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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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研拟日军对华北的作战计划,以备军情变化的需要。
卢沟桥军事冲突的消息传到庐山,蒋介石对于卢沟桥交火的冲突,倒是相当严肃看待。虽然以目前的各种情报判断,这只是日军演习所产生的意外事件而已,背后应该没有特别的策划与预谋,但是他仍然认为,要特别小心局势的发展,因为他绝对不能再因判断错误,让北平重演九一八事变沈阳沦陷的悲剧了。
19。4 中国全体军民决心绝不退让
而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已经留下中日双方可能就此爆发全面军事冲突的不祥预感。隔天,虽然传来中日双方已在前线达成和解的协议,但是蒋介石却更为不放心,八日蒋拍发电报给在四川的何应钦,就他立刻设法完成四川整编工作,兼程赶回南京,准备调兵遣将的事宜。接着蒋介石又下令在庐山开会的西北军将领孙连仲,立刻下山,率领四个师的部队,进驻河北保定,以作宋哲元的后应。
蒋介石亲自拍电报给宋哲元指出:
“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日方将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央已决心用全力抗日,宁为玉碎,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以免遭敌各个击破,兄可将司令部移防保定,以免受到日军的包围。”
不过这次宋哲元根本不把蒋介石的指示,当成一回事办理。
同日在延安的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之后,也立刻发出电报,支持南京要对日本采取强硬的立场,并且派遣周恩来等人前往南京,共商抗日的大计。这时中国各地的舆论,也是一片不能退让的抗日情绪。七月十日,蒋介石更进一步的对军令部下达指令,进行各种可能发展的参谋作业准备,以备局势急转直下,迎战日军。蒋介石同时也对各路的军政领袖们,发出“中央决心抗日,希望大家前往南京,准备共商抗日大计”的电文。而这个电文所得到“各路诸侯”的反应,是出奇的热烈。两百年来,中国第一次这样展现团结一致的对外作战立场。
在华北的日本驻屯军接到东京不扩大的交涉方针指示,双方最大的困难是,华军不能同意从卢沟桥撤退。七月九日,河边旅团的部队在卢沟桥附近集结完毕,完全不顾刚刚达成的停火协议,立刻对卢沟桥等阵地发动攻击,日军原希望能够展现一下皇军无敌的军威,但却仍然一样地遭到华军强力的反击,卢沟桥还是没有攻下,日军反而遭到华军的包抄攻击,损失了不少人马。
日本驻屯军只有改用谈判的方式,于七月十一日,中日双方又在会商解决办法,结果中国同意:一、对于事件表示遗憾,并且约束部下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卢沟桥附近阵地改由保安队接防。三、彻底取缔抗日团体。在中日达成协议之时,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田代中将已经进入弥留,日本军部急派香月清司中将接任驻屯军司令官,当天启程赴任。同时在山东休假的宋哲元,在接到部署十万火急的电报催促之后,也才在同一天,离开山东老家,准备回北平处理对日本的交涉。
19。5 日本决定出兵华北
但是在东京,事情却有了急转直下的发展,七月十日午夜,东京参谋本部接到日本驻南京副武官大城户的最新情报,指出蒋介石已经开始调动部队北上,支持宋哲元,这个情报造成日本参谋本部担心驻屯军缺乏主帅控制大局,兵力可能不足,而会吃国民政府援军的大亏;而在此时关东军与朝鲜军更是不断发出“请战”的电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甚至派遣少壮派军官返回东京,陈述作战要求,并且表示,关东军已经主动开始集结部队待命,准备随时支持华北的驻屯军。
因此日本的参谋本部在面对海外驻军重大的压力,以及对于敌情调军必须有防卫的动作下,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终于被迫同意,在内阁会议中提出华北增兵方案。七月十一日,日本政府先举行五相会议,在陆相杉山元的保证,以及参谋本部的局部防卫前提下,正式决定出兵中国华北,并且下令日本进入动员,以支持日本在中国华北进行有限的军事行动,日内阁接着在下午三时,行礼如仪的通过“华北增兵方案”。
日本的内阁会议结束之后,紧接着在十一日下午四时,参谋本部与陆军省长官正式晋见日皇,请旨出兵华北。日皇裕仁在得到陆相杉山元的“保证”,假如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日本最多只要三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解决中国任何的反抗。同时参谋总长闲院宫亲王戴仁也保证,苏联绝对不会利用中日冲突的机会与袭击日本。这样裕仁就正式批准日本对华北进兵的圣旨,中日之间的历史决战,就这样无法回头而要开始了。
在日皇批准对华北增兵命令的新闻发布之后,原本饱受经济低迷与政治混乱打击的举国上下,全都进入疯狂亢奋的状态,他们认为日本再现帝国神威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日本全国都出现热烈募款支持军费的活动,各个征兵站都是大排长龙,各种劳军团体与军眷后援会纷纷组织起来。日本人民普遍的认为,只要日军出击,中国必定屈膝,接下来将是日本可以任意宰割中国所有市场与资源的黄金时代了!
日本参谋本部接到御旨批准出兵的同日,立刻向关东军与朝鲜军下达临参命五七号、五八号,调动日本关东军的第一旅团,第十旅团,朝鲜军第二十师团,以及相关的战车、炮兵与飞行团,立刻多头齐发,进军中国华北,接受日本“支那驻屯军”的指挥,准备参与教训中国的作战。日本参谋本部同时对驻屯军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颁布了日军在华北作战计划,“以打击中国第二十九军为目的,战事局限于平津地区”、“军事行动开始之时,速以武力膺惩中国第二十九军,第一期应先将北平郊外之敌扫荡至永定河以西”。而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以及其属下的少壮派军官,更是直接与主动地对香月发出讯息,要求他能够把握机会,不负众望地给华军致命的一击,以实现华北分离的计划。他们保证会在战场与军部,全力支持驻屯军的任何强硬行动。因此香月在热烈地请战情绪影响之下,又刚走马上任,自然无法让大家失望,因此他立刻决定,要给华军强烈的教训,以加速推动“华北自治”。
19。6 宋哲元处置失当
而宋哲元在七月十一日才迟迟地回到任所,根本不理会蒋介石多封指示机宜的电报,更没有将司令部移防的准备(更为离奇的是,宋哲元根本不向南京报告所有情况,也不请示任何的机宜,完全独断专行,害得南京国民政府,无法掌握最新状况,所有消息要靠军统局电台的报告)。宋哲元当天立刻就直接前往天津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与香月直接接触。
香月在日本的援军尚未抵达之前,先与宋哲元进行缓兵之计的交涉,提出严厉的七条件,内容是要宋将任何“反日”的党政军力量,全部撤出河北,宋哲元竟然一口答应香月所有的要求。宋哲元认为只要二十九军让步,日本也就会伸手不打笑脸人,而得以“大事化小”。因此宋哲元在七月十五日,公开发表声明,表示卢沟桥问题只是小事一件,目前已经得到合理解决,并婉谢中国境内各方的支持二十九军备战的捐款。
宋哲元的逆来顺受,却引动日军更大的野心,香月清司在十七日派参谋通知宋哲元,要宋哲元一定要在十九日之前,以正式的文字协议,完全接受日本的要求。十八日,宋哲元参加前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的丧礼,与香月见面,正式向日军道歉,并且下令张自忠与日本代表签订接受日方要求的协定。七月十九日夜晚,中、日终于双方达成撤军协议,约定双方军队将于七月二十二日,各自撤离军事冲突的交战前线,以缓和华北冲突的局面,二十九军并正式道歉。因此在七月十九日,宋哲元为此再一次发表声明,认为整个事件已经得到合情合理的解决,希望大家不要听信谣言,中日双方应该互信互谅、和平相处。
宋哲元回任之后,一再示弱的表现,的确令国民政府与中国人民大吃一惊。蒋介石特别感到不安,因为所有宋哲元的行动与交涉,一直没有片纸只字的回报南京;对于蒋介石之指示:“对于日本的要求,不可以轻易的让步,同时应将司令部迁移到保定,集结军队以备不测,”也根本不加理会。因为蒋介石已认为,在日本压力之下,任何表现善意的让步,任何没有实力备战为后盾的交涉,都会让日本觉得可以得寸进尺,终于会诱使日军采取武力行动。
无奈宋哲元担心蒋介石会以抗日为名,将中央的力量,重新回到冀、察发展,因此宁愿向日本低头,以求自己能够继续成为南京与东京之间的缓冲。而宋似乎不了解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是崇拜强者、轻视弱者,因此宋哲元一再忍让与低头的表现,正好给香月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抗日英雄宋哲元,不过尔尔,因此香月已经决定,要在援军赶到之后,在河北给二十九军一个狠狠的教训,以报日军曾在喜峰口受挫之仇。
这时候,事情的发展逐渐接近失控的状态,宋哲元这一系列的表现,不但让全国人民感到失望与困惑,就连蒋介石也感到事态不妙。全国人心开始浮动不安,日军的行动更为大胆,因此蒋介石在庐山连日与政府军政首长以及社会的名流会商之后,于七月十七日,正式发表庐山谈话,宣布中央政府坚定的立场。
在庐山谈话里,蒋介石代表了所有的中国人,发表了决心迎战的心声:
“卢沟桥事件发展的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此事件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蒋介石在谈话中清楚地指出,假如日军强行占领卢沟桥,必然会进一步进逼北平,而假如北平不保,日本接着当然会进犯南京,因此若是卢沟桥事变不得到妥善解决,那么中国将会面临最后关头的选择。但在和平尚未绝望前的一秒钟,中国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中日双方能够以外交方式解决卢沟桥事变。蒋介石进而提出中央政府对于卢沟桥事变解决的最低四点原则:一、不能侵犯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二、冀察政务委员会不能有任何不法的改变。三、政府任命的官员不得撤换。四、二十九军的防区不得变更。蒋介石指出,这是一个弱国最低条件的外交立场,希望日本能够设身处地的考虑,不要逼迫两国关系达到最后关头,不要造成中日两国的世代仇恨,应该能够适可而止。
蒋介石一方面代表中央政府发表了捍卫国家领土与主权的立场声明,并且清楚指出,假如日本真的还要进一步的侵略中国,那么这就是迫使中国面临全面抗日的最后关头了。蒋介石仍然进一步的电告宋哲元,在进行谈判时,千万不要轻易地相信日本的援兵之计,同时蒋介石已经在南京开始与日本使馆进行直接的外交接触,但是日本使馆却明白表示,卢沟桥事变是地方事务,将由华北驻屯军与宋哲元进行直接的谈判,日本政府只是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