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人的十年-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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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跳上火车躲到外边去，不小心让火车撞死 的。我心里明白，他并不想跑，而是想死。家里穷得掉面，哥父是右派，自己再弄个小偷， 甭说娶老婆，活着都抬不起脸来，跟父母又怎么交待？只有一死。可是他身上竟然没有外 伤，奇怪！火车轧的或撞的总得有伤呀，这也是件说不清楚的事。什么？请法医来验伤。你 说得轻巧，那时我们这种人家死个人像死条狗，谁还管验尸，反正死了，刨个坑埋了。
这样，我两个弟弟都叫我连累死。死了还背着罪名：一个反革命，一个盗窃分子。我父 母便有三个坏儿子：一个反革命，一个小盗，一个右派。你说我这是个什么家？
“文革”初，学校党支部叫我向毛主席说实话，请罪，老实交待问题，不应该隐瞒。我 想来想去想出个问题：一次给学生批改作文时，写一句“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 想”，笔误了，写成“用毛泽东思想批判毛泽东思想。”这同学拿着作文来找我说：“老 师，你写错了。”我吓了一身冷汗，赶紧改过。幸亏这孩子老实，没给我告密。
我就把这件事对党支部老实交待了，向毛主席认罪呀。
其实我不说谁也不知道，他们并不掌握这问题。你说我这人咋回事？又没人给我压力， 咋我偏要说呢？我还信任他们吗？我还嫌自己不倒霉吗？放在心里犯嘀咕吗？天生—种贱性 吗……我说不清楚为什么非说出它来不可。我总怀疑，有种悲剧性的东西潜伏在我血液里。 我有血液病。
这样，我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狗胆包天反对毛主席。批我，打我，打得我受不了时， 我跑回村躲起来。后来两派大联合又派人把我逮回学校接着批斗。咱不说肉体的痛苦吧，说 那些没用。肉体的苦一不疼就忘了，心里的苦你忘不掉也弄不走它。因头很多苦你并不知道 咋回事，更说不清楚。如果一天你能把它清楚地说出来时，就不再觉得苦了。痛苦就因为你 没能力说清楚它。
七六年大地震中，我们一个县全震垮了。火车不通，我跑了几十里路赶到家，已经一片 废墟混着无数死尸。死人都是我乡亲，个个全认得。老天爷、土地爷、城隍爷这些老百姓造 的神仙待我家特别优待，没收走我家一个人，全都死里逃生，在村外野地里搭个棚子不知为 了活着还是等死。那会儿最难办的是找不到东西吃。大队用大喇叭招呼：
“贫下中农同志们，现在都到大队来领救济物资！”
救济物资只有些饼干。人们都去了，但大队说救济饼干只发绘贫下中农，像我们这种有 问题的人没份儿。我老婆去了被顶回来。人们走回来时，瞧瞧他们的表情吧。贫下中农两手 捧着饼干，脸上那种优越感呀！而我们这种人不声不响，垂头丧气的样子！就这点东西就明 显地把人分成两个阶层……那些有饼干吃的乡亲决不会让给你一点儿，你就像条狗蹲在一 边。可是他们也不当着你的面吃。你说这为了啥？因为怕你看着馋会向他要？因为自己独吃 心里过意不去？还是怕忍不住时分给你一点儿，叫大队干部发现了挨说？说不清楚。这比饿 更难受！
我就去扒自己家的废墟找吃的东西。扒来扒去忽然扒出一样东西，石膏做的毛主席像， 那时家家都有这么一个。村里有个孩子扒他被砸在乱砖下的妈妈时，先把毛主席像抢救出来 再扒他妈，这事受到全公社表扬。可是我这尊像砸残了，掉了一个耳朵，左边的。怎么办？ 我犯愁了。我就把这毛主席像放在砖上，对着他说：
“老人家！您说我拿您怎么办？我一家人没吃没住，把您供在哪儿呢？您又掉个耳朵， 要是他们说是我故意敲的，我一家人不就更惨了吗？您呀，您说我咋办呀？”
我想个贼大胆的办法，先把它藏起来，再在废墟里挖个很深的坑。当天黄昏，我四处侦 察，看好那片废墟一个人也没有，我就钻进乱砖堆里，把它悄悄埋了起来。这要叫别人发现 更是个掉脑袋的罪呀！我是不是犯罪呀？当夜，我吓醒了，一连多少天犯心跳。事后还总后 悔，恨自己不该做这件事。很长时间这种犯罪感沉重地压着我。
我这个人呀。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文革完了，我右派的问题了结之后，我便为三弟平反的事到处奔波。我不能叫他亡魂总 背着那罪名，也为了平息一下自己心中对他很深的内疚。但这事被推来推去，我跑了三年， 加起来不下一万里路，可这件事谁也对我不说清楚。不是“说不清楚”，而是“不说清 楚”。特别是有个细节——
我兄弟被奄奄一息送回家时，是六0年一月十五日早晨九点钟。但“逮捕通知书”上写 的日期也是一月十五日，还注着一句“因病暂缓执行”。
按这句话说，应该是一月十五日检察院通知公安局，局长签字后再去监狱执行逮捕，一 看我兄弟病危才决定“因病暂缓执行”，再把我弟弟弄上车往我家里送，这需要很长一段时 间。可是我兄弟是早晨九点钟送到家的，按路程，最晚八点钟就得从监狱抬上驴车，中间没 有时间办手续呀！这两件事怎么可能同时发生呢？
大概文革完了，谁也不愿对那段历史负责，能说清楚也不愿说清楚了。至今我仍然是这 样两个弟弟：一个反革命，一个盗窃分子，而且早成鬼了。那年月，拿活人都不当回事，拿 死人就更不当一回事了。我母亲是病死的，死因当然也有抑郁成疾的原故。这一切都因为 我，我自己却被平反落得一个好结局。你想我能活得轻松吗？内疚这东西很顽固，它呆在心 里，随时都会翻腾起来折磨你。谁也不会知道我活得有多累……
我想写个《家训》，留给我的子女。
我的《家训》依旧没有一句能讲清楚的话，只是把这些终身难忘的事告诉他们，把这些 百思不解的问号留给他们。现在的年轻人毕竟比我们一代人有脑子。如果他们能说清楚这一 切，将来就不会再遭罪。如果他们不去搞清楚，难免还会重复我的经历：吃哑巴亏，上糊涂 当，等着挨折腾。依旧是悲剧性格，还要走向悲剧，甚至走向悲剧的深渊。
是性格悲剧，还是悲剧挑选的这种性格？
第20章 “文革”进行了两千年 1966年 41岁 男 T市某出版社编辑
十四岁的特务——一生中一个短暂的春天——怀疑人是件很难受的事——档案里的你都 是满身的污点——我是戴着镣铐迎接新中国的成立——第二次掉进怪圈——糊里糊涂又被卷 入漩涡
你要写一个人的文革十年，我却想讲我的五十年。你可能认为我会离题千里，放心吧， 不会！老弟，我的文革是从五十年前开始的。
你如果了解到我这整整半个世纪的坎坷，肯定会得到这样的结论：“文革”并非开始于 一九六六。开始于一百年前吗？也不对，老弟，我理解的“文革”在咱中国进行了两千年！
我讲我的经历，也讲我的道理。
这道理我几十年没想通。我参加革命几十年，却被当做反革命几十年，反来复去也没离 开“敌人”的圈儿，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可是一九六八年我被“风雷激”造反队一群人 吊打之后，关在H河边一个“特”（即特务）字号单间房里，这所楼原先是我们出版社的书 库，书早被当做“四旧”运到造纸厂化纸浆去了。空荡档的小屋里充满旧纸、旧地板和旧砖 的气味儿，窗户被封死，糊上报纸。H河柔软的流水滔滔汩汩在外边流着，夜间听得更清 晰，还有河中行船的划桨声。我不自觉想起遥远的滹沱河边的老家，那一到春天就变得绿葱 葱的茅草房。我在那河里洗澡，在河边长大，参加革命抗日时，今天从河这边渡过河那边， 明天从河那边游到河这边，多少年呀……革命、父父父父父，敌人、档档档档档，我革命， 这敌人却是我。想着想着，很奇怪，我感觉被殴打后肉体的痛苦开始从皮肉中一点点消失， 但不是散开，而是往里走，全凝聚到心里去……不知这是怎样一个过程，我忽然一下于云开 雾散，明白了。有人说，大彻大悟是一种解脱。我说未必，不明白则巳，明白之后反变成更 深更深的痛苦。
我们村有两大家族，一姓王，一姓李。我姓李。两个家族打根儿上就斗，势不两立。在 我记忆里就有三次打群架，打得头破血流，死去活来。我本家一个叔叔李瘸子就是打架时落 成的残废。谁也说不清是从哪朝哪代结下的这冤仇。我还是穿开挡裤时就听奶奶讲，前清时 候王家出了个举人。那时村里出个举人像出条龙，不得了呵，土霸王！王举人在大街上走， 向例是两条胳膊横举着，一手拿根称秸秆儿，只要我们姓李的碰上，他就打。
村长这位置很关几，谁把住这位置谁就好压对方，不叫对方出头。但姓王的人多，势力 大，一直占着村长。敌伪时期保甲长是他们，后来八路军来恋，村干部又大多都姓王。从这 里，你可以看到历史怎样变成现实，要寻找文革的渊源，这便是最长最远最深的一条根了。 可是这道理我当时怎么可能认识到？
我们村是老解放区，七七事变后成了有名的冀中抗日革命根据地。群众的抗日情绪高 涨。我那时十四岁，上小学，对共产党的感情别提多纯真，可以说对共产党的每一个字儿都 深信不疑。吕正操的队伍一来，我高兴得天天夜里睡不着觉。连八路军战士看我一眼都兴奋 得不得了。我爱看书，爱写作文，能讲话，学校叫我当儿童团长，天天晚上我挨家挨户去给 大人们讲《民学课本》，宣传抗日，宣传共产党，讲得大人们包括我自己眼睛直冒光。那时 根据地在搞戒烟戒酒运动。村树都出墙报反对抽烟喝酒，从干部批评起。这墙报，就是现在 说的大宇报，文革中叫“四大”，其实早就有了。我们村长好烟好酒好玩钱，我就写篇小品 文，只几句话，都是善意批评，你一听就知道了：
“有人提倡不抽烟，可是自己一盒一盒地抽；有人提倡不喝酒，可是自己半斤八两地 喝，这算什么事呢？”
写得挺温和也挺幼稚吧！别忘了我那时才是个十四岁的小孩呀。这小品文没等上墙，上 学时丢在道儿上，叫村里的治安员拾到。这治安员也是王家的，交到村长手里。当时村里就 定我为“特务”。村长说他代表党，反对村长就是反对共产党，什么人反对共产党？国民党 特务呗，好！治安员提出要把我活埋了。这事传到区里。区里有个炊事员是我们村姓李的本 家，他找到区长说一个小孩子懂个屁，胡闹呗，管我说人情，这活埋的事就由区里出面制止 了。但本村还是给我立个案，内定我是“特嫌”——我自有档案材料开始第一篇就是“特 嫌”。从这时候起，我便背上了跳进滹沱河也洗不清的历史问题的罪名，熬度我灾难不绝的 多半生。
你会奇怪，他们跟我无冤无仇，为什么为这三两句话，梗把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划到敌人 那边去呢？原因很简单，他们不能叫我这个李家人冒头当儿童团长。这一来，我这个儿童团 长就被撤掉。政治，在这个文化背景上就变味儿了。我本家有个伯父，七七事变前上过一年 师范学校，有文化，总在村里出头露面。共产党来了，他胆小又不摸底，不敢接近，便被姓 王的那些村干部扣上一个“国民党”。他辈分大，我们全村李姓人就都有特务嫌疑，给压得 抬不起头来。我哥哥为了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