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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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太不容易了。而我现在更多了一个猜测，那《说水》所体现的甘居弱势的天性，是否也是助成他这“不容易”的一个原因呢？
以钱先生的天性，即使不继续先前的散文创作，也会成为文学的爱好者和批评家。他越是想避开污浊的现实，就越会自觉不自觉地沉迷于文学世界之中，当外界的压力一天天加重的时候，他大概也只有在书房里静静读书，才能获得片刻的松弛和欢愉吧。有时候，对伟大作品的感动，竟会成为人体验人性尊严的唯一途径，我想，钱先生对他的写作，内心里一定是极为看重的。当然，就在这一方面，他也常常是采取了低姿态。比方说，自《论“文学是人学”》遭到批判之后，他就几乎再没有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文学见解，他宁愿通过具体的作品评论，一点一滴地表现这些见解，却无心再做《论“文学是人学”》那样令人侧目的长论。他渐渐形成了一种宽容含蓄的文风，很少写否定性的批评文字，即便有时候非得要说上两句，也总是异常温和，甚至简直就不露痕迹。自然，最能表现他这低姿态的，还是他在写作上的“疏懒”。一般而言，从事文字生涯的人，越是善感多情，就越可能勤于写作。从钱先生早年的散文来看，他分明正是一个勤于用笔墨表达心绪的人。即便后来从事文学批评，情形也还是一样，为了学校里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他会一口气写出三万多字的《论“文学是人学”》，就说明他那枝笔是多么勤快。可是，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社会环境，却似乎越来越不能容忍一个人再像先前那样真诚地写作，在动辄得咎的形势下，恐怕也只有随时自我调整的人，才可能保持勤奋和高产。这样的自我调整是极不容易的，它常常需要某种特别旺盛的欲望作为动力。可在钱先生，这样的欲望却不怎么强烈，他就只剩下一条路了，那就是不断地停笔。中国的文人固然有好名的传统，却也有“狷者有所不为”的古训，当文章上的功业竟要以谈世作为代价，洁身自好的人便只能放弃它。功名心是淡漠了，疏懒的习性也确实渐渐养成了，八十年代以来，钱先生的文字仍然不多，大概也有几分是由这习性造成的吧？但我要说的是，他却也因此更多地保留了一份内心的坦然，和同时代的许多人相比，他似乎并没有付出那么重的自我迷失的代价。
这就是他那些为数不多的文章，为什么却能获得很大声誉的原因。不单像《论“文学是人学”》那样的长文，当时就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就是《管窥蠡测》一类的短文，在发表二十年之后，也仍然使我这样的年轻人感到佩服。就如他在整个人生道路上，常常以退避来保全心灵的健康一样，他在写作上也正是以“疏懒”换来了风格的一贯。无论写什么文章，他总是面向艺术和诗意，谈作家对人物的创造也好，谈批评家对艺术的感受也好，谈一个抽象的理论命题也好，谈一出戏剧、甚至一首词的结构也好，他投出的始终是一种审美的眼光。他给自己的一本论文集取名《艺术的魅力》，正是非常确切的概括出了他从事批评的兴趣所在。正因为总是在谈论艺术，他就常常能自然地袒露情怀，他的笔端总是带着情感，从容不迫，娓娓道来，那种诚恳亲切的口吻，确实非一般人所能摹仿。他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要有“事外远致”》，在我看来，他自己的文章就常能表现出对这境界的追求。他笔下绝少峻急愤激之气，从娓娓道来的风度之中，你倒常常能感受到一丝飘逸的气息。即便分析一个很小的细节，他也总能向你传达出对于博大的艺术世界的向往。他的文字远离匠气，更没有那个时代司空见惯的呆板和矫情，倘若不是心中远远地悬着那一个“事外远致”的境界，这些怕都是难以做到的吧。不用说，他的文笔的最大特色，就是对人情和人性的一贯的尊重。只要有可能，他总会以各种方式表露他的这种尊重，强调文学是“人学”也罢，辨析文学的“特征”和“魅力”也罢，他的根本立论都在这一点上。说起来，这应该是人人能懂的道理，并不算怎样的深奥，但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要像这样固执地重复这些道理，却又分明需要勇气，需要坚守良知的决心。在一个连基本的是非都颠倒了的社会里，能够不丧失对于普通的人情物理的正常感觉，已经不容易了，再要坚持把这些感觉说出来，就更加难得。八十年代中期，钱先生在自己一本书的后记里，这样写道：“三十年来，我们的国家在前进道路上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变化之大是十分惊人的。而我的这些文章，大家可以看到，对艺术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却是前后相当一致，很少大起大落的变化。这，一方面固然多少显示出了自己的一点诚实之处，不轻易人云亦云地去谈那些自己还没有认识到的，或者还不十分理解的东西，总希望竭力做到使自己所说的和所想的能够比较的保持一致。但另一方面，却也充分说明了自己的驽钝，适应性太差，不能与时俱进。不过，如今当我动手来辑录和整理这些旧作时，却也因此而几乎可以不必作什么改动，很少有因为形势的变化而不得不修改自己的观点或某些提法的情况，这一点，却也是很可自慰的。”在那一代作者当中，能这样坦然回顾的，又有几人呢？
一个人的写作会具有怎样的意义，除了来自他自己的愿望，恐怕更多的还是取决于时代环境的作用，即如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就有许多在学术价值之外又兼具一种证词的含义，以至有论者公开断言，说批评的意义正在于为时代作证。我也很愿意这样来理解钱先生的文字，它们不但是一种学术研究，体现了他对文学、艺术和人类社会的种种看法，更是一份深具个性的证词，记录了他所遭遇的那个严峻的时代以及他在这样的时代中苦苦挣扎，竭力保持人性和尊严的精神历程。十几年前他给我们授课，曾和已故的许杰先生一起，反复强调做人和作文的关系。当时我并不完全理解他们这些话的深意，直到我自己也从事文学批评，逐渐感受到了手中这枝笔的份量，才渐渐明白了，他当初为什么要反复作那样的叮嘱。虽说今天的许多情况，都已和三十年前大不相同，文学批评所承受的严重压力，大体上却似乎依然如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写作同样并不单纯，我们同样是在向社会和历史提交自己的一份证词。事实上，也正因为看清了这一点，当钱先生嘱我为他这部自选集写几句话的时候，我才能排除种种的犹豫而欣然应命：对他回顾写作生涯时的那种坦然的态度，对他那种无需将自己的证词多加删改的轻松的心境，我是太向往了。
　
一九九四年七月，上海
　
（《艺术？人？真诚》，钱谷融著，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三联书店杭州分销店邮购书目
勇气来源于“不合时宜”的偏执

斯迈尔斯
（18121904），英国道德学家。本文选自斯迈尔斯《品格的力量》，刘曙光等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选文、注释有删节。

暴风雨并不能证明海员的勇气，惟有与暴风雨的搏斗才能铸就、磨炼海员的勇气；惟有在人们最危险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丹尼尔
如果你想从事一项崇高的事业，绝不要半途而废。
在奋斗的征程中，也许遍布荆棘，
勇往直前吧，真正的勇士！
你的辛劳和汗水将凝聚成胜利的时刻，
你将获得丰收．你将成功地达到目标，　
你将成功地到达胜利的彼岸。
——C．麦凯
在很大程度上，各个时代的英雄人物都是由各个时代的勇气铸就的。因为极富挑战性事业背后那诱人的果实，总是强烈地刺激人们坚定地、义无反顾地去追求它们。
——荷尔普斯
我们内心都富有勇士精神，只不过，
时间的推移和不幸的命运使得其中一些人逐渐失去了这种勇士精神。
但是，意志坚强的人却绝不会屈从命运和天数的安排，他们会一如既往地奋斗、求索！
——丁尼生
人类历史上所取得的每一项进步，都是在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基础上取得的。人类历史上每一项进步的获取都与人类英勇无畏的勇气，与思想先驱，与伟大的发现者、爱国者以及各行各业的伟大人物密不可分。每一个真理或每一种学说无不是在铺天盖地而来的贬损、诽谤和迫害中冲开一条血路，才最终获得普遍的认同的。“在每一个伟人发表伟大思想之处，也就是他的殉道之处。”海涅说。
许多人热爱真理，并为之
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他们在浩瀚的典籍中，
苦苦寻觅真理，
因为其辛劳和汗水，
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地，
沐浴在真理的光辉中。
许多懦弱之人找寻她，
许多不幸的人渴望她，
但是．
惟有我们的勇士，为她
英勇地进行战斗！
即使在宝贵生命的危急关头，
仍为她英勇地进行战斗！
他们如此热爱她，以致甘愿
为她抛头颅、洒热血，
因为，
捍卫神圣的真理，
乃是一种转瞬即逝的
最幸福情感的
真切体验！
因为他崇高的学说违背了他那个时代的偏见和派性，苏格拉底在72岁高龄时仍被迫在雅典饮鸩自尽。他被指控犯有败坏雅典青年的罪行，因为他激励青年蔑视国家的监护神。但他不仅有非凡的道德勇气去面对专制法庭对他的指控，而且，他还有非凡的道德勇气去面对那些不能理解他的群氓抑或暴民。他临死前发表了流芳万古的演说，他最后对法官们说：“现在是我们分离的时候了——我将慨然赴死，他们则仍然留在人间；但是，除了伟大的上帝之外，你们都不知道，我和你们，究竟哪一个有更好的命运。”
有多少伟人和伟大的思想家在宗教的名义下惨遭迫害呵！布鲁诺便被活活烧死在罗马，因为他揭露了他那个时代风行然而却是错误的学说。当宗教法庭宣判他的死刑时，布鲁诺却骄傲地说：“你们宣判我的死刑时比我慨然接受你们的死刑宣判更为害怕吧！”
紧随布鲁诺的则是伽利略，这位科学巨人在科学上的名声与他作为一个殉道者的名声相比，也要黯然失色。因为他教授的关于地球运转的观点，他受到教会的强烈谴责。在他70高龄的时候，因为他的“异端邪说”，他被羁押到罗马。尽管他没有遭到严刑拷打，但他要被终身监禁在宗教牢狱中。甚至在死后，伽利略仍遭到迫害，因为教皇拒绝将伽利略的尸体安放于坟墓之中。
罗杰？培根这位方济各会的修道士，因为其在自然哲学方面的研究而惨遭迫害，而且，因为其在化学方面的研究，他被指控为兜售巫术。他的著作遭到谴责，他本人也遭到监禁，而且，他一遭监禁就是10年。其间更换过几任教皇，甚至有人说，他死于监狱。　
英国早期的思辨哲学家奥卡姆则被教皇开除了教籍，在流放地慕尼黑去世。所幸的是，在慕尼黑时，他受到了当时德国皇帝的友好保护。
宗教法庭也将维萨里视做“异端分子”，因为他揭示了人的本来面目，如同以前被宗教法庭视为“异端分子”的布鲁诺和伽利略揭示了天国的本来面目一样。维萨里敢于通过实际的尸体解剖去研究人体构造，这种尸体解剖在当时几乎是完全遭到禁止的。他为一门学科打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