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血_-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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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林越来越密，有的地方几乎只剩了个夹缝，将就着容他挤过去。疼痛已经适应，他能爬得比较快了。这都是些什么树啊？叶子这样阔大，干子却并不粗壮。它们亲亲热热，挤挤捱捱，一副自生自灭的无赖样，一副无人问津的可怜相，而它们竟然也组成了这样一片颇壮观的林子。
他爬着，军装衣兜里掉出一个闪光的东西。他想回去捡，然而几次三番扭转不了身体。
不，那东西非拾回来不可。它是一件宝物。他倒退着往后爬！，脊椎的疼痛直逼后脑勺，但他毕竟把这件宝物捏在了手里。它仍是闪亮的，冰冷的，对于污秽不堪的他来说，彼此不知是谁在嘲笑谁。一阵极度的悲哀袭来，他双手攥着它哭了……
演出就要开始，廖崎匆匆告别老战友。
他一边走下观众席的甬道，一边从上衣袋里拔下貌似钢笔的指挥棒。这根指挥棒很特别，它能一节套一节地伸缩，缩到最短便可插在衣袋里。
响了最后一遍铃。
一束追光打在这个年轻的指挥身上。观众顿时为他咄咄逼人的风采倾倒，包括他的战友，也头一次象陌生人一样客观地欣赏他。
他老练，沉着，挥洒自如。一刹那，他似乎已化为音乐本身。
他抬起熠熠发光的指挥棒。
全部乐器在这根指挥棒下齐刷刷抬起。指挥棒是无数双信赖的眼睛的焦点……音乐从这根指挥棒挑破的决口中涌流出来……音乐，荣誉，指挥棒，几乎从他记事起就出现在他的生活里。
八岁那年，在人民大会堂，他指挥过全北京市少年大合唱。那次他得了奖，奖品是一棵松树。这奖品真可谓别出心裁，寓意深长。那松树种在一个六棱形的紫沙盆里，精心剪修过的树型象宝塔，远比一束鲜花、一枚奖章来得堂皇。当时他只比钢琴略高，自然捧不动这沉重的奖品。爸爸和妈妈在一片掌声中走上台，两人合力将松树举起来，面对四面八方此明彼陪的镁光灯。
其实他本身就是父母的奖品。每回参加演出，父母都按时到场，坐在最显目的位置上。有时母亲心血来潮，甚至将他抱上舞台——这样更显得他年龄小。一次演出后，他被—群记者簇拥，有位记者问起他的岁数，母亲急忙替他回答：“他才六岁。”他不懂为什么母亲要替他瞒去两岁。而且每回演出，必须穿上母亲为他设计的服装，他腻透了那件背带裤和胸前别着的大手帕。那种打扮早在幼儿园大班就淘汰了。
他终于反抗这种玩偶式的表演了。无论再隆重的晚会，再恳切的邀请，他一概拒不参加。母亲急得几乎要揍他。“你不想做音乐家了吗？你想想，你六岁就能指挥三百人的大合唱，将来还了得吗？……”
他嫌恶地嚷嚷：“我不是六岁！是八岁零四个月，马上就九岁，九岁了！明年我就要和你一般高了，谁还相信你的谎话？！”
父亲哭丧着脸：“那你想怎样呢？从此不学音乐了？”
“……我要学真正的音乐！”他老气横秋地对父母宣布。
终于，为满足他的要求，父亲把他带到音乐学院一位老教授那里去求教。这位教授是音乐界的巨星，气派十足，架子也大得骇人。未来的乐队指挥夹在父母中间坐在那张长沙发上，半个时辰内未受到老教授正眼一瞥。他从侧面瞻仰老头儿的风采，看见他那结实的身体端坐在琴凳上，简直象那架三角钢琴一样敦实。他已谢顶，脑门上仔细盖着薄薄一层白发。他在钢琴上弹奏一阕曲子，嘴里叼着个弯弯曲曲的大烟斗，不知是烟熏还是有什么烦心事，他微皱着眉，眼也半闭着。他认为老教授弹得并不比妈妈好，可妈妈却全神贯注地盯着，完全象个外行那样充满神秘的景仰。
父母几次催促他去为老教授翻谱，而他动也不动，客厅里还有几个音乐学院的学生，这时全围拢过来，七手八脚地为教授翻谱，相互间毫不掩饰地争宠。父亲轻轻拧了一下他的耳朵，责怪他把献殷勤的好机会让给了别人。老头儿弹的是一支节奏相当古怪的曲子。他突然停下来问学生们：“我弹的是什么呀？”
几个人面面相觑。其中一个小伙子冒失地答道：“象舒伯特……”
“到底是‘象’，还是‘是’？”学生不敢肯定回答。
而那个坐在父母中间的孩子却蓦地站起来：“您一定弹错了节奏！”
老头儿顺着这尖细的童音寻去，做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滑稽样子，同时“啊”了一声。
或许因为被冷落得太久，孩子几乎带着愤怒地指出：“舒伯特的《鳟鱼五重奏》是这样——”他忘乎所以地哼起来。
老头儿颇感兴趣地看了他一会，笑起来，接着爽声大笑，仿佛这样的名望非得有这样的笑法不可。孩子窘了，但依然不屈不挠地迎着老头儿的目光。老头儿笑够了，慢慢道：“自作聪明的小朋友，干吗一定要认为我弹的是‘舒伯特’呢？假如刚才的曲子是我自己设计的，你觉得怎样？”
孩子不吭气，感到受了捉弄后的懊恼。而老头儿却离开钢琴走到他面前说：“你能把我刚才弹的那一小段复述一遍吗？”
“用钢琴吗？”
“不，你就哼一哼，象你刚才那样。”
“您的曲子半音太多，我怕唱不准……”
“没关系，试试看。”
孩子回头看了看父母的脸色，他们大气不出地正为他担忧。老头儿对孩子诡秘地伸出一个手指头：“来，跟我来，到这儿来。孩子想出息，首先得挣脱父母的怀抱。来吧。”
他在众目瞠然下把他带出客厅。在灯光暗淡的过道里，老头儿按了按他的肩膀；“现在好了，你哼吧，小伙子！”他闭上眼，微微翘首。
孩子用固定调把他刚才弹的那支古怪的曲子哼了一遍。老头儿睁开眼：“好极啦，再来一遍，能用手势把节奏表示出来吗？”
他又唱一遍，同时竖起右手的食指比划着。
“对极啦！……”老头儿突然在他脸上狠狠拧了一下，便大步回客厅去了。他怯生生跟在后面，尚不知从这个时候起，他辉煌的音乐生涯已定了调。
老头儿走到孩子的父母面前，大声说道：“看看你们的孩子——是你们的孩子吗？你们干吗把他打扮成这样？这衣裳是为了见我才穿上的吧？这多做作！你们无非想提醒我注意到这个神童。可我首先是讨厌神童，其次不相信神童。小时候被人称作神童的，长大多半没大出息！”
父母陪着笑，面红耳赤。
而老教授却笑起来：“让我来宣布一下吧——过来呀，孩子，你不是神童，但你是个具备惊人音乐天赋的孩子！只需要刚才那一点儿了解，我就敢下这个定论。记住了，永远不要以为自己是个什么神童。神童这词儿谁创造的？见鬼！”
这个“具备惊人音乐天赋的孩子”当晚被老教授收为第七个私人弟子。老头儿毫不掩饰他的宠爱，很快走进卧室，取来一个满是樟脑球气味的缎盒。他打开盒子，郑重地捧到孩子面前。
孩子惊呆了，在黑色丝绒的里衬上，躺着一根漂亮的指挥棒。它是用某种昂贵的金属制成的，通身闪着与它价值相符的光泽……
他凝视着这件闪闪发光的馈赠，它仍象昔日一样夺目。只是那行法文被磨得模糊了：“Vous etes fier”。意为“你是了不起的”。
他苦笑了……
他继续在树林里缓慢爬行。额上的汗流进眼角，蜇得眼睛发疼。树林仿佛没有边际，越来越密，越来越幽暗，象由此可通往另一个世界。他的脸被蒺藜划出无数道血口，血口又渗进咸涩的汗。双肘全破了。他再也没有力气了，这副残破的躯体将听凭大自然来处置。
他又费尽周折使身体翻过来，仰面躺着，大喘着气。在这里，树叶铺成厚厚的褥垫，一股温热潮湿的腐殖气味。一会儿，成千上万的蚊蚋，带着等待太久的愤怒，“敢死队”一般叫喊着，向他扑来。他已经没有精力理会它们了。
雾正往高处升，大槪是早上八九点钟了吧？三毛这时一定醒了，他大概在四处寻找——不过你再也找不着那个不可一世的“了不起”了。那个可恶的家伙，那个曾多次捉弄你、辱没你的家伙现在正舒舒服服地躺着哩！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别去打搅他，把这时间留给他，去做一生中唯一一次反省吧……
音乐随着他的手势变得激越起来。好！廖崎想。我预期的，他们都达到了。他对整个乐队充满感激。
暴雨，台风，泥石流，雪山崩塌……音乐体现着他的幻觉，他的追忆……
“文化大革命”开始，一身傲骨的老教授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终于被人踏上千万只脚。教授夫人素来温雅，这场大海啸顺理成章地卷走了她的生命。教授的两个女儿结伴去内蒙古插队，撇下了渐趋龙钟的父亲。因为他的傲气，工宣队将他从音乐学院、从首都驱逐，他只身前往遥远的北疆。那时只有十三岁的廖崎，赶到车站为恩师送行。那天是冬至，飞雪扬花，老头儿穿着一件破旧的呢大衣，迎着风，依然挺得巍然峨然。十三岁的孩子解下自己的羊毛围巾，踮起脚跟围在老头儿脖子上，眼泪在眼圈里打转。老头儿一动不动，慢慢垂下头，他的眼泪先流了出来，滴在那条孩子气的围巾上。但当他抬起头时，又恢复了平素那种笑容：“小东西，连你也来怜悯我了吗？”他的声音充满痛苦、自嘲，然而不减骄傲。孩子被老头儿冷酷的声音刺痛了，把预先准备的安慰话统统忘了。火车开动，他委屈而伤感地独自站在月台上哭了很久……
两年后，老教授重返北京。那时“样板戏”风起云涌，须集中全国精英大壮声势。音乐学院的新贵给了老头儿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要他培养“样板戏”急用的人材。
廖崎去拜望老头儿时，见他穿一身黑布袄裤，头发全秃了，正伏在桌边很响地啜着一碗豆浆，一边把油饼往豆浆里蘸，连手指也一起蘸进去！。他立刻发现老头儿的手不再是那样白晳修长——带着贵族的病态，变得和油饼及黑棉袄很和谐，而昔日曾是多么典雅地抿着小杯的浓咖啡！见他进来，老头儿恍惚地看他一眼，似乎并不吃惊，并不兴奋，也不热情，仿佛精力全集中在这顿早餐上。他的手已出现了老年性震颤，不会再象当年那样轻拂琴键了。十五岁的少年再一次冒出眼泪，老头儿却似乎觉得他哭起来很好玩，专注地盯了他半晌。
他掏出指挥棒，想让老头儿想起亲密的往事。而老头儿倒显出些许不耐烦，应付地笑笑。他不甘心，结巴巴回述着那些他视若珍宝的趣事，而老头儿仍打不起精神。他怀疑他是否丧失了记忆力，但他坚信他不会忘记音乐。他谈起贝多芬、舒伯特、柏辽兹、葛里格……而老头将最后一口油饼咽下（他竟吃了三张油饼），打了个嗝，说：“拉倒吧！我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把音乐看得比油饼重要。”
于是他滔滔不绝地、逻辑混乱地谈起他往日的信念，以至信念的破碎，并用这破碎的信念来摧毁这孩子的信念。他断言没有人理解音乐，正象无人理解他一样。
孩子冒失而兴奋地接话：“可……有我呀！”
“你？你将来也会顺着杆子往上爬，因为这是你唯一能获得成功的途径，你得去弄那些狗屁不通的东西。如果那叫音乐的话，我不如去听拉拉蛄叫唤！”
他们的久别重逢很不愉快地结束了。一个星期后，他获悉老教授病重，急忙赶到医院。教授的两个女儿也从内蒙赶回，正抱头痛哭。他什么都明白了。他景仰的恩师，带着他一生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