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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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壮的长期抗战方针,准备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焦土战略,这个空间就是中国人的领土与生命,这个时间就是世界大战的来临。中国在作出重大牺牲之后,将会成为全球反法西斯的中流砥柱。如此她必能因此一战而洗雪百年国耻,解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成为对全球最有贡献的国家之一。
但是这种战而不决,与败而不降的战略运用,必然是经历率战屡败的重大的损失,以及严重的失败与挫折。中国既不能在战斗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又不能以完全牺牲的悲壮方式,在战场上拼光所有的抵抗能力,而是要应付不断的失败,仍设法保留抗日的力量,继续在一连串失败中苦撑下去。要想坚持去执行这种屡败屡战的战略,可以说是对中国领袖之领导能力,以及民族决心最大的考验了。
当时在中国的各路诸侯与人民,尚未对蒋介石领导能力有完全的信心之前,蒋必须先硬碰硬地与日决战,以重大的牺牲,打出民心士气的支持,然后在不断地回避决战,让日军逐渐陷入中国广大的战略空间之中。等到国际社会的大环境发生变化,大家了解日本侵略的最后目标,不仅是中国,而是全世界,那么中国就可以与全球反法西斯的国家联合,对日本进行反攻了。
中日长达八年的全面战争中,在战场上,日本几乎是占到战术的绝对优势,在大多数的战斗之中,日军都能以寡击众、发挥凌厉的攻势,因为日军不但拥有素质佳与火力强的陆军部队,并且有海空军绝对优势武器的支持(这是人类战争史上,首次大规模协同多军种与武器的立体作战),日军还随时会使用国际社会禁止的化学武器攻击华军。同时以战场作战的表现而言,日军是相当的勇敢与残忍,不过相对地也呆板与缺乏变化,日军在居于优势与陷入绝望地玉碎表现,经常有超水准的演出。
虽然日本拥有战术的绝对优势,但是在战略的层面,确是中国在主导全局,日本只是不断在被迫跟进。由于日本完全低估了中国抗日的民族主义精神,华军可以做到虽然不断失败,但是仍然不屈不挠的抵抗下去。结果造成日本欲进却无法最终消灭中国的抵抗力量与意志,欲退又无法从中国战场的空间自拔,日本眼看自身一寸寸陷入了中国的战略泥沼之中,与面临国力耗竭的危机,因此最终被迫孤注一掷冒险发动太平洋战争,而导致它最后战败亡国的下场。
20。5 中、日领导层面的评比
在形式上,裕仁是身兼“大元帅”的日本最高军政领导人,但是实际上,政府的大政方针,却是由有如“走马灯式”的不同军政势力所支配,裕仁日皇只是在外表上,拥有近乎神格的地位与权威,皇军所有一切的作战意志,都是以效忠这位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为中心的。
不过裕仁并没有真正指导国家与指挥军队雄才大略的天赋与能力(这和希特勒、斯大林直接指挥与掌控战局的情形完全的不同),他多半只是被动的处理来自军部、政府与元老、皇族之间的妥协意见,虽然裕仁对于军部,特别是少壮派军人的一些跋扈犯上的作为,也感到震惊与不满,但是基本上,在整个中日战争之中,裕仁曾经是相当热心支持日军侵略与扩张的政策。
裕仁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对于日军不断侵略中国的辉煌战绩,表现出相当的兴奋与关心,他对于日本整个侵略决策的过程,并非是处在不知情或是无可奈何的状态,而是相当积极主动参与决策,偶尔也会有作战的重点提示。只是作为日皇,裕仁不方便自己主动提出政策方针,多半是接纳下属的共同意见而已。
而日本的基本战略演变,基本上是操纵在扩大派的军官手中,他们的侵略,煽动了日本的民气,可是他们始终被自己的短视眼光(“见木不见林”)所限制,而一步步被中国所设计之战略格局发展所左右。这是日本三千年历史中唯一一次的对外大扩张,竟然没有真正的远大方略,也没有真正的强势领导核心,所有涉及和、战的根本大政方针,都在激进与犹豫交替的状况下,作出无远略、无持续性的抉择,最后当然只有落得惨败的下场了。
而在中国方面,当时整个的国家与社会,仍然处在农业社会的落后状态,并无一套支持现代化战争运作的制度存在,来完成这个全民族历史生死存亡的大决战。中国从大本营的指挥系统,到补充兵力的征兵制度,都刚在草创与适应的阶段,更别提支持战争最为重要的工业与军需生产力的落后了。
不过在领导的运作上,中国却有蒋介石作为抗日的领导中心与权威。因为纵使到了全面抗战的时刻,中国所有的军政力量,仍然没有达到真正的统一,也没有妥善划一的制度,只有蒋介石成为团结抗日运作的中心,协调一切内外的势力,制定各种应对的策略,可以说他也是边学边用边调整。因此在分析中国抗战史之时,就很难以一般的方法来看这场跨越时代的中日历史决战,本质上,日本是站在已经现代化社会的阶段,但是中国才刚刚准备开始现代化而已,两个对决的国家,完全处在不同的时代与环境之下。
从领导的层面分析,假如当时没有蒋介石的领导,中国几乎就没有办法进行有组织的长期抗日,而很可能最多沦为游击与流亡政府,这样中国就不可能争取到领土全面的光复,以及联合国四强的地位(当时国际强权曾计划,将东北四省以及台湾列为“国际托管地”)。在没有完整制度的运作之下,蒋介石个人的优缺点,以及中国当时的实际国情,都造成抗日战争历史的复杂性。蒋介石作为抗日战争的关键领导人物,其主要的历史地位,并非单纯指挥前线的军事作战(犹如大战时的英、美、苏以及德、日等国的将领们一样),他最为重要的工作,是要设法领导这个国家认同尚未完全建立、现代化生产与社会结构尚未奠定基础的中国,单独地对抗已整军经武,蓄意侵略中国长达半世纪以上的日本强权。
根据历史的事实显示,蒋介石至少在个人方面,是一位相当有胆量的军人,他曾经多次亲身前往战事非常激烈的战场视察,几度遭到近乎丧失生命的近身攻击,但是蒋介石从来不曾对于个人生命的安危,而显露出任何犹豫与畏怯。在掌握整个战争的最高战略原则上,蒋介石也能大体的不失原则。至于在一些重要战场的指挥上,蒋并非杰出的指挥官,他最大的问题就是经常“直接”干预前线战场部队调动的问题,蒋介石也缺乏历史上名将所拥有的特殊军事直觉与指挥的天分,所以少有惊人的战场军事才华表现。当然有些军事布局的考量,往往是要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时空环境,以及全盘政略地考虑,因此不能作出纯粹在军事上最佳的选择(尤其在中国抗日战争更是如此)。
蒋介石领导中国的抗战,是要面临比军事战斗还要复杂的各种历史与制度问题,虽然蒋介石的最为重要职称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是其真正重要的职责,并非是军事上的指挥工作,而是综合一切的力量,进行对日的抗战,蒋介石一度身兼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四川省主席,农民银行理事主席、中央大学校长。因为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建立现代化的政府与军事制度,蒋介石所统率的是一只还在发展与适应中的拼装部队,这支在观念上,属于几个时代混杂的部队,没有共同的后勤系统与互通的训练基楚,各个部队的领导人有着极其复杂的背景与不同的动机,他们还无法建立真正互信与一致的指挥系统,而后勤补给又是如此的不足与缺乏,因此一切都要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调节运作。从蒋介石对前线部队所下达“命令”的形式与内容来看,除了是对中央军(因为都是他的军校学生)以外,多半都是采取“建议”与“情商”的内容与语气,而命令的结果,对于雄霸一方的诸侯而言,通常也都是“参考办理”而已。
蒋介石领导的抗日战争,最大的失败,还不是与日军对抗时,一些指挥与战略布局的错误,他最大的失误,应该是来自无法应付盟国的压力,而非敌人日本的攻击。从盟国要求组织中国战区开始,蒋介石就陷在一连串决策错误的危机之中,“盟国”苏联硬是切断援助中国的通路,英国又一再的延后打通缅甸的通路,造成中国根本无法得到盟国的援助,而面对战力全面耗竭的危机。
加上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对于中国整个抗日战力的破坏,简直比任何对华作战的日军指挥官还要严重。史迪威对中国战区的恶意中伤,造成盟国低估中国的战略地位,减少对中国战区急需之战力的援助,史氏又积极经营、扩大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后来更造成中日最后决战时(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作战资源之严重误置,结果是中国几乎全面的惨败,盟国也就顺理成章的阴谋出卖了中国应有的权益。
在这场历史决战之中,日本的战略指导原则,从速战速决,演变为以战养战,最后企图以击败中国作为决战的筹码,当然都有其设想的观点,但是日本自始至终所犯的错误是,过度地低估中国抗日的决心与意志,因此日方在每项战略实施之时,都没有全力的投入;日本同时还要留一手以防美苏的插手,结果日军每次的战略行动,也就都没有达成其原先的设想。反观中国方面的战略布局,从血战牺牲以建立抗日决心,从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坚忍,从委曲求全争取盟国的合作,前两个掌握得相当适当,只有最后一项是错估了盟国的立场,因此使得中国对日抗战,最后落得一个被盟国出卖的“惨胜”下场。
平心而论,第二次中日战争在正面的战场作战中,除了少数几场的防御作战的胜利之外(但是有几场胜利对整个中日战争却产生了战略关键性的影响),中国几乎都是在挨打的局面,可以说是屡败屡战(当然也是屡战屡败),但是中国能够在经历近乎全败的挫折之下,仍然坚持地打下去,这种民族的毅力,可以说是旷古罕见的;而日军虽然多数都能取得战场的胜利,但是却一直拿不出全力结束中国作战的决断,在和、战之间,徘徊挣扎,最终将战力消耗殆尽,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没有成为决定历史的大国格局。而就战略的层次而论,则是中国的持久战略取得全盘的优势,日本的速战速决战略,一直被中国拖着而成为空想,日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这场战争。
历史上战争胜败的主导关键,是在于政略与战略的高下。只有在战略上,能够主动与支配整个战局,才会导致最终的战争胜利,而在战场上的一些胜负表现,实在是兵家常事而已。中国是在战争的各个层次上,都落后于日本,但是中国一直掌握战略的主动,中国人不怕牺牲,结果获得了最后胜利。假如用最为简单的方式来归纳中日之战的胜败基本原因,那么就是中国做到了“纵使战到一兵一枪,中国也决不停止抗战”,但是日本做不到“一亿人玉碎”的牺牲。
第二十一章、没有出现决战的北方战线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以极低的代价,就顺利地攻占了华北的平津重镇,同时日本也发现曾经被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