托自己对人性和人格的期待?
  韩少功:我的理解是这样:鲁迅写阿Q、祥林嫂、孔乙己,等等,并不违背他的人生取向,与他的《一件小事》也不矛盾。作者传达价值观,不在于他写什么题材,在于他如何处理这些题材,因此雅事可以俗说,俗事可以雅说,英雄题材可以写得很恶俗,流氓题材也可以写得很高洁。塑造高纯度的理想人物,能够经得起现代人严格怀疑和解构的英雄,当然是很重要的,也是我的梦想之一。但我在没有能力圆梦之前,写出低纯度、有杂质的英雄,也不失为因地制宜,而且这后一种是我们更常见、更接近、更容易学习的英雄。是不是?我更感兴趣的是一只鸽子、一条狗、一头牛、一个哑巴、一个罪犯、一个莽夫、一个酒鬼、一个家庭妇女、一个有过失的少年,如何突然爆发出英雄的闪光,让我们心生感动。我也许是一个更喜欢在夜里而不是在白天寻找光明的人。
  有个外国的批评家倒是说我的作品很温暖,没有现代作品中他常见的阴冷灰暗。这个感觉与你的不大一样。到底谁说得对,我也没把握。
  孔见:他所说的温暖,也许是指你叙述中透露的情怀,特别是对低阶层人群境遇的关注。与某些自由主义者的冷漠和傲慢不同,你一直被人看成是具有“左”派倾向的作家,这种理解有问题吗?
  韩少功:我从来都是认人不认派,主张因病立方,因事立言,不要轻信划派站队那一套。在80年代,权势者很僵化,因此我特别关心“自由”,被人们理所当然划入“右派”、“自由化”一列。到90年代,权势者突然变得很腐化,我就觉得中国更需要“平等”和“公正”,而这些被视为“新左派”的口号。这些帽子和标签都没什么吧?大约在十年前,一位新锐批评家理直气壮地说:谈平等和公正太矫情啦,社会等级化是人性的必然,是历史的进步。在这位朋友面前,在当时贫富分化很厉害的情况下,我肯定要当“左派”了。让高等华人或自我预期高等的华人们有点不高兴,对强势潮流保持批评性距离,应该是我的光荣,是我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正确选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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