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阴谋-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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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6月15日
爸爸的身体还是没有什么起色。他一直在用约翰·查普曼的冰敷疗法；他一天几次把冷水袋扎起来放到脊背下部，冻得牙齿咯吱咯吱响。他看起来那么滑稽可笑，像只大笨熊一样在房子里走来走去，要不就躺在床上哼哼，那疗法也没起什么作用。
爸爸的病情不会成为社会的耻辱。因为近几年来，他不仅不再是社会的弃儿，而且成了大众崇拜的对象。他声名鹊起，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他的自然选择学说（现在叫进化论）已经被人们接受。最明显的变化是来自教会的攻击也逐渐减弱。一年前牛津大学授予他最高荣誉，邮递员每天都给他送来一摞摞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总之，他现在成了富有革新精神的思想家，甚至为那些反对他的人所敬重。也许是因为他已经62岁，德高望重，又或许他和他的圈子为了宣传他的学说进行了有效的活动，反正他已经成了国家的知名人士了。
为了传播他的学说，他的做法很聪明。他从来不和对手直接对抗，而是采取迂回战术，自己摆出一副通情达理的姿态先来消除敌意，而后发动同盟团去说服对方。他措辞灵活，比如，他经常打个比方来化解争辩。如果有对手嘲笑他居然认为我们的祖先是猴子，他会坚决否认，说他只不过认为人类和猴子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然后他会解释何为“生命之树”。他是这样描述的，最简单的生物位于最底层，而最复杂的动物位于最高层。物种不断变化，形成不同分支，差异最大的离得最远，就这样，他理论的精华直击问题的要害。
《物种起源》很快就出了第六版，这让约翰·默里着实高兴了一下。这本书差不多已经被译成了欧洲所有的语种。但爸爸对法语版的译文不太满意，他觉得那里面把他和拉马克（法国博物学家，1744…1829）拉得太近了。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一直在写他的“人之书”——《人类的起源》。这本书终于在上个月出版了。书中把人与动物间的进化链分析得更清晰，这是他以前不敢做的。艾蒂帮他校订手稿，在页边空白处写上她的建议。像以往一样，她的修改让结论变得含蓄，也删减了不合适的地方，她就像一个老女仆那样工作和思考。
虽然未经允许，我还是读完了手稿。爸爸的“性别选择”理论引起了我的注意：它解释了个性特征的持续性决定了人和动物怎样选择他们的配偶，还讲述了种族之间的差异性以及为什么在欧洲我们是最先进的。他声明男人在智力上要优于女性。有一点令我不安的是：他认为在最文明进步的社会中，是男人选择女人，而不是女人选择男人。我觉得这很令人沮丧——这种观念把女人当成了一种没有意愿，没有思想的被动的容器。我已经听到有许多女人私下里在谈论这一点，想搞清楚这种断言到底有多大说服力。而我在与我的朋友玛丽·安·艾文思聊天的时候，也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如果爸爸能够读懂我的心，如果他能看到当X走进房间时（当然我早就候在那儿了）我心中那激情澎湃的爱恋之情，他肯定会转变他的观点的。
1871年6月25日
今天下午3∶15过来拜访我们了，从伦敦一路骑马过来的。我们正忙着接待客人（雷维特恩夫人，一个烦人的家伙）时，他留下了一张卡片，放在门厅的桌子上。我偷着跑去瞥了一眼，心怦怦乱跳。让我高兴的是，他揭开了一角，上面标示他是来拜访我们几个女儿的，而不仅仅是妈妈。没见到他我有点难过，但至少为他不用陪雷维特恩夫人苦着脸一直坐着而庆幸。
1871年6月27日
多么令人愉快的一天！我与X一起度过了整个星期天。他为工人大学组织了一次短程旅行，去肯德林屯村周围的郊区呼吸新鲜空气。他邀请我和艾蒂同去。我们度过了最愉快的一个早晨，在小路和山间小路间穿行，中午在一间客栈吃了午饭。在回程的火车上，我们一首接一首地唱歌——X有一副低沉的男中音——这让我们喧闹而又快乐。还有一个人会把手放在嘴边，发出鸟叫的声音，还会吹口哨，这让大家开心极了。
X闯进我的生活已经有一个月了，是艾蒂在韦奇伍德遇上他并把他邀请到唐豪斯来做客的。我与他如此相像，我们对于人的本质和进步政治都持相同观点。像他一样，我支持改革法案，因为我相信扩充选民是维护民主、清除阶级间不平等的惟一途径。我赞成他对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的远见。我可以一直听他谈论几个小时。虽然我不认识他拥护的所有思想家，比如托马斯·休斯和弗农·卢士顿，但我读了约翰·罗斯金的著作。X跟他很熟。在政治观点上，X比我更激进。不过，我确信我多学点知识也会把自己提升到他那种水平。他对法国正发生的事情表示同情；它承认巴黎公社已经发展到难以控制的地步，最终以“流血周”的悲剧收场，但他说工人们的起义并没有白白付出。我想他真是聪明绝顶，令人钦佩。
1871年6月29日
我不敢说X对我的感情有所回报，但我有时候觉得他是喜欢我的。昨天晚上他来唐豪斯吃晚饭，饭后大家来到客厅，他弹琴，我为他翻琴谱。这时我感觉他正从眼角看着我，接着他朝我笑了笑，这弄得我简直满面通红，耳根发烫。我的心怦怦猛跳着，真怕音乐一停下来他就会听到，那我的心思就败露了。他充满激情地弹奏着——我可以看到他的手指弹压琴键时，那隆起的肌肉。然后他又拉起了手风琴，唱起了牧歌，艾蒂弹着钢琴为他伴奏。
音乐停止后，他和爸爸讨论起了性别选择说。X的话让爸爸非常兴奋——他说他经常思索动物何以会以歌声来追求异性。可以看得出爸爸把这些都默默记在心里以备日后之用。X还说他觉得人类也是如此。他这么说时，我总觉得他在朝我看着。
要离开时，他在门厅里轻轻地碰了碰我。我不知道这是他故意的还是只是一个巧合。他的手碰了碰我的胳膊内侧，一股触电的感觉顿时传遍我的全身。我确信他注意到我那时有多么慌张。我的脸颊一下子变得通红。他吻我和艾蒂的手时说他会再来的，我看到妈妈站在他背后露出会意的微笑。
之后，我和艾蒂都有点神魂颠倒。我们谈起他，她说喜欢他那棕色的大胡子，她微笑着说他在很多方面都使她想起爸爸，不仅仅因为他对工作的热忱和他的理想。我不敢谈论他太久，因为怕我颤抖的声音会出卖自己。
晚上我失眠了，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安睡。有时我觉得从花园里吹进的暖风让我大汗淋漓，那风里带着金银花的香味。我不想承认，我有一些奇怪的想法，还做了一些特别精彩的梦。最近我总是在睡觉前读《妖精市场》。这使我升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那个长相丑陋的小妖精所反复吟唱的“来买我们的果子，来买，来买”总是萦绕在我的梦中。梦里还有熟透了的柑橘、草莓和梨子，全都滴着果汁。
我惟一可以袒露心事的人是玛丽·安·艾文思。但是，唉，我已经好几个月没见她人了。并且，即使是对她，我也不会说出他的身份。
1871年8月2日
尽管我发誓不再这么做了，但我还是没有完全放弃弄清楚《乘小猎犬号环球航行》发生的事，还有让爸爸痛苦的潜在原因。我没有特意去寻找答案，但一旦它们进入我的视野，我会马上抓住它们展开调查。我想生活就是这样的：当一个人准备放弃努力的时候，他往往就会实现一个目标，我的侦察就是这样。
几年前，我听说赫胥黎先生创办了一个秘密俱乐部，叫“X俱乐部”（之后，一听到这个名字，我就想起我的X先生）。俱乐部有几个著名的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比如胡克，斯宾塞，卢伯克，布什先生。就我所知，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深入到皇室和科学界的当权派里，为爸爸的思想传播建立一个滩头阵地。昨天，4位俱乐部成员来唐豪斯过周末。听他们饭后的商谈时，我吃惊地发现，他们来的一个原因是为可怜的阿尔弗雷德·鲁塞尔·华莱士先生筹钱，他时常陷入财务困境。我知道他们正在向政府施压，希望能让华莱士先生得到200英镑的抚恤金，现在看起来华莱士先生正在索要这笔钱。
“他的做法很显而易见，”赫胥黎先生说，“直截了当地说吧，如果得不到这笔钱，他就要说出一切。”
我立刻想起另外一番关于华莱士先生的对话，那也是几年前偷听来的。他知道些什么呢？——居然威胁说要抖出来——重要到要用钱来堵住他的嘴？
最后俱乐部成员达成了一致意见。爸爸自己说他要跟华莱士先生谈一谈，措辞小心地告诉他无论如何不能“谋杀了我们的婴儿”。
后来我查了他的账本，在“家庭杂用开支”一栏中他记下了当月的总数，以前他总是讨厌使用这一栏的。
1871年8月6日
多么巧啊！仅仅是两天前我还写到线索总是在不经意间到来，今天下午我就发现了一条最为重要的线索。
爸爸正准备写个自传，让我帮他准备，于是在他的允许下，我看了他的研究中的一叠稿纸。爸爸坐在房间另一侧的皮椅中，想想看，当一张素描自《乘小猎犬号环球航行》的资料中掉出来时，我是多么的惊讶吧！那是康拉德·马顿斯画的，他是船上的画家。看着画，我立刻被画面上的一个错误给惊呆了——刹那间，这幅素描揭穿了爸爸所说的关于那次致命的《乘小猎犬号环球航行》的一切都是个谎言。
我的手开始颤抖。我瞅准机会瞧了一眼爸爸，他并没有注意到我的焦灼之态——他正在给他的书做关于人与动物的面部描述的笔记。我又看了一眼爸爸的素描像，还有另外一个人站在一棵树边。那个人是麦考密克先生。现在我已经抓住了此画的重要意义所在了——若是他能在审讯中作为呈堂证供的话，它会推翻被告当时不在场的托词，从而为其定罪。
我飞快地把素描夹在两张空白纸中间，再把他们偷偷夹到一本书里。然后我告诉爸爸我想休息一会儿——这个借口他总是会很快答应的——接着我离开了去研究这个重要线索。我回到卧室，把书放在床下，那不是个藏东西的好地方，女仆肯定会发现的。
我知道我该做些什么。就像藏我的日记一样，我用了同样的手法——藏在最普通的地方。这在我童年时玩的捉迷藏游戏中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我要把它藏在房子的中心部位。那儿有块松散的木板，没人知道的，是个藏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