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b面-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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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连夜领着马永成等围在武宗面前痛哭求饶，武宗不答应便不起来，并伺机挑拨说：“您信任的王岳也勾结阁臣来限制陛下行动，迷惑陛下耳目，他们要达到这一目的，才不遗余力排挤我等。”还假惺惺地抱怨说：“如果司礼监掌握在得力人手中，这些文官断然不敢如此大胆妄为，要挟皇上。”又是挑唆，又是抱怨，加上眼泪，于是惹得武宗顿起怜意，迁怒王岳等人。武宗当即命刘瑾掌管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连夜逮捕王岳等人，即刻发配南京。次日清早，大臣们早朝，闻知事态剧变，形势逆转，个个目瞪口呆。刘健等纷纷辞职，武宗挽留了李东阳又派人追杀王岳、范亨等，刘瑾则反败为胜，坐享升迁了。
很显然，这个出人意料的结局全因宦官能自由出入宫廷，有近水楼台的地利之便，故而刘瑾能在大臣归府，夜阑人静之时，争得时机，巧言惑主，最终扭转局势，转危为安。可见在对付文武大臣方面，力下先手、先发制人是宦官们使用的有效招数。
与外戚周旋：1。巧用乳母
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历朝皇帝坐稳了皇位，除了依功勋名位的高低分封宗室，总还要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封赏皇亲国戚，进行利益均沾的权力再分配。这样就形成了皇帝之下宗室、外戚与大臣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宦官们要参预政治，沾点帝王之家的便宜，不仅要对付满朝文武大臣的监视与威胁，而且还要对付来自外戚方面的压力，尤其在幼主登位太后听政之时，外戚地位显得更为重要。外戚势力的膨胀，对宦官参政无疑是一种压抑与抵制。因此，为了权力与利益，宦官和外戚之间不断进行激烈的角逐，对抗中宦官们采取种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尽可能在政治角逐中占有一席之地。
外戚与皇帝有着近似于宗室与皇帝的血缘亲情关系，这一点是宦官们所没有的。为了弥补与皇帝关系上血缘亲情成分的欠缺，与外戚势力相抗衡，宦官们常常采取联合皇帝乳母，共同对付外戚的办法，这样做往往十分奏效。一方面皇帝乳母对皇帝有哺育之恩，这就使她在朝中具有一种特殊身份，所谓不是亲情胜似亲情。另一方面皇帝乳母又与宦官有着近似的奴仆地位，因此宦官与皇帝乳母容易结为联盟，以共同对付外戚争权。
东汉的江京、李闺就是用这种办法推倒邓氏外戚势力的。和帝早逝，幼子刘隆才满百日，便继位为殇帝。邓太后和兄长邓骘执政。不到一年殇帝夭折，再立13岁的清河王子刘祜为安帝。邓太后及外戚仍然把持朝政，这就严重压抑了早在和帝时就已抬头参预朝政的宦官集团势力，因而深为宦官所忌恨。尤其是江京、李闺二人，他们虽然只做个小黄门之职，却野心勃勃，想往上爬，所以感到自己处处受外戚压抑，完全不能肆意。后来邓太后去世，安帝亲政，他们觉得出头之日已到，便依靠安帝打击外戚。他们首先与安帝的乳母勾结起来，指使那些曾受邓太后责罚生怨的女侍宫人，与安帝乳母王圣轮番在安帝前揭邓氏的短处，抱怨邓骘不肯归政安帝，说得安帝心生不快。之后，他们又抓住皇帝最忌讳最敏感的废立之事旧事重提，陷害邓氏外戚。原来安帝少时号称聪慧，但因他年岁渐长以后，喜欢结交群小，失德劣迹很多，一度曾引起邓太后嫌厌。当时安帝之兄平原王刘胜多病无子，死后无嗣，邓太后便令和帝长兄千乘王刘伉之孙刘得过继为嗣，封刘得之父为乐安王，刘得过继给刘胜，袭封平原王。不久刘得病逝，也没儿子，太后再命河间王刘开的儿子刘翼袭承平原王。刘翼长得很帅，一表人才，风度翩翩，温文尔雅，深得太后宠爱，留住京师。安帝被太后嫌厌，乳母王圣对此很是忧虑，常常担心太后废安帝而立刘翼，因此常与江京、李闺伺察太后脸色意图，随时报知安帝。为了讨安帝欢心，话语中免不得常常添枝加叶、危言耸听，嘱安帝预先加以提防。安帝以为王圣等人忠诚可靠，便引为心腹，暗中却怨太后寡恩。此时安帝亲政，这些往日旧事本来早已抛置脑后，不料被这些人旧话重提，一时惹得安帝对邓氏再起恼恨。王圣、江京、李闺又从旁煽动造谣，说邓悝、邓弘、邓阊曾跟随尚书邓访参预过调查安帝行迹，谋立平原王的事，这更使安帝大为震惊。于是安帝暗中嘱令官吏弹劾邓氏兄弟此前图谋废立之事，罪坐大逆。安帝得奏，当朝诵读，立刻下诏书废去邓弘子西平侯邓广德、都乡侯邓甫德、邓京子阳安侯邓珍、邓悝子叶侯邓广宗、邓阊子西华侯邓忠等侯爵，邓氏子弟一时全部废为庶人。大将军邓骘本应连坐，因前时未曾与谋，徙封罗侯，遣令归国，宗族一体免官，勒令回归原籍，抄没邓骘等资财田宅。同时又把尚书邓访充戍边军，妻子家人等移至远方，而郡县官吏仰承上意，迫令邓广宗、邓忠自尽而死。邓骘见族人被诬，无从诉冤，又听说宦官江京、李闺联合王圣等从中陷害，料知将来一定凶多吉少，一时忧愤，不饮不食。儿子邓凤见父亲忧愤绝食，也即断食，父子二人一同毙命。同族兄弟邓豹、邓遵也害怕连坐，服毒而死。
邓氏外戚被一网打尽，而宦官李闺却功封雍乡侯，江京封都乡侯，各自食邑300户，居住宫中并迁升中常侍。至此巧用皇帝乳母之术已大见成效。这一招之所以如此灵验，关键在于江京等人利用了皇帝乳母与皇帝间的感情关系，以皇帝乳母的前台表演掩盖宦官们幕后对政敌的真正陷害。乳母的亲情关怀与忠信赤诚比其他人更使皇帝免生疑心，但最终实现的却是宦官借刀杀人的意图。
与外戚周旋：2。利用制度
宫廷中宦官、外戚和百官大臣三种势力往往成三方互为犄角之势，彼此制约、相互掣肘是正常现象。一般说来，靠科举或军功进入政治核心中的文武大臣既看不起宦官，也反对外戚的干政，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按下不说，就宦官和外戚两种势力而言，彼此的斗争和争夺也相当尖锐激烈。宦官整治外戚不仅利用人事关系的缝隙，如前面所谓“巧用乳母”者，同时他们也偶尔扮演正面形象，利用体制和政策制度，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打击外戚的发展势头。
宋代历史上有几个著名外戚，郑居中是其中之一。此人是宋徽宗郑皇后同宗从兄，也曾进士及第。因为有郑皇后这层关系，郑居中连连升迁，仕途极为顺利，他先后担任直学士院给事中、翰林学士等重要职务，并在大观元年出任同知枢密院事。有一段时间，太师蔡京因星变被罢官。事后宋徽宗又想恢复蔡京的官职，郑居中了解到宋徽宗的这一意图后，立即上疏称颂蔡京当政期间所谓“建学校，兴礼乐”之类的功绩。由此，蔡京得以复职。蔡京复职后，为了报答郑居中的恩情，就上疏徽宗，建议郑居中出任枢密院长官。问题就出在这关口上，这时宫中有一位宦官叫黄经臣，此人曾是郑皇后的亲信，他见这时郑皇后已经对她这位从兄不太感兴趣，最重要的是有宋一代一直保持外戚不得专权的传统。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宋元的经济状况》中说宋代“要想与皇室联姻从而平起平坐，那是不许可的。”所谓不许可，是当时体制使然。《宋史·外戚传序》也说宋代“终无外家干政之患。”所以，当大家都明白外戚握重权在宋代为制度所不允许时，黄经臣的反对意见就越发显得冠冕堂皇了。他不顾一切，当着皇帝的面竭力反对蔡京的建议。宋徽宗没办法不同意黄经臣的意见，因为他的意见是有制度依据的。结果蔡京的这个建议只好搁浅，郑居中的升迁之梦遂告破产。不难看出，宦官打击外戚，利用制度做谏臣也是方法之一。
黄经臣之外，历史上宦官利用合理合法的政治借口打击外戚的例子实在不少，仅东汉一朝，宦官打着皇帝的旗号，打着维护皇权的旗号稳、准、狠地打击外戚的就有：郑众打击窦宪，江京、李闺打击邓骘，孙程打击阎显，单超打击梁冀，如此等等。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外戚成尾大之势，宦官收拾外戚。宦官一掌权其跋扈疯狂程度绝不亚于外戚，《后汉书·宦者列传序》说汉明帝以后的宦官发展大有“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之势。物极必反，宦官的得势又紧接着导致名士对宦官的剿杀。而就宦官本身来说，他们对外戚的排拒和打击常常是打着冠冕堂皇的幌子的。
与外戚周旋：3。急皇帝所急
一般说来，皇帝对于宗室内部明目张胆的篡位行为，或杀或贬，处理起来易如反掌，但对于外戚集团的阴谋暗算、步步为营等架空之举，却防不胜防，处理无力。尤其幼年登位的皇帝，太后听政，外戚势大，这些人拥兵自重，仗势凌人，把皇帝控制得死死的，所谓皇帝亲政常成为他们把持朝政的招牌。皇帝虽在皇位，却势如傀儡，形同虚设，这时候皇帝总要利用身边的宦官来对付外戚。宦官为了赢得皇帝信任，以求飞黄腾达，往往奋不顾身，急皇帝之所急，会不遗余力地对付外戚。
东汉和帝10岁时继位，当时由窦太后及兄窦宪辅政。外戚一掌权，便恣意妄为。后来和帝年长，留心政事，窦氏一家却不肯放权归政。于是，和帝联络宦官郑众，依靠宦官势力，一举除掉了窦氏，夺回了政权。打倒外戚，宦官势力日渐壮大。这是中国历史上外戚与宦官的第一次争权夺利大交战，这场战斗宦官因站在皇帝一边而大获全胜。
急皇帝所急对付外戚的做法，有两个便利的优势，一是利用皇帝名分威势对付外戚，易于取胜；二是皇帝的急需，给宦官进身创造了良机，满足了皇帝的需求就必然得宠受重用，这种诱惑无形中也给宦官们鼓了劲、加了油。如汉桓帝时的单超、徐璜等并封“五侯”，就是借皇帝之需打击外戚而荣封侯爵的。当时以大将军梁冀为首的梁氏外戚专横跋扈，势压群僚，已历三朝。冲帝婴幼继位，中途夭折。为了保有既得地位，梁冀与太后不顾群臣之议，私立刘缵为质帝。质帝8岁，人虽小却能辨别好坏是非，因当庭指责梁冀是个跋扈将军，而被梁冀毒杀。他们再立15岁的刘志为桓帝。桓帝是汉代有名的昏君，只知吃喝玩乐，生性怯懦懒惰，一切政事任凭梁冀与太后处理。4年以后桓帝亲政，梁冀等梁氏外戚仍然专权持政，横行不法。他们害死太尉李固、杜乔等一批正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