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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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的第二号领导人。汪精卫于是企图安排自己的人马,插手支持东北抗日救国组织的工作,当然被张学良识破而一口拒绝了,汪又设法要求国民政府对张学良施加压力,派遣东北军进入热河布防,以对抗日军的可能入侵,而张学良对与汪精卫是早有防范之心,当然认为这是汪精卫的政治陷阱,更不满汪精卫插手华北的军事。
而当时的张学良,的确陷在难以自处的彷徨时刻,假如东北军奋起抗日,即使全部牺牲也是不可能打败日军、收复失地,而只会造成国民政府提早抗日的危机;假如只求自保,又无法面对舆情的压力与历史的责任,因此张学良越发地陷入依赖毒品来逃避现实,也更难打起精神,主动积极面对挑战。当时张学良的体力衰弱,已经到了无法主持一次正规会议的状况,而经常需要中断会议,进行吗啡的注射。此时东北军的缺乏支持与补给,更突显出改组后关东军之精壮,就领导的层面而言,张学良当然更不是武藤信义的对手了。
10。5 汪精卫离职所引发的政治风暴
虽然在一九三二年年中之时,张学良一度设法振作,准备调兵遣将,对抗日军进逼热河的军事压力。但是这些还没有健全国家民族观念的地方部队,假如要想指挥得动他们,最为重要的是,就是能够拿到足够的粮饷,而当时张学良在财政方面,却最是捉襟见肘,他想安抚东北军都有困难(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一律减俸二成,表面上是纪念国耻的警惕,事实上,也是财政的困难),要想调动其它原本与他有仇的部队,更是谈何容易。因此华北部队中各种不安与不稳的现象,就纷纷地出现了。
这时候,长期负责热河军政大权的是老牌军阀汤玉麟,这个军阀是当年与张作霖称兄道弟的“绿林”人物,长于权利手腕的斗争,毫无国家民族观念,只知纵容其家族暴虐横行,进行各种的搜刮聚敛,当地人民多有被“汤老虎”逼上梁山的,因此热河的军政状况,非常的复杂多变。
在军阀的辈分关系上,张学良算是其后生晚辈,虽然张学良明知要保热河,就必须除去汤玉麟,但是汤玉麟早就做好政治上的“保险交易”,他与关东军以及满洲国,明的、暗的都有挂勾。汤的一些部属,也早就有投靠关东军,做好内应准备的。因此国民政府与张学良都曾设法要调动汤玉麟,但是又十分顾忌万一弄不好汤会投日,最后在老前辈的张作相的调解下,张学良接受了暂时拉拢汤玉麟的方法,利用他在热河的力量,来作为日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缓冲。
当时张学良还天真地认为,既然中央一再地表示,非常重视热河的防务,会优先支持东北军在热河抗敌的各种需要。因此张学良就在利用调兵遣将的布防之际,在七月底,向国民政府开了一张防守热河,动员作战所需的后勤帐单,希望政府能够增加军费,因为张学良失去东北的资源,要想维持现有的军力,已经明显地遭到困难,假如要想接下热河防务,更是力不从心。
不料这正惹怒了汪精卫一肚子的怒火。汪原本就觉得他管不了张学良,但又看不起他如此快速地升起(国民党的两广系统,对于东北军系统有着极大的成见与反感,认为张学良支持蒋介石,破坏了他们反蒋的计划)。事实上,当时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根本也是一个责任极重的苦差事,外交与财政的问题可以说是最为严重,几乎天天都要“拉警报”。当时汪正为了剿共的经费张罗不出,而与蒋介石发生摩擦,因此汪干脆利用这个机会,借题发挥的先大闹一番而求去。
同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的舆论一度盛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赖1”的风潮,许多学者文人,个个都成为军事与政治的专家,每天报纸上都有这些人物的高调之论。当时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防守热河,痛击日军,是国防上的唯一选择。他们一直严词批评国民政府与张学良的懦弱怯战,不能像十九路军一样奋起“打败”日军(国民政府当然不敢明讲十九路军终于是会被日军“打败”的事实)。因此张学良迟迟没有出兵热河,就成为贻误戎机的箭靶,真是到了人人都曰可杀的地步'2'。
因此,汪精卫在八月六日,突然公开发表措辞强烈的电文,痛责张学良不知守土有责,只知借机要钱要粮的聚敛无度,因此要求张学良辞职以谢国人,自己也同时去职,以表示非为权力斗争。这通政治斗争的电报,立刻得到大量舆论的附和,人人都加入痛责张学良的阵营,当然引爆了国民政府内部严重的政潮,汪精卫离职使得国民政府也跟着总辞。张学良虽然试图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但是只更为露出他调度的困难,以及不受谅解的窘境,因此张学良也跟着宣布辞职,这样在大敌当前之际,南京与北平,又陷入了严重的政治斗争之中,军事运作当然形同瘫痪。
这时候,只有靠蒋介石出来收拾残局,汪精卫原本就是干不下去了,因此去意甚坚,蒋介石只有请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但张学良的辞职,立刻引起华北各个军人派系的强烈反弹,他们既不满汪精卫的干预华北军事,更担心张学良去职会使华北平衡的力量被打破。因此华北各军的将领,由宋哲元领衔发出支持张学良的通电,蒋介石只有改组华北军政组织,由蒋介石自己出任军委会华北军分会主任,但是蒋介石借口无暇分身就任,仍请张学良代理。经过这番的政治波折,中国军队根本没有办法进行热河的布防,但是关东军已经在东北,完成大部分的扫荡义勇军作战任务,而开始把军力南移热河与辽西了。
10。6 实力悬殊的热河之战
就整个战略与军力的布署而言,热河之战,根本不需正式的接战,就已经可以看出结局了。武藤信义大将所统领的关东军精锐,兵精粮足,士气高昂,对于热河正进行有计划与大胆果决的作战准备,并且更积极进行政治上的策反工作,找到不少的汉奸军阀作为内应,因此日军清楚掌握了热河军、政局势的情报。
而张学良虽然在形式上统领华北各军迎战,但是这些部队之间本有异心,更是还没有建立真正的国家民族共识,加上粮弹不足,训练不够,后勤缺乏,号令不一,参战各军主要的关切焦点,还是如何保持自己的生存与利益,对于命令,也自然各有自己的立场与打算,这种非现代化又非国家化的杂牌军,根本不是威望不足的张学良所能调动自如的。不过在当时的华北,除了张学良之外,也找不到更好的统帅,而蒋介石以及中央军仍然在陷在华中与华南的几个战场上,根本无法分身。
虽然在军力对比上是如此的悲观,不过在舆论与现实的压力下,国民政府对于热河的防守,仍然有着期待,由于国民政府与东北军先前对于东北与日本的局势发生误判,而在东北采取了不抵抗主义,使得东北近乎没有抵抗下就沦陷,因此造成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最大的决策性错误,因此,国民政府必须要在热河,有些奋战的表现才行。而在一二八的上海事变中,中国守军英勇作战的表现,又让当时急切寻找好消息的舆论觉得,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进行正面作战,并非完全不可能获得理想的战果。这些纸上的“军事专家”,以及靠煽动民意为奥援的政客们,制造出的一种错觉,就是只要逼国民政府立刻在热河与日军作战,中国就是不赢,大概也输不到哪去。
因此虽然蒋介石了解,此时的中国仍然不能因为热河的领土保卫战,而与日本进行正式的决战,但是在热河,至少要打一场牺牲惨烈的抵抗战,以减轻民意的压力。所以当日军开始有意部署攻击热河之时,蒋介石就三番两次的急电张学良,要张学良设法调兵遣将,积极的准备进行热河之战,必要时中央决定增援六个师的部队,支持热河保卫战。蒋介石实在希望张学良能在热河有一番浴血抵抗的作为。
由于张学良不战而丢掉东北,不但军政资源大部尽失,且东北军的威望与军心都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因此更增加张学良调动在华北的各个山头部队作战的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张学良哪里敢再欢迎中央军的加入,而破坏华北各个军系之间的平衡。何况到时候中央军会听谁的命令,才是一个更大问题?假如张学良指挥不动中央军,那么东北军在华北的前途,就更加的岌岌可危了,因此张学良就极力婉谢中央军北调,却希望中央给与热河布防充足的后勤与军费的支持,但这是国民政府无力也不愿办到的。
张学良面对强敌压境与后勤支持不足的困境,一种疑惧与保本的心理,就左右着他迎战的决策。同时张学良对于热河局势未来的发展,也产生错误的判断:由于关东军并未借着石本事件,扩大对热河的进攻,同时关东军也在私下加强游说东北的部分将领,要求他们设法寻求中立或是靠拢,所以张学良认为,日军仍忙于对付东北抗日义勇军,进攻热河的兵力恐怕不足,加上日本也要顾及国际社会的压力,因此目前应有一段观望与缓冲的时间;而且中国方面的部队既没有胜算的把握,日军暂时又无力威胁热河,那么目前的策略最好是不要主动的刺激关东军,因此倒不如暂时留着两面派的汤玉麟,正好可以作为东北军与关东军之间的缓冲。因为一旦中国的部队进入热河,不但会有严重的后勤问题,也会改变目前的战略平衡,那么关东军就不可能坐视中国军队在热河布防,这样必然会提早引爆双方的直接冲突。因此张学良一直设法在拖延派兵进入热河的时间。
不过关东军对于夺取热河,根本是有关占领满蒙成败的战略设计,因此这已经是日本政府、军部以及关东军共同的政策目标,只待适当时机来临,就必然会动手。在关东军开始调兵遣将、准备部署进攻热河之时,其驻扎在山海关外围的部队,却抢先一步行动了。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晚间,日本榆关铁路守备队队长落合甚太郎少佐,借口关东军受到中国军队的手榴弹攻击,对中国守军提出了无理的要求,再要求不遂的情况下,于一月二日对中国守军发动军事攻击。
由于当时张学良担心东北军与关东军会在山海关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只布防极少的部队在山海关阵地,名义上是一个团,实际是只有两个营而已。而根据辛丑和约的规定,中国从山海关经天津到北平的铁路沿线,是不准建筑防线,与增加驻军的。日军的攻击在遭到中国守军的反击之后,关东军立刻就调动第八师团部队,以及日本空军与在渤海的军舰,以强大的联合火网,猛攻戍守山海关阵地的东北军。在兵力与火力悬殊的情形下,东北军惨烈的抵抗日军的攻势,但却无法扭转敌众我寡的劣势,山海关以及附近的战略阵地,就都被日军占领了,这使得中国在热河的防线,出现了侧翼洞开的危急状况。
关东军新任司令官武藤信义非常清楚的知道,假如日军不能迅速地夺取热河,而将中国军队逼到长城以南,那么东北的义勇军,就会继续有后援而反抗满洲国与关东军;更为重要的是,当假想敌苏联发动攻击在东北的日本部队时,日军需要有更为广大的战略纵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