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的纽约琐记-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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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案子他接了，同时上告市府和所谓整建计划办公室罔顾人权欺负艺术家，上策争取不迁，下策要求赔偿。输，他免费效劳；赢，每人赔款他抽成百分之二十五。

接着商量具体措施。群情激奋。我只能听懂小半，兼以遇到开会我就神志涣散，思想眼睛同时开小差：意大利女画家专画欧美大幅地图，她长得像个吉卜赛人，乌眉黑发，赤脚，脚趾上又是颜料又是趾蔻。瘦高个招集人名叫克里斯蒂，据说是音乐家，又是观念艺术家，蓝眼睛露着忧郁、嘲讽的神色，讲话慢条斯理。大半来者早就面善，在这样的场合，言谈之下情同难友。散会时大部分来者在公诉合约上签字，围着救星兼侠客雷康先生，又聚在楼道里谈了很久，话题早已不是官司，而是哪个画廊的哪期展览——灾难临头的艺术家。那位吉卜赛女画家趿一双用大红绳子编结的南欧凉鞋，在人丛中无缘无故地尖笑。

此后几个月邮件不断，一类是整建办公室提供的画室出租资料，曼哈顿各地段都有，租金贵多了。另一类是雷康办公室的诉讼报告，并迅即来人登记各位同行的画室私产以便报备索赔。两件风衣又来过几回，询问（明明是催逼）另租画室的意愿。显然所有人厌恶这一对活宝，不久，头儿亲自出马：一位伶牙俐齿的时髦女郎，她略去我的姓直呼名字，接着是飞快的唱歌般的开场白：“我知道，我知道，我父亲也是画家，当然，你们有律师，好啊，非常好！我们谈得很好。”她而且坐下，架起腿打量画作诚恳赞美，叫人很难不相信她。我笑着提到那两位喷香的男人。“噢！可怜的孩子。我简直头疼！但是听着：你难道愿意继续这种状况？”我问什么状况（故意的），是指留下去吗？“NO，NO！”她撮起嘴唇，像幼儿园阿姨那样举起食指左右摇晃，每个指端涂着巧克力色的高级指蔻。




4。　我的画室（4）




进入1995年，我们至少开过六七次会。我心里早已认命。我不是美国人，不像他们从小知道为自己的权利同任何势力争。我一路跟着大家，差不多只为严重的事端总是有点好看、好玩的地方——2月，全体艺术家出现在下城联邦法庭。我迟到，推开某号法庭边门，一眼看见233号楼全体艺术家坐在这种地方，恍如目击一段电影情节。法官的老脸总是疲倦而呆板，不看大家。第一轮我们失败了，记得我隔壁的两位阿根廷画家当庭用西班牙语大骂。雷康镇定自若，步出庭外，同克里斯蒂躲到大石柱背后商量。不久，好几位“难友”悄没声退出案子，他们是时装设计师或工艺美术家，必须赶紧找到工作兼营业的去处。电梯忙起来，大件家当堆在门厅等待搬运。4月第二回出庭时，清一色都是“纯艺术家”。大家坐到前排，神色平静庄重，不像来打官司，倒像是出席葬礼。吉卜赛女画家两眼泪汪汪的，出庭后瞧着春枝绿芽又笑将起来。几天后律师事务所发来信函，措辞坚定沉重，要求大家准备长期周旋下去。克里斯蒂原来是个能干的政治家，他同时展开舆论战，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四五家报馆先后登出消息和文评，一致表示同情和声援，从报章援引的资料，我才知道楼内颇有几位同行成绩不凡，是名牌画廊及惠特尼美术馆双年展的作者。艺术家们向各界散发的传单更是用词耸动，诸如：“四十二街新上演的百老汇悲剧”、“纽约杀害艺术家”之类。我们站成两排在大楼背景前被记者拍照，一位谁也不理，从不参加会议的画家朱利亚（画得非常不错）那天也挤进行列，带着难为情的笑容。

4月底飘着细雨的一天，我们在时代广场发起游行。

艺术家总是像在玩耍。游行前后楼内好比过节，每道门敞开着，大家忙进忙出。克里斯蒂倚在门口问我能否弄到喇叭（我没弄到），三楼那位剃短发蹬军靴，长得活像革命者模样的女画家挨户送发黑色长布条，关照在游行当天从窗口悬挂到街面，并要求尽量带朋友加入。这是我第二回在时代广场游行示威。上一次是为祭悼林琳。下午两点，队伍集合，我回望大楼：楼面一半窗户内的主人撤走了，零散下垂的布条被风雨折腾得不成样子。人倒来了一大群，给警察、记者围着。队伍启动，忽然，从排首穿过来一阵难听而凄厉的钝响：克里斯蒂，不知他从哪儿弄来一支靠旋转刮出响声的木头家伙——笨重粗大，模样像极了中国土制木板机关枪或旧时乡镇的敲更器——他昂然高举，金白色头发逆风飘抖，奋力地、很不熟练地挥舞着，但队伍随即被领错方向，止住，转弯，刮木片声哑了片刻，又复刺耳地响。一片笑声。

自那天以后（我们在四十三街《纽约时报》报馆门口解散，人人浑身湿透），我再没完整无缺见过坚持到最后的那群人。迁出势成定局，众人陆续动身。好几位艺术家70年代末就在这儿藏身作画，他们是最难受的人。某日在门口遇见六楼那位年长的德国同行（我喜欢他优雅沉静的面容），他站住，和我长久握手：“再见了，朋友。我回家乡去。在这儿待了十五年，纽约伤了我的心，我永远不想回来了。”

剩下的蚂蚱都在等候最后的驱赶。夏天。成人商店相继移走，连串门面被涂成彩色的大木板封闭了。四十二街变得陌生空荡，就像爱德华·霍珀的那幅名画《星期六》：一排歇业的店铺前空无一人，阳光斜照。我赶制完毕（不完也得完）十联画，初秋将连同所有大画去台北展览。7月的一天，我打开房门清扫画室。一位不认得的中年艺术家走进来，巡视过后，告诉我他叫毕德娄。好，毕德娄。您玩哪一路？“我？你不知道我是谁吗？”（美国人好在直爽。一年后我知道了：他是80年代“挪用占有”大师图像的一位知名画家）真的，我不知道。他于是领我到隔壁四一二房，说他闲租十几年，只为堆放私人收藏。

满屋尘土。在尘土中我如梦似幻看见杜尚先生的两件作品：那只戳着自行车轮胎的高脚凳，那扇连着门框的门。这么说，杜尚同志也得挪窝了。毕先生解释道，同一作品杜尚做过两件（此话倒也不假，现代美术馆的“泉”就是重做的，原件很早即已遗失），他说他是从朋友那儿转手买来的。但愿他的话和收藏都是真的。原来我的邻居包括杜尚的幽灵和遗作：这似乎是为我失去画室而及时补偿的一份不大不小的虚荣。




4。　我的画室（5）




8月初，那位革命者模样的女画家在过道里叫住我，目光锋利咬牙切齿：“听着，世界末日！他们通知了，9月20号之前所有人一律迁出。”

也在同一年，母校中央美术学院迁出北京王府井校尉营移往京城东郊。10月，我指的是今年，曼哈顿西四十二街233号楼以西至第八大道为止所有建筑物夷为平地。东端楼群和街面年来焕然一新，剧场早已开业，迪斯尼集团名下的高档连锁商店、衣装店、礼品部、咖啡馆相继开张，周围簇新的巨幅广告牌铺天盖地。英国航空公司甚至在街口楼顶架设了一部几十米长的模型飞机，机翼机头倾斜着对准街市，看过去英勇而幸福。其他各项工程如火如荼日夜进行，到年底最末一夜，几十万纽约人在广场举行传统守岁仪式时，时代广场确实气象更新——那年秋末我从亚洲回来，如丧家之犬：画室岂不就是我的家。承画友坦希帮助，运回的大画存在他的画室。无法工作的两个月不知是如何度过的，直到一笔我在年初申请的基金被批准——来自以死去的后现代女画家约翰·米肖尔遗嘱设立的基金会，连同另十九位入选的美国艺术家：至少在这件事上，出钱和领钱、帮助和被帮助的都是彼此素不相识的艺术家。我立刻租下新画室。并非故意，经纪人介绍的处所与老画室仅一街之隔。在十六楼，我从新画室北窗看下去，233号楼每个窗眼都瞎了，灰蒙蒙站着等待拆毁。同样的地铁路线，同样的出站口，不同的是画室租金高了将近三倍。起初，好几次我仍习惯性地朝老画室那儿走去，就像至今我记忆中的美院方位也还是在东单王府井一样。

雷康，继续办案保持来信。我明白了，他办案子好比我们画画，习性难改。在我早已忘了官司时，赔款于上个月寄到。大伙儿临别留下联络地址，两年来收到过几回展览开幕邀请信，谁呢，想起来了：233号楼“难友”，都活着，都在新的干活的地方继续干活。在街上遇见克里斯蒂和女革命家，彼此笑了，谁也没提起那段日子。

我们被撵走了——这在迪斯尼集团的宏图大略看来算不了一回事。在我们，那段日子除了此刻当成写作材料，说实在也他妈的不算回鸟事——请容我顺口带这么一句粗话。

1997年12月




5。　艺术家肖像——坦希（1）




不记得是在张爱玲的哪篇小说里，我读到这么一句妙语：女人都是同行。“相嫉”二字虽然去掉了，女同胞读到，想必心领神会。其实男同志嫉起来，也是酸楚难熬。英国人培根先生专有文章题曰《论嫉妒》，说“嫉妒是不知道休息的”，可见得体会深切，不知是他妒人呢，还是人家嫉他。

单是在心里嫉妒，倒无妨的，或者也能解作羡慕以至钦佩的意思吧。难办的是同行相忌，可悲的是同行相残——彼此防备着、伤害着，窄路相逢了，还得打招呼、握手、扯闲天。

不过我现在要来说的人、事，是同行之间的相知、相助、相敬。

先得讲弗莱德老先生。1991年，我和一伙大陆同行在圣地亚哥艺术学院办展览，座谈会之类散了，他就走过来，沉吟片刻，接着用恳切、从容的男低音（男低音总会显得从容、恳切）说他在圣荷塞有家画廊，要给我办展览。

我不想接。一办，就得卖，一卖，又是老套：得钱，但不开心；卖不掉，也无趣——当你悬想谁会来买，一切变得无趣。那回在学院展览的画作，是我来美国九年后头一遭存心干自己想干的勾当，除了非营利性质的展览，我打定主意不找画廊。熬到非得屈服于饭碗时，再说。

可刚刚开始玩，这位老先生就来兜生意。我照直拒绝。他平静地说，好，不过咱们无妨坐下来谈谈。

这也是老一套。但我喜欢弗莱德的模样，他不像画商，倒活像个面红须白的圣诞老人，又是一派教授风度，尤其是同人讲话的语气，好像熟朋友适才长谈过后又聚拢了似的。他要了我下一程住处的电话号码。几天后，他开车两小时到洛杉矶我落宿的朋友家，也是那么沉吟片刻，说，别的无所谓，但总得把画挂到墙上看看。我说好吧，让我回纽约后想想——两周后他真的飞到纽约来。

再过两个月，我的画就乖乖地挂上他画廊五米高的白墙。老头子用力挡开我的手，自己爬到高梯子顶端调配射灯角度。下得梯子，他用碧蓝的，上岁数后泪汪汪的老眼看看效果，笑得白胡子都沾上口水了。

原来弗莱德是个画家。三十年前他住在纽约，画极简主义的路子，是当年的前卫分子。此后在圣荷塞艺术学院当教授，任教务长，一退休了就自己开画廊。他认识不少颇为重要的画家，其中有好几位的作品我都在美术馆看见过，什么流派花样的都有。但他一个“极简分子”，何以喜欢如我似的“写实分子”？我有点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