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之美-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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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灵魂的自由：我所见到的村上春树（4）
林少华：从您的小说或从您的小说主人公身上可以感觉出您对中国、中国人的好感，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作品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一个原因。您的这一心情是如何形成的呢？和中国人实际接触过么？
村上春树：在美国的时候，我时常和韩国的大陆的台湾的留学生交谈，不过总的来说当时中国人还不多。同他们谈起来，觉得读者——美国的、欧洲的、韩国的、中国的读者反应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非常有趣。我的小说常有中国人出现。《 奇鸟行状录 》有不少战争时候的hard场面，我还真有点儿担心中国人读了恼火。
我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父亲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短时间去过中国，时常对我讲起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是很有缘分的。我的一个短篇《 去中国的小船 》，就是根据小时——在神户的时候——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
林少华：有人说，如果日本再有一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么很可能是您。您对此怎么看呢？
村上春树：可能性如何不太好说，就兴趣而言我是没有的。写东西我固然喜欢，但不喜欢大庭广众之下的正规仪式、活动之类。说起我现在的生活，无非乘电车去哪里买东西、吃饭，吃完回来。不怎么照相，走路别人也认不出来。我喜爱这样的生活，不想打乱这样的生活节奏。而一旦获什么奖，事情就非常麻烦。因为再不能这样悠然自得地以“匿名性”生活下去。对于我最重要的是读者。例如《 海边的卡夫卡 》一出来就有三十万人买——就是说我的书有读者跟上，这比什么都重要。至于获奖不获奖，对于我实在太次要了。我喜欢在网上接收读者各种各样的感想和意见——有人说好有人说不怎么好——回信就此同他们交流。而诺贝尔文学奖那东西政治味道极浓，不怎么合我的心意。
林少华：您十几年前为创作《 奇鸟行状录 》去过一次中国——主要去东北边境一带——现在中国有那么多村上迷，您不打算再去一次吗？
村上春树：去还是想去一次的。问题是去了就要参加许多活动，例如接受专访啦宴请啦。而我不擅长在很多人面前亮相和出席正式活动。想到这些心里就有压力，一直逃避。相比之下，还是一个人单独活动更快活。
林少华：最后请谈一下将来计划。
村上春树：将来计划还说不准。我大体是三年一部长篇。《 海边的卡夫卡 》刚写完，往下就写写短篇搞搞翻译什么的，同时积累素材。我会很长命的，不要紧（ 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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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热”在中国（1）
2005年四五月间，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发生了以大学生和白领们为主体的反日示威游行或反对日本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签名活动。那期间我先后接受了日本一家电视节目制作公司和一家大报（ 《 朝日新闻 》 ）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采访。对方最后都不约而同地问到同一个问题：村上迷们或村上作品的热心读者们有没有人参加反日游行？我想了想，这样回答：我不在场也不曾调查，确切的不好说，不过我想，他们之中即使有人参加也没什么奇怪的。因为解放以来的学校教育一直告诉他们要把日本人民和极少数为政者区别开来，而村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属于人民范畴。也就是说，村上是村上，小泉是小泉。不错，两人无论血统还是国籍都是百分之百的日本人，但两人又是百分之百不同的日本人。说实话，一开始我对这个提问很不以为然，觉得这是个常识性的不值得问的、甚至幼稚的提问。但事后慢慢细思，开始觉察这个提问并没那么简单——它的真正用意恐怕是在试探文学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即日本文学日本文化是否具有颠覆中国人对日负面印象的力量？说得痛快些，中国持续多年的村上春树热是否具有足以融化两国政治冰山的热量？或者说，是村上春树厉害还是小泉纯一郎厉害？
这个问题其实相当复杂，复杂得恐怕需要至少十位专家来深入探讨和具体回答。不过若允许我以个人直觉和个人体会——作为译者，我首先是个读者——简单回答，应该还是后者厉害。因为，小泉首相两分钟参拜即可将村上二十九本中文版作品经年累月一点一滴栽培起来对日本的好感和美妙的想像击得粉碎。当然，粉碎并非消失，但重新聚敛成形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我曾固执地以为，较之政治和军事等来自外部的强迫性力量，能够打动人心灵的力量才是真正强大的力量，而文学艺术便是这种力量的集中体现，因而文学是真正的强者。以我国来说，若问李白杜甫苏东坡和唐宗宋祖朱元璋哪个厉害，我们当然说李白杜甫苏东坡更厉害。这是因为，床前明月光、家书抵万金和大江东去至今仍或委婉或深切或激越地拨动着我们的心弦，仍在影响着我们的情怀和审美感受，仍在为我们注入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然而在现实当中，尤其在中日关系这一特定语境下，文学又显得那么脆弱，那么不堪一击。作为从事日本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的教书匠，我深深感到无奈、无力和困惑。我无奈的是——这么说或许狂妄——无论我、你们还是村上春树都成不了日本首相。这不知是文学的悲哀还是政治的悲哀，不知是村上的悲哀还是小泉的悲哀。当然不是说文学在政治面前完全无所作为只能坐以待毙。应该说，确实有读者因为读村上而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对日本的所谓成见。例如新疆伊宁一位即将十八岁的读者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 挪威的森林 》是我第一次接触的日本小说。之前因为爱国情绪和历史阴影，不管是日常用品还是其他生活所需我都坚决抵制日货，并对日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深恶痛绝。直到某一天发现了《 挪威的森林 》并为它着迷后，才对日本文化对日本文学有了一点点新的看法，甚至对村上有了几分喜爱。”（ 宫井缘，2003？郾5 ）。但若据此认为村上可以使中国读者跨越中日间的政治鸿沟，那恐怕就未免过于天真和乐观了。
不过若暂且抛开政治不说，那么文学的影响、村上春树的影响还是相当可观的。它如晨雾或暮霭一样弥散在中国都市的大街小巷，飘忽不定，却又似乎无所不在。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先生在他的散文集《 世纪末的反思 》中提到二十世纪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十部文学译著，排在第十位的便是《 挪威的森林 》。毫无疑问，《 挪 》的广泛阅读促进了中国人尤其年轻人对日本文学、日本文化乃至对日本人、日本民族的理解，很大程度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和好感。
数字固然是枯燥的，但枯燥的东西往往最能说明问题——这里我想罗列一下村上作品的印数。
村上春树“热”在中国（2）
村上春树的代表作《 挪威的森林 》（ 以下简称《 挪 》 ）1989年由漓江出版社刊行，至2000年连同“村上春树精品集”中的另外四本（ 《 寻羊冒险记 》、《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 舞！舞！舞！ 》、中短篇集《 象的失踪 》 ）至少刊行了五十万册，其中《 挪 》三十万册。200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接盘，同年二月推出《 挪 》“全译本”，至2005年4月村上新作《 天黑以后 》中译本面世，四年半时间里累计刊行二十九种，不仅将村上的小说几乎一网打尽，还旁及部分随笔。《 挪 》已印行二十二次，逾百万册（ 1，021，700册 ），基本每两三个月便增印五万册。2003年4月出版的《 海边的卡夫卡 》亦表现不俗，已印行五次，印数二十六万余册。近年来，这两本书基本在畅销书前十位之内或前十五位左右。今年四月出版的《 天黑以后 》（ After Dark ）发行一个月后即加印两万册，达六万册，进入“开卷”和《 新京报 》文学类十大畅销书排行榜，在上海《 新闻晨报 》排行榜上甚至名列第一。如此粗算之下，村上作品近四年多的印数已逾二百万册。加上漓江时代的五十万册，十五年来村上作品仅有数可查的正版便刊行了二百八十万册左右，此数字大约已超过新时期出版所有日本文学作品的总和。这在包括外国文学作品在内的图书平均印数不足一万册的中国出版界堪称传奇性印数，以至村上春树和他的《 挪 》成了一种文化符号，看不看村上甚至成了“小资”资格证明的一个硬指标。
在国际上，村上已不动声色地跻身于世界一流作家的行列。截至去年，他的作品已经被三十多个国家、地区译成或即将译成外文出版，这在日本以至亚洲当代作家中大概是独一无二的。在美国，村上小说已有八种译成英文。作品奇异的想像力和现代人的疏离感为他赢得了固定的读者群，其声誉甚至不亚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德国，自1991年出版《 寻羊冒险记 》德译本以来，村上作品已行销一百多万册。这主要归功于他以充满惊奇和意外转折的侦探小说手法对内心世界进行的探寻和营造，同时使他获得了“日本的卡夫卡”之誉。在英国出版界，虽然翻译小说仅占6％左右，但十年来也已出版了十种村上小说。其字里行间充满的温情、美感和某种迷失感培育出了英国的村上迷，有的媒体盛赞村上是“世界文学的原声”。法国人对村上小说则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尽管其主要作品都已译出，但读过的仅有两三万人。其中一个原因，是法国读者对村上没有新鲜感，觉得其手法像极了欧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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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真正形成大众性村上阅读热潮的还是东亚。除了日本，主要是中国内地、港台地区和韩国。较之西方文学（ 或对于西方读者 ），村上作品多了东方式感伤、优雅、委婉的情境和扑朔迷离阴阳交错的神秘色彩；较之东方文学（ 或对于东亚读者 ），村上作品多了明显带有西方文学痕迹的行文风格和西化的道具和视角。同时，其自我异化式“村上流新个人主义”及其温馨微妙的心灵救赎意味也是吸引东亚读者的重要元素。
下面再回到中国上面来，继续谈“村上春树在中国”。
王小波曾经和他的哥哥谈起过：人一生的追求除了基本的生理需求外，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追求的是力，也就是对世界的理解和控制，比如那些政客、商贾、科学家；另一类追求的则是美，它是一种细腻的情绪，就像大海抚慰人的心灵。提起村上春树，大凡读过他的人都可以谈起许许多多。其中最具魅力的，我觉得不妨根据王小波这段话概括成具有能够给人的心灵以抚慰的细腻的文学之美。关于这点，我已在多种场合啰唆了不少，大家在这里与其再次听我这个作为翻译匠或可滥竽充数而作为评论家显然捉襟见肘的半大老头儿再次自鸣得意老生常谈，不如直接听听来自读者本身的感性声音或许更能感同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