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人的十年-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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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安平县高小毕业后分配到一个村里当教师。那时才十六岁，根本不知道有档案材料 好比魔影一样紧跟着我。村里的人都夸我工作得不错，我的自我感觉也蛮好，就有了入党的 要求，决心一辈子跟共产党干革命了，我问村长，“咱村有支部吗？”我想提出入党申请。 谁料他拿笑话跟我打岔说：“咱村没有织布（‘支部’的谐音）的！”开头我以为他们把我 看做小孩子，对我这要求推推挡挡，后来发现自己总被莫名其妙地调动，在这个村没呆多少 天，又调到另一个村去。好像我有痨病，所有人都和我保持距离。一九四二年日寇搞五一大 扫荡，我们这些人全分散到各地隐蔽。县里惟独不给我安排隐蔽的秘密据点，我就跑回老家 躲一躲。这期间村头的雪地上有人写条反动标语，姓王的那些村干部问也没问过我，居然把 这条反动标语又悄悄记在我的档案上，“特嫌”就更没跑了。这些事当时并不知道，只觉得 革命这个门把我向外推，不准我进。我可还是一心革命，把自己当做革命人呢。我不甘心整 天在敌占区窝窝囊囊活着，不干事，就决心投奔八路军去当兵。幸亏五一大扫荡最凶时，那 些姓王的村干部都隐蔽起来，推出我们一个李家人——就是在区里当过炊事员、要活埋我时 为我说过情的那人当村长。他给我写封推荐信，我把这信缝在鞋帮里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八 路军。日寇大扫荡时我十次遇险，不是逃脱追捕，就是叫老百胜掩护起来。有一次被抓住， 因为我一只眼是斜眼，老百姓对日本兵说：“这个小斜眼的，傻了傻了的。”骗过了敌人， 才救了我。这时一找到八路军真像找到亲娘一样，热乎极了。
开头我在冀中军区八分区政治部当文书。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一个短暂的春天。充满了 信任、关心和友爱。有一次我发高烧，同志们日夜轮流值班照看我，每—只手都抚过我的额 头，无论是极糙还是细腻的，我感觉到这手上带着对我病情无言的探问，还有对我快快病愈 的切盼。每只手放在我额头上时，我都立即流下泪来。我第一次尝到革命的友情，真是胜过 母爱！我好写，常给《冀中导报》和《前线报》写稿，小说、诗歌、剧本、人物专访等等都 写。我不敢说写得多好，—但都是真情的流露。这期间我认识了孙犁、远千里、王林，他们 都把我当做工农作家重点培养。政治部还常把我作为战地记者派到前线采访，《前线报》上 有时天天发表我写的通讯，报上常见我的名字，我也算小有名气了。心气儿又高起来，提出 入党，政治部的首长们很高兴。
其实，我又傻了。因为这时我的材料没有转到部队上来。可我一提出入党，政治部派人 到村里调查，反把我那些档案材料勾来了。阴云重新笼罩我的头顶。不但我入党的事没人再 提，那时部队正在打泊镇和青县，战地急需记者，也不再派我去采访。一天政治部主任背着 手到我房里来，他说：“现在敌我斗争激烈，有些特务分子专门打进我们政治机关里来。” 我诧异地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呢？”当时他目光闪闪地注视我的脸，观察我的反应，幸亏 我还不知道他们怀疑我，这是对我的一种冷不防的考察。如果我知道自己被怀疑，自己虽然 不是特务表情也会不自然，那就非认定我是特务，把我抓起来不可。后来才知道，冀中和山 东是康生反特运动的两个试点，怀疑到谁马上就抓。又幸好这位政治部主任是长征干部，延 安整风、抢救运动、搞AB团，他都经历过，知道过去冤枉不少好人，看我的表情不像装 的，才不动声色地走出屋去。我就暗暗被控制使了，一言一行都记在档案里。直到一九四九 年军法处审查我时，我才知道我这时的处境多么危险。但这时凭直觉，已经感到信任从同志 们的眼神里消失了。我无法问，更无从申辩，也千万不能申辩，一问反而更被怀疑。渐渐我 变得十分敏感。他们怀疑我，我也怀疑他们，不知他们对我的种种态度是真是假。怀疑人是 件很难受的事，以致我有点神经过敏、草木皆兵，我的失眠症就是从那时扎的根儿。唉，我 那个短短的、迷人的春天就此过去了。
一年后我患了肺病，住进冀中军区的和平医院。刚入院时我感觉还正常——当然我说的 不是身体感觉，而是政治感觉。不久一些病友明显地对我疏远，甚至没人肯跟我下棋。过年 时我回家探亲，有个战士与我同行，他是我当年的学生，但他一路上与我无话。分手时他犹 豫再三才对我说：“我看您人不错，有件事告诉您，您千万别对人说。”他见我答应得诚 恳，才告诉我：“还记得您教书时有个张老师吗？他是特务，自杀了。”
我吓一跳，说：“他怎么会是特务呢？他爹是叫日本飞机炸死的，对革命很忠心，人也 挺正派，当时有个村干部玩女人，贪污公粮，没人敢批评，他还写过无头贴子呢（一种不点 名的墙报）！”‘
这当兵的学生说：“据说他就为这事被村干部定成特嫌，挤出学校，到部队制药厂当工 人。后来部队反特时一查材料，他是特务嫌疑，好一顿吊打，他受不住就上吊自杀了。据说 他的档案上有您名字，说您跟他共同搞过特务活动。”
我问：“什么活动？”我傻了。他说他不知道。
我懵住，再想，想起一件事。那位张老师写无头贴子时没有墨水，向我借的墨水。第二 天，村里的公安员忽然也来找我借墨水，我还纳闷，公安员怎么跑来找我借墨水？看来这是 找证据了，真是可怕！
这当兵的学生又问：“前一个月军区有人找您谈过话吧！”
我说：“是呵，是位特派员，人很和气，问挝我的家庭历史，还挺关心我的身体情况， 怎么？”
他说：“哪是什么特派员，那是军区保卫处的！现在咱部队内部又搞反特，审查旧案 时，从张老师那特务案里发现到您。本来那天是打算把您从医院逮走的，听说跟您一谈，觉 得您不像特务。当时我正在医院保卫组办事，听到这消息的，为您捏把汗，那可是说逮您就 逮您呵！”
这正是大冬天，天却不冷，可我浑身哆嗦，连牙也“得得”地直打颤。过度的恐惧之 后，我反倒不怕了，恨不得把这些多年来一直爬在我背上这魔怪翻过来，看看它究竟都是些 什么东西？恨不得把自己赤裸裸摆在党组织面前，叫他们一个个细胞都瞧个透，说说我到底 是敌人还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这股热辣辣的情绪过去，我茫然了，我无力证实自己！我像 被抓在一个巨大的铁掌中，无辜地身不由已地听任它的摆布。
没多久解放战争就开始了。我随军到达白洋淀，《前线报》社也在那里，他们人手不 足，恰好我是这家报纸的老作者，社长找我谈话想调我到报社工作，叫我去组织部换信，我 好高兴，但一换信又麻烦了。非但《前线报》社没调成，反把我送到军政干部学校的整党 班。所谓整党班并非都是党员，而是把有问题的人弄去解决问题。我还挺天真，以为像唱戏 《三堂会审》加样，一问一答，把问题弄清就了结，谁知那里边是叫有问题的人互相整。整 你时，把你的问题告诉给别人，整别人时把别人的问题告诉你，谁都想争取表现，搞得很 凶。一天夜里我和一个小伙子站岗，我对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到底怀疑我什么？ 我冤得很，对革命从无二意，怎么总拿我当敌人呢？”
这小伙子是农村人，很实在，见我也实在，他就挝我：“你是不是五一大扫荡时，在老 家的雪地上写过一条反动标语？再有，你是不是在八分区政治部工作时，对一个保卫干部 说，你盼望国民党飞机来轰炸……还有，你是不是给你老婆写过信，说傅作义的部队要突袭 河间，人家怀疑你怎么会事先知道敌人的行动……”除这些，他还说了我许多许多事。
我听得毛骨悚然，心想无论怎样表白也难翻过身来了。因为这些事都有点影子，但都被 歪曲，甚至歪曲得含意完全相反。比如飞机轰炸的事。那是我在八分区政治部时和一位保卫 员出差办事。他挝我：“小李，你挺能写的，为啥我们找不到那些材料写，你能找到？”当 时空中正飞着国民党飞机，我就拿这飞机打个比方说：“你看这敌机在飞，就不必写，写了 也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他们扔炸弹把前边的庄子炸了，就可以写了。”这本是谈新闻的价 值，硬给变成我盼望敌机扔炸弹，写进档案！再看，傅作义要突袭河间的消息是部队传达 的，要我们做战斗准备，怎么变成我事先从敌人那里得到的消息？更使我可怕的是，我给老 婆的信都被检查了！如果我真是一个敌人，也不会有这么多、这么细致的挨整材料呵！文革 期间，一个造反派对我说，你知道你的档案材料有多少吗？一车也拉不完！对我这样耿耿忠 于革命的人，怎么花费这么大力气来监视、控制、调查呢？我想不通，上了犟劲。第二天整 党队的指导员又找我谈话，逼我，我再也受不了，夺门跑出去要跳河，被拦住了。指导员火 了，马上组织全校批斗大会，转天被作为“现行特务”押送到军区军法处。在军法处里，他 们要我交待特务证据，我说我只能证明自己是革命者，说我是特务，应该由你们实事求是地 拿出证据来。这样，我就被箍上镣铐。有生以来我头一次戴上这东西，却是在自己的队伍 里！拷了四十七天，全国解放了。我听到消息时心里还一阵欢喜，可是看看手上的镣铐，墙 上的铁窗，心里不是滋味。每当我想到，我是戴着手拷迎接全国解放的，心中便一阵黯然。 好像一块很黑很黑的阴影留在我心底。
几十年的经历告诉我：有人说你好，没用，谁也不会把这话记在你档案里；有人说你有 问题，哪伯仅仅是怀疑，糟了，多半就收进了你的档案。收进去就很难拿出来，它从此就一 刻不停地紧跟着你。你敢说，你在自己的档案里是个好人吗？如果你认为自己赤胆忠心，忠 于国家，忠于事业，你感到你的心、你的血液、你整个身体都是透明的。但夹在那厚厚的硬 纸封皮的档案中的你，却可能是满身污点的另一个人。关键时刻人家都是从这“另一个”的 你来判断你，对待你，决定你。
军法处派出马队跑遍我工作过的村子、学校和部队，谁也拿不出能够证明我是特务的确 凿的证据。幸好我老家的村干部换人了，虽然还是王家人，跟我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嘴下留 情，没再给我舔油加醋说坏话。军法处便把我放了。结论是“工作中看表现，表现好可以算 没问题，表现不好还背着这包袱”。我就这样挎着个不青不白的小包袱进入了新中国。
解放后的最初几年，我先后在几个单位干过，都因历史向题未清不被重用。我想重用与 否并不重要，工作好好干，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是了。
一九五五年，我在B市一家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