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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

人在欧洲-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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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扯着沾泥的根。在房间里,碰见了写《红高粱》的莫言。表哥说:

“你们北京就是记者多、出版社多!”

“是呀!”莫言好像在回答,“我还在部队里。”

表哥说:“我是说,你们北京记者多、出版社多:”

“是呀!”莫言礼貌地回答,“我还在部队里。”

表哥有点气馁,转而问房里另一位北京人:“这里可不可以买到文字翻译的电
脑机器?”

北京人客气地回答:

“什么机?灭蚊子的机器?”

客人走了,表哥无奈却又不甚甘心地抱怨:“这里的人觉得我们讲话好笑,哼,
可是他们到了我们省里,我们可觉得他们怪腔怪调呢!”

下午五点,电话铃响,我拿起听筒。

“是龙小姐吗?”一个沉着的男声。

“是的,您哪一位?”

“我们准备好了。”

“什么准备好了?”我糊涂了,莫非自己忘记了哪个记者的约会?

“嗯——”对方沉吟起来,又说:“你不要了吗?我们就在旅馆门口——”

“您究竟——”我正要口出不逊,表哥把听筒接了过去,连连说:

“就来就来。”

表哥拎起他的塑胶行李袋,轻快地走向门口,手扶着门把,回头说:

“表妹,八比一呢!昨天在友谊商店门口找上我的,有好几个人,约好今天换
钱。”

“等着等着!”我跳下床,把门关上,把他拉回来。

“你从乡下带了多少钱来?”

“九千块人民币!在乡下已经用六比一换成了美金,现在再用八比一换回去,
你看,我的路费都赚回来了。”

“表哥,你一个月的收入不过一百多块,怎么会有九千块呢?廿年也积不起来
呀?”

“我当然没那么多钱,”表哥安慰着我,“这钱是乡里邻居朋友凑起来的.知
道我要来北京,让我来转一下,大家都可以赚一点。我家隔壁的老张还要我用你的
台胞证帮他买台彩电回去……”

他转身要走,又被我扯回来,我急急地说:

“表哥,你做什么我不管你,但绝对不要在这旅馆的范围里交易。”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这家旅馆有个特殊的背景:它曾经是特务头子的私宅。

半小时过去了,表哥还没有回来。我立在长窗前探看,觉得不安:这个南方来
的庄稼汉正在北京一个胡同里和一个声音沉着神秘的陌生人交易,身怀巨款。

一个小时之后,表哥兴冲冲地推门而入。“你看!”

他将一团报纸包抛在床上,“你看!八比一。”

他坐在床沿,将报纸一层一层剥开。揭开最后一张,露出几扎砖块一样厚、钞
票一般大小的纸张。表哥生茧的手握着刚刚换来的钞票,突然颤抖起来:

“白纸——全是白纸——”

我凑近看看,除了上下两张是十元钞票之外,几捆全是粗糙的白纸。

表哥手忙脚乱地将白纸包成一团,跳起来就冲向门口,嘴里不清不楚地嚷着:

“报案!报案!”

“报案?”我一把拉他回来,“你知不知道你自己违了法?”

“那我不管!丢了这么多钱,非报案不可。”

他走了。

暮色越来越深,天整个黑了。我坐在房里等着。不,还不到我该出面的时候吧?:
在这里, 我是个外籍人; 北京政府要驱逐一个外籍人时。最方便的指控藉口就是
“私下交易”。我不要送给它一个藉口。更何况《野火集》已经在北京销了十五万
本,这样的书不晓得何时何地会突然成为禁书;更何况,经过我不能解释的巧妙过
程,我竟然就被安排在这样的一个旅馆里面……不,我还是暂时不要出面,再等等
吧!

可是,北京的法律有多么文明?语言不通、满手粗茧的乡下人在派出所会受到
什么样的待遇?一个贩夫走卒有多少人权的保障、多少公民的尊严?

将近十点了,我在房里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电话铃却轰炸似地响起来。

刑警队请我立刻去派出所。

计程车在黑漆漆的胡同里绕着,在一个黑漆漆的胡同口被拦下下来;便衣警察
早等在巷口。

一脚高一脚低地踩着凹凸不平的路面,派出所在一个黑漆漆的院落里.看不清
面貌。刑警边走边讯问:

“您是台湾的作家?”

“是。”

“和侯建威什么关系?”

“表兄妹。”

“您为什么来北京?”

“处理版权问题。”

“那九千块钱是您的?”

我愣了一下,又明白过来;表哥大概认为由台胞身份的我来担负这九干块的私
下交易比较保险。

“我可以见见表哥吗?他已经在你们这儿好几个小时了。”

“不。请等一等。我们想先跟您谈一谈。那钱是您的吗?是您要侯建威去换的
吗?”

我沉吟不答。

我该怎么衡量这个情势呢?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这笔钱属于我,所谓的“海外
学人”、“台胞”、“作家”,或者属于侯建威,一个不会说北京话的中国农民,
应该在法律上不构成任何差异。然而我知道:有人抢了“台胞”的钱,因为是“台
胞”的钱,所以判了死刑。一个台湾记者被抢了一百块钱之后,不敢报案,他说:
“报案?万一那个人被判了死刑怎么办?”

思绪百般回转,另一个便衣警察,长着张年轻的娃娃脸,走到我面前。我和他
握手。

“你的笔锋很利。”他开口说。

“什么?”我瞠目结舌没有想到在这种时地听到这样的客套虚话,真是不合时
宜。

“您表哥进来报案的时候,”娃娃脸警察说,“我正在读您的《野火集》。”

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表哥正襟危坐着,两手放在膝上,像个规矩的小学童。
原先接我的刑警继续向他问笔录。

“总共有四个人在车里,一个麻子,一个胖子,一个戴墨镜,腰上有对讲机,
还有一个呢?”

在另外一个角落里,读者面对作者,提出问题:

“龙女士,您的书我很喜欢,可心里又有很多问题。太多的自由不会造成动乱
吗?您觉得民主适合中国国情吗?”

我的耳朵游离地听着两个角落里的声音。

“你知道,要不是你表妹的关系,你这案子我们根本就不会管。北京像这样的
欺诈案每天都有好几件——”

“人民跟政府‘对立’,那政府怎么做事呢?”

“你说的车牌号码我们已经查过了,是假的,根本没那个号。那是个专门的、
职业的欺诈集团。总而言之,你太贪心了。”

“台湾的民主又到了什么阶段呢?国民党怎么会把权力让出去呢?”

“我们明天会带你到几个点绕绕,看看是否会碰到些线索,可我想希望很小…
…”

午夜十二点。在北京一个灯光黯淡的派出所里,我在一本删节过的盗版《野火
集》上签了名。那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一日晚上。

我无法忘记警察那对清纯的眼睛,同时充满了追求真相的渴望和对真相的疑惧。



一九九一年四月廿八日



  路  口



这是个人口在三四万之间的小城,名叫衡东,在东西南北街交汇的十字路口。
我将单车停下来。

乍看之下,这是一个乱成一团的路口,四个方向都在铺路,每一条路都只有半
边可行,尚未铺的半边矮下去,铺好的半边高上来,水泥路面到了路口便像悬崖一
样陡然截断。土路上摆着农人的摊子,这儿一篓丝瓜,那儿一笼橘子。水泥路面上
铺着一层泥泞干草,保护新铺路面的潮湿,三三两两的驴子摇晃着尾巴,闲闲地扯
弄着干草,各种各色的车辆拥挤在铺好的和未铺好的路上钻来钻去,忽上忽下,时
左时右,争夺前行的每一寸空隙,拼装的载客车——载满了人,几个年轻人还悬吊
在车尾——驶到断崖路口,唉呀,这么小而秃的车轮,这么高耸的路面,我以为它
肯定要翻车了,可是不,它像个螃蟹一样攀爬下来,喷出一团黑烟,继续勇往直前。

什么车都有,蜂拥而来的单车,脚踏的板车,两手扶着横冲直撞的拖拉机,拖
拉机改装的小卡车,小卡车扩大的小客车,冲着人老按喇叭的吉普车,暗着玻璃不
让人知道这里头坐着谁的桑塔纳小轿车……还有那运货的人,没有车而全凭脑子设
计出形形色色最原始的运货方法。譬如说,两块两米宽、三米长的木板要怎么运?
眼前穿过这两个人,一人肩上一根扁担,一前一后地行走,两块巨大的木板吊在扁
担的四头,把两个人夹在中间,一起平行地往前移动。譬如说,几十根粗壮的竹子
怎么运?两个轮子中间夹一块木板,竹子搁在木板上,一个人在前面拉着走,绳子
套在他的肩头,竹子的重负使他低头,身躯向前倾往地面,以拉纤的姿势苦苦前行,
他这一个人的“车队”前后就有十米多长。譬如说,三麻袋的米怎么运?每一袋都
有沉沉几十斤重呢,那个看起来瘦弱的年轻人,一次背一袋,已经把三袋都驮到了
路口。卸在马路中心,他歇了歇,喘口气,弯身驮起一袋,往西街走去,剩下的两
个麻袋丢在街心等着。再譬如说,不能走路的老人怎么送?一个面孔黝黑的中年汉
子,背着老人,他的两只手臂往后环扣着老人,老人细瘦的脚像孩子一样在两边悠
悠晃晃,这汉子正穿过东街,向我走近。

倚着单车慢慢儿看,这个十字街口真乱得可以,在高高低低的路面上,在翻翻
滚滚的尘土中,人车争道;单车、板车、拖拉机、卡车、客车、货车、小轿车、吉
普车,挤挤攘攘,穿梭在长短不一,宽窄不定,移动无常的竹竿、木板、麻袋、行
人之间,既没有红绿灯的外在标识,也没有车马右行的内在规律,这是一个完全没
有秩序的路口。

把单车的脚撑好,让我靠着后座,再看久一点。

没有秩序吗?

如果真的没有秩序,为什么没人撞上那驮麻袋的小伙子?你看他这不就又过来
了,现在他两手空空,一身轻松地穿过街心——他甚至并不小心翼翼地左观右测,
他就那样什么也不看地吊儿郎当地摇着摆着,横冲过来、好像马上就要压死他的拖
拉机在离他手臂一公分的地方刹住,让他从容走过,司机“呸”吐了口痰,咬牙骂
了句“畜生”。又赶往下一场遭遇。

如果真的没有秩序,为什么没人被那两口坐在十字路中心的麻袋绊倒呢?背着
老父的中年汉子走到麻袋跟前。眼睛眨都不眨地走过去了,载满毛猪的卡车离麻袋
老远就计量好距离,往斜里驶去,小伙子穿过枪林弹雨而安然到达,弯身一使劲,
麻袋已驮在肩上,他佝偻着背往前走,重压阻挡了他的视角,但是无妨,而他不让
车马时,车马就让他,当他放慢了脚步,车马就轰然向前,有无数个惊险擦身而过,
但也仅止于擦身而过。

在这单车上坐久了,看久了,我就发现,在表面的紊乱之下,这个路口,其实
隐藏着它自己的韵律和节奏,人与车,路与人之间存在一种刚柔交替,进退互助的
默契,不经心的小伙子和拖拉机的司机心里都明白,在一公分的千钧一发之间,他
们会闪过那最后的致命的撞击。不觉察这种默契的人就觉得这个路口紊乱无章;或
者说,心里只认定一套规则,人就觉得这个路口毫无秩序。

可是,真有秩序吗?从衡山火车站一出来,就看见地上新染的血迹,破碎的机
车翻倒在泥地里,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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