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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

陈丹青的纽约琐记-第5部分

小说: 陈丹青的纽约琐记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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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案子他接了,同时上告市府和所谓整建计划办公室罔顾人权欺负艺术家,上策争取不迁,下策要求赔偿。输,他免费效劳;赢,每人赔款他抽成百分之二十五。

接着商量具体措施。群情激奋。我只能听懂小半,兼以遇到开会我就神志涣散,思想眼睛同时开小差:意大利女画家专画欧美大幅地图,她长得像个吉卜赛人,乌眉黑发,赤脚,脚趾上又是颜料又是趾蔻。瘦高个招集人名叫克里斯蒂,据说是音乐家,又是观念艺术家,蓝眼睛露着忧郁、嘲讽的神色,讲话慢条斯理。大半来者早就面善,在这样的场合,言谈之下情同难友。散会时大部分来者在公诉合约上签字,围着救星兼侠客雷康先生,又聚在楼道里谈了很久,话题早已不是官司,而是哪个画廊的哪期展览——灾难临头的艺术家。那位吉卜赛女画家趿一双用大红绳子编结的南欧凉鞋,在人丛中无缘无故地尖笑。

此后几个月邮件不断,一类是整建办公室提供的画室出租资料,曼哈顿各地段都有,租金贵多了。另一类是雷康办公室的诉讼报告,并迅即来人登记各位同行的画室私产以便报备索赔。两件风衣又来过几回,询问(明明是催逼)另租画室的意愿。显然所有人厌恶这一对活宝,不久,头儿亲自出马:一位伶牙俐齿的时髦女郎,她略去我的姓直呼名字,接着是飞快的唱歌般的开场白:“我知道,我知道,我父亲也是画家,当然,你们有律师,好啊,非常好!我们谈得很好。”她而且坐下,架起腿打量画作诚恳赞美,叫人很难不相信她。我笑着提到那两位喷香的男人。“噢!可怜的孩子。我简直头疼!但是听着:你难道愿意继续这种状况?”我问什么状况(故意的),是指留下去吗?“NO,NO!”她撮起嘴唇,像幼儿园阿姨那样举起食指左右摇晃,每个指端涂着巧克力色的高级指蔻。




4。 我的画室(4)




进入1995年,我们至少开过六七次会。我心里早已认命。我不是美国人,不像他们从小知道为自己的权利同任何势力争。我一路跟着大家,差不多只为严重的事端总是有点好看、好玩的地方——2月,全体艺术家出现在下城联邦法庭。我迟到,推开某号法庭边门,一眼看见233号楼全体艺术家坐在这种地方,恍如目击一段电影情节。法官的老脸总是疲倦而呆板,不看大家。第一轮我们失败了,记得我隔壁的两位阿根廷画家当庭用西班牙语大骂。雷康镇定自若,步出庭外,同克里斯蒂躲到大石柱背后商量。不久,好几位“难友”悄没声退出案子,他们是时装设计师或工艺美术家,必须赶紧找到工作兼营业的去处。电梯忙起来,大件家当堆在门厅等待搬运。4月第二回出庭时,清一色都是“纯艺术家”。大家坐到前排,神色平静庄重,不像来打官司,倒像是出席葬礼。吉卜赛女画家两眼泪汪汪的,出庭后瞧着春枝绿芽又笑将起来。几天后律师事务所发来信函,措辞坚定沉重,要求大家准备长期周旋下去。克里斯蒂原来是个能干的政治家,他同时展开舆论战,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四五家报馆先后登出消息和文评,一致表示同情和声援,从报章援引的资料,我才知道楼内颇有几位同行成绩不凡,是名牌画廊及惠特尼美术馆双年展的作者。艺术家们向各界散发的传单更是用词耸动,诸如:“四十二街新上演的百老汇悲剧”、“纽约杀害艺术家”之类。我们站成两排在大楼背景前被记者拍照,一位谁也不理,从不参加会议的画家朱利亚(画得非常不错)那天也挤进行列,带着难为情的笑容。

4月底飘着细雨的一天,我们在时代广场发起游行。

艺术家总是像在玩耍。游行前后楼内好比过节,每道门敞开着,大家忙进忙出。克里斯蒂倚在门口问我能否弄到喇叭(我没弄到),三楼那位剃短发蹬军靴,长得活像革命者模样的女画家挨户送发黑色长布条,关照在游行当天从窗口悬挂到街面,并要求尽量带朋友加入。这是我第二回在时代广场游行示威。上一次是为祭悼林琳。下午两点,队伍集合,我回望大楼:楼面一半窗户内的主人撤走了,零散下垂的布条被风雨折腾得不成样子。人倒来了一大群,给警察、记者围着。队伍启动,忽然,从排首穿过来一阵难听而凄厉的钝响:克里斯蒂,不知他从哪儿弄来一支靠旋转刮出响声的木头家伙——笨重粗大,模样像极了中国土制木板机关枪或旧时乡镇的敲更器——他昂然高举,金白色头发逆风飘抖,奋力地、很不熟练地挥舞着,但队伍随即被领错方向,止住,转弯,刮木片声哑了片刻,又复刺耳地响。一片笑声。

自那天以后(我们在四十三街《纽约时报》报馆门口解散,人人浑身湿透),我再没完整无缺见过坚持到最后的那群人。迁出势成定局,众人陆续动身。好几位艺术家70年代末就在这儿藏身作画,他们是最难受的人。某日在门口遇见六楼那位年长的德国同行(我喜欢他优雅沉静的面容),他站住,和我长久握手:“再见了,朋友。我回家乡去。在这儿待了十五年,纽约伤了我的心,我永远不想回来了。”

剩下的蚂蚱都在等候最后的驱赶。夏天。成人商店相继移走,连串门面被涂成彩色的大木板封闭了。四十二街变得陌生空荡,就像爱德华·霍珀的那幅名画《星期六》:一排歇业的店铺前空无一人,阳光斜照。我赶制完毕(不完也得完)十联画,初秋将连同所有大画去台北展览。7月的一天,我打开房门清扫画室。一位不认得的中年艺术家走进来,巡视过后,告诉我他叫毕德娄。好,毕德娄。您玩哪一路?“我?你不知道我是谁吗?”(美国人好在直爽。一年后我知道了:他是80年代“挪用占有”大师图像的一位知名画家)真的,我不知道。他于是领我到隔壁四一二房,说他闲租十几年,只为堆放私人收藏。

满屋尘土。在尘土中我如梦似幻看见杜尚先生的两件作品:那只戳着自行车轮胎的高脚凳,那扇连着门框的门。这么说,杜尚同志也得挪窝了。毕先生解释道,同一作品杜尚做过两件(此话倒也不假,现代美术馆的“泉”就是重做的,原件很早即已遗失),他说他是从朋友那儿转手买来的。但愿他的话和收藏都是真的。原来我的邻居包括杜尚的幽灵和遗作:这似乎是为我失去画室而及时补偿的一份不大不小的虚荣。




4。 我的画室(5)




8月初,那位革命者模样的女画家在过道里叫住我,目光锋利咬牙切齿:“听着,世界末日!他们通知了,9月20号之前所有人一律迁出。”

也在同一年,母校中央美术学院迁出北京王府井校尉营移往京城东郊。10月,我指的是今年,曼哈顿西四十二街233号楼以西至第八大道为止所有建筑物夷为平地。东端楼群和街面年来焕然一新,剧场早已开业,迪斯尼集团名下的高档连锁商店、衣装店、礼品部、咖啡馆相继开张,周围簇新的巨幅广告牌铺天盖地。英国航空公司甚至在街口楼顶架设了一部几十米长的模型飞机,机翼机头倾斜着对准街市,看过去英勇而幸福。其他各项工程如火如荼日夜进行,到年底最末一夜,几十万纽约人在广场举行传统守岁仪式时,时代广场确实气象更新——那年秋末我从亚洲回来,如丧家之犬:画室岂不就是我的家。承画友坦希帮助,运回的大画存在他的画室。无法工作的两个月不知是如何度过的,直到一笔我在年初申请的基金被批准——来自以死去的后现代女画家约翰·米肖尔遗嘱设立的基金会,连同另十九位入选的美国艺术家:至少在这件事上,出钱和领钱、帮助和被帮助的都是彼此素不相识的艺术家。我立刻租下新画室。并非故意,经纪人介绍的处所与老画室仅一街之隔。在十六楼,我从新画室北窗看下去,233号楼每个窗眼都瞎了,灰蒙蒙站着等待拆毁。同样的地铁路线,同样的出站口,不同的是画室租金高了将近三倍。起初,好几次我仍习惯性地朝老画室那儿走去,就像至今我记忆中的美院方位也还是在东单王府井一样。

雷康,继续办案保持来信。我明白了,他办案子好比我们画画,习性难改。在我早已忘了官司时,赔款于上个月寄到。大伙儿临别留下联络地址,两年来收到过几回展览开幕邀请信,谁呢,想起来了:233号楼“难友”,都活着,都在新的干活的地方继续干活。在街上遇见克里斯蒂和女革命家,彼此笑了,谁也没提起那段日子。

我们被撵走了——这在迪斯尼集团的宏图大略看来算不了一回事。在我们,那段日子除了此刻当成写作材料,说实在也他妈的不算回鸟事——请容我顺口带这么一句粗话。

1997年12月




5。 艺术家肖像——坦希(1)




不记得是在张爱玲的哪篇小说里,我读到这么一句妙语:女人都是同行。“相嫉”二字虽然去掉了,女同胞读到,想必心领神会。其实男同志嫉起来,也是酸楚难熬。英国人培根先生专有文章题曰《论嫉妒》,说“嫉妒是不知道休息的”,可见得体会深切,不知是他妒人呢,还是人家嫉他。

单是在心里嫉妒,倒无妨的,或者也能解作羡慕以至钦佩的意思吧。难办的是同行相忌,可悲的是同行相残——彼此防备着、伤害着,窄路相逢了,还得打招呼、握手、扯闲天。

不过我现在要来说的人、事,是同行之间的相知、相助、相敬。

先得讲弗莱德老先生。1991年,我和一伙大陆同行在圣地亚哥艺术学院办展览,座谈会之类散了,他就走过来,沉吟片刻,接着用恳切、从容的男低音(男低音总会显得从容、恳切)说他在圣荷塞有家画廊,要给我办展览。

我不想接。一办,就得卖,一卖,又是老套:得钱,但不开心;卖不掉,也无趣——当你悬想谁会来买,一切变得无趣。那回在学院展览的画作,是我来美国九年后头一遭存心干自己想干的勾当,除了非营利性质的展览,我打定主意不找画廊。熬到非得屈服于饭碗时,再说。

可刚刚开始玩,这位老先生就来兜生意。我照直拒绝。他平静地说,好,不过咱们无妨坐下来谈谈。

这也是老一套。但我喜欢弗莱德的模样,他不像画商,倒活像个面红须白的圣诞老人,又是一派教授风度,尤其是同人讲话的语气,好像熟朋友适才长谈过后又聚拢了似的。他要了我下一程住处的电话号码。几天后,他开车两小时到洛杉矶我落宿的朋友家,也是那么沉吟片刻,说,别的无所谓,但总得把画挂到墙上看看。我说好吧,让我回纽约后想想——两周后他真的飞到纽约来。

再过两个月,我的画就乖乖地挂上他画廊五米高的白墙。老头子用力挡开我的手,自己爬到高梯子顶端调配射灯角度。下得梯子,他用碧蓝的,上岁数后泪汪汪的老眼看看效果,笑得白胡子都沾上口水了。

原来弗莱德是个画家。三十年前他住在纽约,画极简主义的路子,是当年的前卫分子。此后在圣荷塞艺术学院当教授,任教务长,一退休了就自己开画廊。他认识不少颇为重要的画家,其中有好几位的作品我都在美术馆看见过,什么流派花样的都有。但他一个“极简分子”,何以喜欢如我似的“写实分子”?我有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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