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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

战场上的蒲公英-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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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之后,政府高官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成立了成百上千家“实业公司”,这些公司打着“农业补助”、“恢复制造”之类的“民生”旗号,申请的全都是低息、甚至无息贷款,可事实上,他们一拿到钱就去采购物资、囤积商品,没有一分一厘用于实业建设。这样一来,少数有权有势的官僚借着“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而市场物价却直线飙升,通货膨胀的势头再也难以抑制。

为了这件事,蔡式超多次与何纵炎发生争吵,但始终不见成效。45年10月,蔡经理发现,从9月中旬到10月初的这段时间里,贵州储汇局的放款金额达到了创记录的120亿法币,而该局在44年全年的存款总量也不过400亿而已,老蔡先生再也按捺不住,当即在墙上贴了一张告示,宣布与何家兄弟断绝往来,然后挂印而去、回遵义老宅睡大觉了。

就这样,蔡何两家从此中断了私交。以后,蔡家人留在故乡自食其力,何家则移居到了海外、继续发展和发财。(顺便“八卦”一句。几年前,有位叫温碧霞的香港影星“嫁入豪门”,她的阔丈夫就是何纵炎的孙子)

1945年11月,蔡智诚回到昆明。

这时候,昆明城里的气氛十分紧张。因为就在前不久,国军嫡系精锐在杜聿明的指挥下用武力解决了滇军警卫部队,把“云南王”龙云赶下了台。

龙云是蒋介石的拜把兄弟,十八年来,云南地面上的政治、经济、军事、行政都由他说了算。抗战时期,不仅中央嫡系不敢招惹龙主席,就连美国人也要对这位土皇帝礼让三分。当地警察不仅敢揍中央军,就连军统特务也敢抓;地方保安团在路上设个关卡,国军过去要收费、美军过来也要交钱,真是在老虎头上拔毛的角色——实在霸道。

于是,抗战刚结束,蒋总裁就对“龙大哥”下了手。他先把滇军的四个军调到越南去受降,然后指派第5军(军长邱清泉)对昆明城里的几个警卫团实施突袭,再把龙云弄上飞机、送到重庆去当了个有名无实的“军事参议院院长”,从此软禁了起来。

“昆明事变”的总指挥是杜聿明,而杜聿明的临时指挥部就设在昆明岗头村的伞兵总队司令部。在此次“战役”中,伞兵部队的任务是担任总预备队,不过,由于行动进展比较顺利,这支预备队最终没能派上用场。

蔡智诚他们没有赶上“昆明事变”,但大家对事变的后果却有着深刻的印象——昔日趾高气扬的滇军军官如今已变成了落翅的凤凰。国军巡逻队只要遇到云南口音的官员和商人就进行盘问搜查,稍有不顺,抬手就是一巴掌、张嘴就是“老滇票,真混蛋!”

“滇票”是龙云发行的云南货币,原先比法币坚挺,可如今已经宣布取缔,成了一堆废纸——这时的云南人就和他们的纸币一样,不再值钱了。

不过,在1945年11月份的昆明,社会舆论最热闹的话题依然是《双十协定》。这个协定其实并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措施,但从内容上看,国共双方一致赞同“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通过“党派平等合作”的途径“建设独立自由和平的新中国”,同意整编军队、削减武装力量……这让许多人对未来的和平充满了希望。

到了11月中旬,《新华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几乎所有的报刊都转载了这篇诗作,一时间,昆明各界文人政客纷纷唱和,有赞扬的、也有反对的。蔡智诚虽然不太懂得诗词,但他也觉得这篇《沁园春》写得很有气势——以往印象中的“流寇首领”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文采,实在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可是,一些敏感的人却从这篇诗词里读到了另外一种意味。

《沁园春—雪》所表现出来的桀骜自负和锋芒毕露,显示了毛泽东是一个不愿意屈人之下的政治领袖;而蒋介石,则同样是个权利欲望极强的铁血枭雄,他连自己的副手都要提防、对自己的把兄弟都不肯放过,更惶论与敌对势力握手言和了——当这两个人同时站在政治角逐场上的时候,内战肯定是无法避免的。

因此,《双十协定》签订之后仅仅一个月,在伞兵内部就形成了一个共识:“放弃和平幻想,做好战争准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随后的“整编退役”活动中,陆军突击总队没有削减任何一名军官。

当时,蔡智诚也认为和平的希望十分渺茫。在他看来,达成“和平”的唯一途径是国共两党都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真正实行“军队国家化”——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大街上依然还有人努力地呼唤着“和平”、真心地期盼着“民主”和“自由”的到来——这些人大多是象牙塔里的学生。

在昆明,热衷于“和平民主运动”的学校主要是西南联大的师范学院和工学院,以及云南大学、联大附中和昆华女中,因为这几所学校里“民盟”的教师比较多,经常举办一些讨论会和演讲会。蔡智诚曾经去旁听过几次,发觉他们除了批评和责备、并没有提出什么可行性的意见,所以渐渐地就不再去了。

虽然离开校园的时间并不长,但一年多来的经历、特别是在南京时期的所见所闻,已经使蔡智诚明白了政客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东西。他不相信上层官僚会因为几句理想主义的空谈就放弃自身的贪婪,更不相信一纸提纲要领的“双十协定”就可以限制个人私欲的蔓延。蔡智诚认为,只有权力才能够制约权力、只有武装才能够解除武装——可是,怎样的机制才能让权力和武装得到合理的运用?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使国家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他百思不得其解,始终找不到答案。

在这个时期,陆军突击总队的领导层进行了一些调整,最重要的变化是原先的李汉萍司令调走了(后任邱清泉兵团参谋长,于淮海战役中被俘),由“军政部战车兵处”的处长马师恭少将接任伞兵部队的指挥官。

马师恭是黄埔一期生,陕西人,与杜聿明既是同学又是同乡,资格老、面子也大。他一上任就大搞论功行赏,伞兵队许多人的军衔都升了一级,刘农畯中校成了上校,姜键少校升了中校,就连蔡智诚上士也变成了蔡智诚少尉,大家都很高兴。

其实,刚开始,蔡智诚并不愿意当这个少尉。这倒不是因为他清高,而是由于上级有规定:具有青年军背景的士兵可以申请退伍,而在册军官则必须继续服役。蔡智诚是从青年军207师过来的,如果照旧当上士,他可以回浙江大学接着读书,可一旦成了少尉,他就只能留在军队里了。

让蔡智诚决定继续服役的原因是一张布告。那布告上说,伞兵部队计划挑选一批文化程度高、英语基础好、有培养前途的军官参加“留美预备班”,先在国内集中培训一年,然后送到美国空军学院进修三年——这个消息给了蔡智诚极大的鼓舞。一直以来,他都心存“建设高素质军队”的美好愿望,他觉得,如果有机会到美国的军校去学习,一定可以在那里找到“使权力和武装得到合理运用”的好办法。

11月份,参谋处宣布了“留美预备班”的大名单,名单上总共有四十多个人,而最终能够到美国军校进修的却只有十六个名额,这意味着预备班的学员有一大半将会被淘汰,竞争十分激烈。在这些“预备留学生”中,蔡智诚的资历是最浅的,他的同学中不仅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有屡立战功的抗战老兵,还有他的上司刘盛亨分队长,而班上资格最老的学员是总队参谋一科的少校科长,名叫钟汉勋。

钟汉勋是湖南人,中央军校十三期毕业生,他是刚从第五军调来的,与参谋处长刘农畯的关系很好(他俩是老乡),因此,他去美国留学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蔡智诚知道,要想在这些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必须付出最大的努力才行。

“留美预备班”的校舍设在昆明北校场,也就是先前的青年军207师机炮大队的训练基地。年初的时候,蔡智诚曾经是这个地方的“少尉教员”,年底回来的时候却又成了“少尉学员”,而且这两次的少尉肩章都是崭新的——世事真是难以预料。

选择北校场作为预备班的校舍,是因为这里距离西南联大比较近(联大校址在昆明市西北,今云南师大附近)。

“留美预备班”的基础课程当然应该以英语为主,除了学习语法、锻炼听写、翻译作文之外,还要了解美国的社会情况和生活习俗。受聘给军官们上课的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这些从美国回来的大知识分子都有股子美国派头,走上讲台、刚解释几个单词就开始批评时弊,从总长骂到乡长、从上将骂到上士,用中文骂了再用英文骂,骂够以后、摔门就走了。

面对着同一个中国,在国民党的眼中是“江山如此多钱”(出门搞“接收”、处处能发财),在共产党的笔下是“江山如此多姣”(语出毛泽东《沁园春—雪》),可到了教授的嘴里就成了“江山如此多黑”,简直一无是处。

这样的教学方式当然不能符合军方的要求,于是只好换人。可换来换去,留洋教授的脾气都差不多,几乎没有哪个人能够连续上满三节课,搞到最后,军官学员们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铁打的教室,流水的先生”。

其实,大学教授们并非特意和军人过不去,只不过因为这么些年里他们都是这样抨击时事的,已经骂习惯了、一时半会地刹不住车。

抗战期间,云南在政治上有三大特色:地方军政、“民主堡垒”和学生运动。说起来,龙云这个人对知识分子还是比较尊重的,只要不干涉“土皇帝”的执政方略,大学教授高谈阔论、青年学生游行示威,他都持以宽容和保护的态度,所以,昆明的各大中专院校也就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除了龙云主席、对其他人统统可以乱骂。

虽然都是骂,但教授们各自的特点却并不一样。

一类是“正统派”,比如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查良钊(金庸的堂兄)、雷海宗之类,他们都具有国民党的身份,有的还是中央委员或者监委,所以发言的时候经常批评延安、很少指责重庆;另一类则是“自由派”,逮谁骂谁,既骂共党也骂老蒋,其中有钱端升、杨振声、伍启元、华罗庚和冯友兰等等一大帮;专骂执政党的“激进派人物”其实并不多,但号召力却很大,他们主要是抗战期间从香港回来的“民盟”成员,风头最键的要属李公朴和闻一多,每次演讲都是人山人海,挤得会场内外水泄不通。

骂人不好,可话又说回来了,当时的政局也确实让人心烦,不仅惹得秀才开骂,就连丘八们也在骂。

在昆明北校场,除了伞兵的“留美预备班”、还驻扎着另外一个训练单位,名称叫做“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顺便说一句,有的文章把他们说成是“第二军官总队”,这不准确,真正的“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应该在四川合川——“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属于陆总昆明司令部,编练处长是何绍周、总队长是盛家兴(后任93军军长,在锦州被俘),所以又被称为“周兴部队”。

当时,社会上有个“五毒”的说法,即所谓“国大代、军官总、青年从、新闻记、伤兵荣”,这“军官总”指的就是军官总队的学员,他们的特色是经常打架闹事,“不上前线打仗,专在后方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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