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冼冤录-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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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传说虽有一点事实根据，但却添进了不少虚构的内容。那是包拯任监察御史时出现的一件事：转运使王逵上疏向皇帝告状，说陈州地方官任中师苛剥农民，多收钱粮。而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任中师是个廉洁奉公的清官，而王逵倒是贪婪卑鄙的小人，如今小人告清官，真把人弄糊涂了。
仁宗认为，此事必须调查。但由于王逵在陈州有权有势，很多人都不敢介入此事。而包拯为了弄清真相，为民除害，毅然来到陈州。经过调查，掌握了大量证据。原来，肆意搜刮农民，引起农民不满的正是王逵。包拯回到京城，向皇帝报告了这一情况，并请求将王逵撤职，将多收的钱粮退还给老百姓。整个事件中并没有刀铡庞昱之事。
传说总是与事实有很大距离，甚至将忠奸也颠倒了。例如，传说中的太师庞吉，实是从朝臣庞籍深化而来。可是庞籍既非太师，更非奸臣，倒是刚直果断的直臣。而《狸猫换太子》中的忠臣陈林，就是历史上的程琳，他却是个奸佞之徒。从一件事就可看出他与庞籍完全不同。据史载，刘太后在垂帘听政时，三司使程琳为了向刘太后拍马献媚，竟向太后呈献武后临朝图，希望太后像唐朝武则天那样正式称帝。幸亏刘太后比校清醒，愤然将图掷于地上，并说：“吾不作此负祖宗事。”而殿中侍御史庞籍却义为仁宗早已成人，理该亲理朝政，不应再使女后称制，故毅然上书，请下阁门、取垂帘议制尽焚之。由此可见，庞籍和程琳二人，忠奸完全不同。庞籍后来做过宰相，曾以太子太保致仕。他只有一个儿子庞元英，而无庞昱，更不是被包拯刀铡而死。
传说中的包公简直是个神，任何复杂的案件，经过他的审理，总能水落石出。任何狡猾的罪犯，在他的逼问下，总是原形毕露。他明察秋毫，摘奸发覆，洗冤雪枉，因而赢得“包青天”的称号。一部洋洋洒洒、50余万言的《包公案》讲述了包公许多精彩的断狱故事。其实，这些断案故事绝大多数都是后人虚构添加的。
确实见于历史记载的、有关包拯的断案只有一件，就是他在天长县任知县时遇到的一件事：有一个无赖，将一个农民告到县衙，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杀了，自己留一点吃，其余拿到市场上去卖。”按当时宋朝的法律规定，民间私杀耕牛是要犯法的，但有县老爷的许可，那位农民回到家中就真的把耕牛杀了。第二天，就有人向包拯控告那位杀牛的农民，反而将这告状的人扣押起来，怒问道：“你为什么把人家牛的舌头割了？”那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追问弄得惊慌失措，只得如实招供。这个无赖再也没有想到，这是包拯使了个“引蛇出洞”之计。包拯在接到牛舌被割的报案后，马上意识到这一定是有仇家有意陷害这个农民。
如果让那个农民把牛杀了，就触犯了法律，那仇家一定会进一步告发。所以包拯叫那农民回家把牛杀了，借以引诱割牛舌者前来告状。此计果然很灵。这件事反映了包拯的机智。
包拯在历史上当然不至于只断过这上个案件，可惜其他的案例在史书上没有留下记载。包拯是人不是神，他不是时时事事都能做到“明察秋毫”的。他也不过失误，有过被人愚弄的事情。历史上倒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在他任开封府知府时，有个人犯了法，按法律规定，应当杖脊。于是犯人贿赂了包拯身边的小吏。小吏深知包拯的性格，乃对那个罪犯说：“明天你见到包大人，他必定先交给我审问，你别的话不要说，只管喊冤自辩，我自有办法。”第二天，罪犯来见包拯，包拯果然吩咐上小吏审问。罪犯按照小吏的提示，只是喊冤，自辨不已。这个小吏故意装出盛气凌人的样子，大声呵车斥道：“少废话，给我老老实实地受杖！”包拯生平最恨以强凌弱，如今看到小吏这样狐假虎威，不禁大怒，当场将小吏打了17杖，而对那罪犯却从轻发落了。包拯这样做，其目的是想压一压小吏的气焰，殊不知却中了小吏之计，为他所卖了。
传说中的包拯家世清贫，命运偃蹇，生下来就是个“黑漆漆、亮油油”的小儿，被父母遗弃。幸蒙兄嫂怜爱，将其抚养成人，并聘请恩师，教悔他一举成名。这也不符合实际。事实上，包拯的幼年、少年时代，深受父母恩爱和教养。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所以史书上说他“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正因为他孝顺父母，故在他29岁中进士后，竟辞官归里，颐养双亲，以终天年。直到先后给父母送终，并且守制满期后，包拯才出去做官。先任天长县知县，后又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端州出产一种名砚——端砚，作为向朝廷进贡的贡品。由于过粗官吏大量贪污，每年进贡端砚数不断增加，人民不堪负担。包拯上任后，下令只按规定数进贡，任何官员不得加码、贪污，一扫往日贪风，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包拯自己后来在离任时，连一方端砚也没有带走。
包拯的廉洁无私、受到人们的赞赏。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包拯被调往京城任监察御史，这虽没有多大实权，但包拯能够尽职尽责，对宋朝的内政外交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三年后，包拯调任三司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掌管全国户口和税务。他曾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后来的省）的财政、监察事务，工作干得很出色，故两年后又升为户部副使。
皇祜二年（公元1050年），包拯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无权。包拯又称包待制，就是由此而来。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这倒是很重要的职务，可以指出朝政的种种弊病。在此任上，他曾多次抨击不法的权臣，而且对时政提出种种批评和建议。然而包拯在此任上并未干多久。两年后，包拯被改命为龙图阁学士，龙图阁是皇家“图书档案馆”，这也是包龙图这一称号的由来。龙图阁学士是个虚衔，包拯带着这个虚衔又先后在河北、庐州、池州、江宁等地任地方官，十几年后他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在开封府任上，他只干了三年，就升为权三司使之职。第二年又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传说中说包拯是宰相，甚至是首相，人们呼之为“包相爷”，恐怕就是据此夸张而来，其实包拯从未任过宰相。
不过，此时包拯已是年过六旬的垂垂老翁了，两年后，包拯就病死在开封。弥留之际，仁宗还亲临包拯府第看望。包拯死后，宋朝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谥号“孝肃”。所以人们也称包公为“包孝肃”。
包拯无论在什么任上，也确实能做到不畏权势。他最受到百姓爱戴，还是在开封府任上。因为在此任上，他经常直接处理百姓中的事情。据历史记载，他在任开封府知府期间，有两件事比较突出：
一是简化了民众告状的手续。当时尽管朝廷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一个平民百姓要想告状，还是难于上青天。不但手续繁多，机时且根本见不到长官的面，这就为那些奸吏豪强舞弊创造了条件。包拯到开封府上任后，作出新规定：大开官衙正门，凡是告状之人，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当面陈述案情，任何人不得刁难。这一改革，深受百姓欢迎。
二是疏通惠民河。开封城内有一条惠民河，河两岸既有平民百姓的住宅，也有达官贵人的府第。一年天下大雨，河水泛滥，淹没街道，使许多平民无家可归。包拯经过调查，发现河水泛滥，在于河流淤塞不通。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一些达官贵人在河上筑堤修坝，将坝内之水据为己有，种花养鱼，并和自己的住宅连成一片，建成水上花园。要疏通河流，必须拆毁堤坝，冲走水上花园。包拯不顾达官贵人们的反对，毅然下令将所有堤坝和花园拆毁。虽然后来权贵们告到仁宗那儿，由于包拯做得完全正确，仁宗也只得缄口不言。
正因为包拯敢于为民作主，不畏权贵，所以京城流传一句民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意思是说，尽管百姓打不通关节也不要紧，因为有包拯为我们做主。
但是，包拯毕竟权力有限，并非像传说中的那样法力无边，凭着皇帝赐给的三口“钢铡”，可以“先斩后奏”。因为当时宋朝法律规定，该判流刑和死刑的罪犯，地方上是无权判决的，必须上报中央审批，经皇帝钦定后才能实行，任何人包括包拯在内都没有“先斩后奏”的权力。包拯也从来没有所谓权威无边的三口“钢铡”。而且宋朝的死刑执行方式也只有斩、绞二种，尽管后来出现过“凌迟”（即千刀万剐），但也是极个别的特例罢了。
历史上的真包拯确实大公无私，做了官以后对家里人的要求也很严。他曾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壁上：“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已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谁要是做官犯了贪赃，死后不得葬进包家祖坟。所以包拯一直被人们视为心中的清官偶像也就不奇怪了。
为了父母辞官职
包公即包拯（公元999…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人，父亲包仪，曾任朝散大夫，死后追赠刑部侍郎。包公少年时便以孝而闻名，性直敦厚。在宋仁宗天圣五年，即公元1027年中了进士，当时28岁。先任大理寺评事，后来出任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因为父母年老不愿随他到他乡去，包公便马上辞去了官职，回家照顾父母。他的孝心受到了官吏们的叫口称颂。
几年后，父母相继辞世，包公这才重新踏入仕途。这也是在乡亲们的苦苦劝说下才去的。在封建社会，如果父母只有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不能扔下父母不管，只顾自己去外地做官。这是违背封建法律规定的。一般情况下，父母为了儿子的前程，都会跟随去的。或者儿子和本家族的其他人规劝。父母不愿意随儿子去做官的地方养老，这在封建时代是很少见的，因为这意味着儿子要遵守封建礼教的约束……辞去官职照料自己。历史书上并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可能是父母有病，无法承受路上的颠簸，包公这才辞去了官职。
不管情况如何，包公能主动地辞去官职，还是说明他并不是那种迷恋官场的人。对父母的孝敬也堪为当今一些素质底下的人的表率。以前的故事讲的最多的是包公的铁面无私，把包公孝敬父母的事情给忽视了。
倒坐开封府
包公先任天长（今属安徽）知县，后又升为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两任满后，他刚正清廉的英名已经传遍天下，因此调到了京城，任殿中丞，后来又历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副使、天章阁待制（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知谏院，还曾多次任地方官，如转运使。
在公元1052年，包公因为弹劾外戚张尧佐而触犯了仁宗，让他离开京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