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b面-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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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由此你就不难了解汪直的所作所为了。
从王振和汪直的发迹史来看，他们一开始都是从小事、显小忠小信做起的，由小忠小信给人造成忠诚正直的印象，而逐渐爬上高位。有了权力，有了皇帝做靠山，他们便一反常态，大胆地在朝廷中逞兴纵情了。
邀宠的诀窍：3。立功求宠
虽然人们常不乏幽默和调侃地吟唱“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但一个朝代更迭结束以后，还总是有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在一个皇朝的相对稳定期，围绕皇位的传承，皇族内又不免展开新一轮的争位斗争。已经夺得皇位的人，总是利用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来防范来自宗室内部的颠覆与威胁，或分封安抚或采取不温不火的软控制，如果宽严有度，赏罚得体，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奇妙效果。但是，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失败的一方有时也并不甘心屈居下位，因为他的失败并不是永久性的，如果走好下面的棋，他还有可能挽回败局，有可能夺回帝位。在这种情况下，他便需要网罗和他同样失意的人才，以培植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而这时，也正是那些一向默默无闻或失宠宦官们的邀宠进身的好时机。他们要投靠暂时失意的主子，急新主之所急，想新主之所想。只要看到新主具有未来占据尊位的可能性，他们便不惜孤注一掷，靠心明眼亮、心黑手狠为新主建盖世功勋，也从此获取特殊的尊荣和宠信。
比如说东汉的孙程吧。此人净身入宫的时候，正值樊丰、江京、李闺等大宦官得宠安帝、势倾朝野之时，在这种当口，尽管孙程也经过了百般努力，但仍未受到朝廷重用。出师受挫的孙程第一回合败北，自然在心理上产生压抑之感。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当孙程感到日暮途穷之时，新的机会又走近了他。先是安帝去世，阎太后和外戚阎显立北乡侯刘懿为少帝。时隔不久，这弱小的北乡侯又大病不起，渐渐显出下世的征兆。当时各诸侯王大都在各自藩地，而只有被废太子济阴王刘保，正幽居德阳殿西钟下。如果少帝突然夭折，征召诸王子弟以应主选，无疑往返需要时间。宫廷政局变化常在瞬息，关键时刻，时间就是政权。此时孙程个人却另有算盘，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时正是迎立济阴王、推倒阎氏外戚的绝好机会。孙程也思虑再三，觉得与其庸庸碌碌一生，不如趁机铤而走险，如苍天助我，事情成功之后，受新皇帝宠幸那是不在话下的。主意打定，他便暗地与济阴王府谒者兴渠谋议迎立之事。他们联合济阴王心腹王康、孙程挚友王国，相约各自联络私党故交，相机而动。延光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少帝夭折，孙程急忙纠集私党共18人，约定十一月二日共至德阳殿西钟下闹事。届时18人俱到，密谋大事，计议已定，截衣为誓。第二天夜里，众人各持利器，闯入章台门，直登崇德殿。当时江京、刘安、李闺、陈达4人守卫殿中，突然见孙程率众持刀拥入，不知出了何事。江京仗着威势，出来呵止，未及出言，已被砍去脑袋。刘安、陈达等惊慌向内逃跑，也被孙程、王康追上杀死。李闺吓得抖做一团，众人正要下刀，被孙程止住。因为李闺久在宫中，善用权谋，内外畏服。孙程便利用李闺之望，号召大众，迎刘保入宫，登立皇位，并假皇帝诏书之名，逼召尚书仆射以下各官，扈从圣驾。之后，孙程、王康、王国等命尚书郭镇等捕拿外戚阎显、阎景，一并处死，并把阎太后迁居离宫。一场兵变推翻了阎氏外戚，确立了刘保的顺帝皇位。孙程等因拥立有功，大受封赏，参与谋立的19个人，个个封侯，号称“十九侯”。孙程本人因为首起议事，总控全局，被赐封为万户浮阳侯，荣宠至极，成为顺帝朝中最受器重的大臣。可见，奋不顾身，替新主人登位建帮忙卖命之功，是宦官们赢得皇帝信赖的有效途径。这一做法虽有立储之险，易主之功，但因功获宠，比起沉沦下僚，终身默默乖乖，对于体验现世的幸福而言，那真有天壤之别。
宦官群中靠立功求宠之术飞黄腾达的确实很多，比如明代的曹吉祥就是这样做的。只是曹吉祥帮助作为兄长的英宗赶走了作为弟弟的代宗，这与人们一向见多了的年轻皇帝代替老皇帝有些不同罢了。
话得从头说起。明正统十四年八月，蒙古的瓦剌部分四路入侵，北部边境告急。英宗亲率50万大军从北京出发前往迎敌。但因战事不利，明军大败，英宗被俘，从征官员50余人全部战死，将士死伤几十万人，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英宗被俘以后，朝中无主，众大臣为了安定人心，于是拥戴英宗之弟NBD6C王
朱祁钰继位，是为代宗，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不久，两方战事发生转机，蒙古瓦剌部又放回了英宗。英宗回到北京，做了太上皇，幽居南宫。然而英宗对他眼下的太上皇地位并不满意，一直存心琢磨如何复辟。到了代宗即位的第七个年头，太子朱见济突然夭折，代宗忧思成疾。这时朝中大臣石亨见代宗死多活少，便生出异心，决计拥立英宗复位，以求莫大之功和无穷之富。他勾结曹吉祥、徐有贞以及亲信张NB121
等人，经过周密策划，于景泰七年十二月的一个黑夜，巧借边防有警之机，徐有贞命张NB121以保卫皇宫为名，
带兵进驻宫内。四更时分，天色阴沉黑暗，他们毁墙进入南宫，迎请英宗复位。当时早已得报的英宗，亲自举灯照看动静，徐、曹等人伏地叩拜，请太上皇登位。众人抬来早已准备好的乘舆，请上皇登舆，挽舆而行。正好天色突然转晴，星月交辉，吉兆大现。众人簇拥英宗进入大内，登奉天门、顺天门，石、徐、曹等大臣太监，齐呼万岁，向上叩拜。他们又命人打开官门，号召大臣前来叩贺上皇复位。就这样，英宗复辟成功，史称“夺门之役”。夺门过程中，石、徐首谋，但他们身为臣将，难以亲近幽居南宫的孙太后及太上皇朱厚照，于是两相接洽联系之任便由曹吉祥承担起来，因此冒险之功不亚石、徐。所以英宗复位以后，本不尊显的曹吉祥突然荣宠备至，升为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其嗣子曹钦，从子曹铉、曹铎、曹镥等都被任为都督，门下冒功之客，以此为官者多至数百上千人，权势之大与忠国公石亨比肩上下，时人并称“曹石”。
立功求宠所以能立见奇效，一个根本原因是此举适应了帝王之家皇位之争的需要，卖身投靠，冒死拼搏，以性命做赌注来帮助皇帝取得皇位，可谓功莫大焉，故而有拥立之功，便有不世之宠，此宦官又一重要政治权术。
固宠的策略：1。小计释忧
俗话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的命运或好或坏，或受荣崇，或罹厄运，都不会永不改变。就宦官们来讲，他们净身入宫，围绕在皇帝周围，这比起一般官吏要容易飞黄腾达得多。他们借皇帝之势，逞一时之威，或投主上所好，或显小忠小信，献媚之计略施，就可得到皇帝的亲幸。有时建拥立之功，做拼死一搏，更能得到皇帝的信任。但人的命运变化不是数学定理，不会一成不变。所谓太阳光暖，日转东西，皇帝的喜怒哀乐也常和六月的天气一样变化莫测，宦官们日夜奔走，一着不慎，便可能从青云之上跌入深谷之下。即使宠信百倍也不免会失宠于一时。因此，对于宦官们来说，如何保持皇帝对自己的长久兴趣，不断延续帝王的倚重之心，维持时时得宠、处处重用的不败之势，比起赢得皇帝好感与信任的努力，无疑更富艰巨性和恒久性。可以说，能否永立不败之地，是古代宫廷对宦官们的智慧、能量与逢迎技巧高低的一个重大考验。为了避免中途地位跌落，为了实现永远享受宠幸的愿望，宦官们确实煞费了苦心。
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社会里，皇帝的权力是至大无边、至高无上的，他可以运用手中的杀罚大权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权力意志。如果仅仅秉持一颗公心，对下赏罚分明、依法治政，这政务处理也并不至于太过犯难。但有的时候，皇帝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显示自己超出常人的谋略与智慧，在协调亲信宠臣之间的关系时，却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企图找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得体办法，往往也不免让皇帝费尽心机。虽为此而忧心忡忡，却终究难得要领。这个时候，恰是那些深得皇帝信赖的宦官们显身手以固宠幸的好时机。一般地说，明智的宦官此时会紧紧抓住机会，略施小计以替主子排忧解难，从而增加主子的好感与信任。
比如在唐代玄宗时期，东平郡王安禄山与西平郡王哥舒翰，两人都是以军功而得到唐玄宗赏识，并因此而荣登王位的。但两人忠奸异志、水火不容。如何缓解双方剑拔弩张的矛盾关系，高力士想了个办法，即由他出面代表玄宗设宴款待二人，以自己在朝中的威望与地位提请二人释去旧怨，和衷共济，以共辅大唐基业，确保李氏江山万世昌盛。虽然高力士的出面斡旋未能最终奏效，但玄宗对高力士的这番苦心孤诣却由衷地感念。其实对高力士来说，这不过是举手之劳的区区小事，但这种仅用小小计谋来释解君忧的做法却正中玄宗下怀，正如行小忠小信一样，此举显示的也是对皇帝的忠心和诚意。人主有忧而人臣为之设法排遣，这能不获得人主的好感吗？
高力士之后，明代大宦官王振于此道更是精通，请看这样一例。明正统四年十月，福建按察佥事廖谟杖杀一名驿丞，事也凑巧，死者恰是朝中阁臣杨溥的同乡，而廖谟则又是另一阁臣杨士奇的乡邻。此事一出，阁臣聚首共议。杨溥首先要求朝廷为死去的驿丞报仇伸冤，认为应判廖谟死刑。而杨士奇则站在廖谟一边庇护廖谟，说廖是因公杀人，不能论死。双方各持己见，一时争执不下。没办法，最后请英宗和张太后裁决。英宗年幼容易说服，张太后却不是一般女人，而是一位精明且极富才略者。早在宣宗执政时，她就曾替宣宗裁断政务，显示出非常人可比的见识和才干。宣宗去世后，张太后为了避免非议，决定罢去早朝，而任用一向被称为贤臣名相的“三杨”辅政，从而避去垂帘之嫌。因此，这杨溥、杨士奇作为“三杨”之二，无疑就成了年幼的英宗皇帝的左膀右臂。双方都是朝廷倚重之人，可遇到这件事，处理起来就有麻烦了。很显然，英宗和张太后在这件事上不能厚此薄彼、偏袒一方，否则就不免产生猜忌，并有可能影响朝廷的政治力量格局平衡。但究竟怎么处理才好，英宗和太后都没明确的办法。这时已登上司礼太监之位的王振深知事关重大，英宗和太后处理起来也颇为棘手，他便乘机献计说：“死者和廖谟都与阁老有乡里关系，如果让廖谟抵命，那显然是处罚太重了。但如果说他是因公杀人，一点处罚也不给，那又不免太轻了。奴才想最好最公平的办法是将廖谟降职调离。”不言而喻，王振出的这个主意是对二杨都不得罪、又大体都能接受的处理办法。张太后觉得如此处理甚好，便采纳了王振的主意，降廖谟为同知，调离福建。皇上太后没费什么劲，二杨之争就顺顺当当解决了，从此以后，张太后觉得王振不像自己原来想像的那么阴险、那么没正义感，于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