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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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物塑造的生动、丰满而言，当推高秀才的形象。高秀才是有功名的人，但是在那“洋人肥而华人瘦”的时代，他照样快吃不上饭了。这个下层知识分子被迫走上了造反的道路。他所以加入义和团，其思想基础是爱国热情和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他说：“堂堂中华上邦，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读孔孟之书，明周公之礼！到现在，竟自屈膝自卑，叫外来的居上，是可忍，孰不可忍！”他拥护义和团灭洋教，打洋人，又怀疑义和团拳法是否灵验，认为“邪法难成正果”。他对清朝统治者抱有幻想，知县出告示禁止练团，他认为是“朝廷的旨意”，不得违犯，后来听说西太后拨款犒赏各路神团，他觉得这才是“名正言顺啦”。义和团烧了教堂之后，他认为“应当见好就收，别再往下闹”，意思是怕触犯朝廷，不好收拾。这些地方，表现了他的正统思想和胆小怕事的性格弱点。在第四幕里，作家恰如其分地描写了他与正统思想决裂和逐渐坚强起来的过程。促使他转化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于铁子的牺牲精神给予他的感染；二是清廷官僚明大人卖国投敌行为给予他的教训。高秀才接过于铁子的红腰带，并听了于铁子留给母亲的遗言之后，深受感动，他让于铁子扶小树站好，上前深深一拜，对于铁子说：“于铁子，你叫一个老秀才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义和团，你叫我的老骨头硬棒起来了！刚才我还忧虑，这件事的结局到底怎样呢？我自己怎样呢？你呀，于铁子，叫我不再为自己揪着心了！这些日子，我仔细想过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古有明训，那可得彼此以兄弟相待，想骑在我们的脖子上的不是兄弟，是仇敌……”对吃里爬外的官僚明大人，高秀才则义正辞严地进行怒斥：“我本想，有这么多纯正忠勇的义民，上边必然受到感动，上下实在可以一条心，一个劲儿，齐心对外，转危为安。可是，我把你们这上边的人看得太高了、太大了。你们另有打算，看团民不好惹，就天天叫师兄，赶到看风头不对了，你们赶紧想逃跑，又要打白旗投降，作汉奸，杀义民！你们只知有己，不知有民；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洋人猖狂，因为你们胆小如鼠！百姓无衣无食，因为你们吸尽民脂民膏！你们吃里爬外，欺软怕硬！义和团比你们胜强十倍、百倍！师兄们有颗真心，你们浑身连一根骨头也没有！”这两段对白，激浊扬清，爱憎鲜明，它说明，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和实际斗争的考验，正直、懦弱的穷儒，已经摆脱了封建教育所形成的沉重的精神负担，与农民起义的英雄们彻底通心了。在《神拳》中，这是性格最为复杂的一个艺术形象，作家严格地按照历史生活的本来面貌对这一形象进行刻划，不回避矛盾，不作简单化的处理，因而获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功。作家通过“秀才造反”的艰苦历程的描写，令人信服地说明，义和团农民起义的声威，在清末社会的各个阶层，引起了何等巨大的震动！说明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它不仅足以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必使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根基加以动摇。因此，我们认为，高秀才的形象塑造，在开阔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方面，在深化作品的主题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神拳》在艺术上也是有特点的。朴实、自然、感情炽热，是它的基本艺术格调。它是写农民起义的历史剧，但是并不侧重于渲染历史事件本身的“传奇”色彩，而把笔力用在写生活上，用在写人上。我们来看剧本的第一幕。大幕拉开，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京西某地的一个普通农舍。农民高永福的独生女儿高菊香今日放大定（即订婚），菊香的二叔高永义及街坊乡亲，送不起礼，只得“空手道个喜”。婆婆赵大娘送给未过门儿媳的彩礼，也不过是“赶了几趟集，没有人看它一眼”的土布，因为现时洋布“眼热烧饼似的”，都“抢着买”。由农民的苦难，洋货的倾销，引出教堂对农民的盘剥，由此再写农民对洋人洋教的痛恨，引出各地义和团烧教堂的消息，引出对乡民练拳的侧面描写。动荡的社会，苦难的生活，使姑娘放大定的喜庆色彩大为减弱。然而这还不是高永福一家的不幸，不幸在于正值此时，当地恶霸张飞龙依仗官府和教堂的支持，派他的弟弟夜猫子来抢亲，菊香走投无路，碰死在磨盘上。作家在第二幕里，又通过回叙交代，事件发生后，张飞龙又逼高永福交地还债，知县将他仅有的五亩地断给教堂，高永福呼天不应，吐血而亡。高永福一家的悲剧，不过是《神拳》情节的开端，然而作家却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通过对农民的日常生活画面、生活矛盾的细腻描绘，异常生动地展示了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复杂而又动荡的社会面貌。这里既有农民的贫困、破产以及清朝封建统治的黑暗、腐朽，也有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宗教渗透以及教堂与官府的勾结、互为利用；既有对动荡不定的社会形势的侧面勾勒，更有对农民反抗怒火的正面展示，如此丰富、多样、复杂的社会内容，在作者的大手笔之下，缩龙成寸，全都通过高永福一家的遭遇，天然无饰地反映出来。这一幕戏，最可见老舍的艺术功力。后面的三幕戏与第一幕比较起来，就显得弱了，虽然也有一些精彩的段落，但是作家的笔力显得有些过于分散，未能沿着对主要人物的生活命运的描写来安排戏剧冲突，加之有时忙于交待事件的过程，缺乏对历史生活画面的真实、丰满的刻划，因而，艺术感染力也就相对减弱了。
老舍建国后创作的最后一个话剧剧本是《宝船》。这个取材于民间故事的童话剧，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一年第三期《人民文学》，一九六二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曾经演出，受到了广大小观众的热烈欢迎。剧本写古时候一个名叫王小二的孩子，他热爱劳动，喜欢帮助别人。有一天在深山打柴时，王小二救了一位落水的老爷爷李八十，老爷爷送他一只宝船。宝船可大可小，小则能托在掌上，大则能装下几个人，在急流中行驶。一年发大水，王小二划着宝船救人、救牛羊，也救了仙鹤、蚂蚁和蜂王，表现了助人为乐的可贵精神。张财主的儿子张三，化名张不三，也被王小二从水中救出。大水过后，张不三利用王小二的幼稚，采取欺骗手段，将宝船弄到手，跑到京城，献给皇上，皇上封他为宰相。小二在妈妈的启发下，认识到将宝船交给张不三是上了坏人的当，他只身逃到京城，找张不三和皇上索要他的宝船，张不三依仗宰相的威风，将小二打伤。老爷爷李八十将小二救出，小二在仙鹤、蚂蚁、蜂王以及大白猫的协助下，利用给公主医病的机会，进入皇宫，同皇上和张不三展开一场斗智斗勇之战，取得胜利，宝船失而复得。他们还按着老爷爷传授的方法，使张不三变为大灰狼，皇上变为大野猪，让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通过这个神奇、美丽、富于风趣的童话故事，老舍向孩子们进行了一次真、善、美的教育。王小二、王妈妈、李八十以及鹤、蜂、蚁的形象，都写得优美、动人。他们善良、真诚，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而且敢于反抗邪恶势力。他们的形象，集中概括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品德与智慧。张不三与皇上，一个奸诈阴险，一个愚蠢懒惰，是假、恶、丑的象征。通过这两个形象系列的对照，作家使孩子们懂得了勤劳与懒惰、善良与邪恶的分界，明白了一些生活的道理。这正是《宝船》的积极、健康的思想意义之所在。
《宝船》所以受到孩子们的喜爱，还在于它具有儿童生活的特点。从儿童的天真、活泼、幼稚、富于幻想的心理特征出发，老舍极力点缀童话的神奇色彩，使剧情的发展曲折离奇，紧凑生动。为了适应孩子们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宝船》围绕着宝船的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经过，采用单线发展的结构，展开戏剧冲突，人物、事件单纯而集中。为了吸引小观众，作家又在单纯中求变化，在单线索的戏剧结构中，尽力将故事写得曲折生动，充分运用悬念，增强剧情对小观众的吸引力。《宝船》的语言，对于小观众来说，也是相当有魅力的。请看李八十爷爷与王小二的一段对话：
李八十：咱们的皇上多么懒哪！日上三竿他才起，先喝一大碗香油，然后吃好几大张葱花烙饼；吃完了就再睡，睡醒了再吃；既不修河，也不开渠，怎能不闹大水呢？
王小二：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可恶的臭皇上，吃了睡，睡了吃，活象我家的大白猫！
李八十：大白猫还爱拿老鼠，咱们的皇上连臭虫都不肯拿！
这样的对话，符合人物性格，又简明通俗，生动活泼，富于儿童情趣。再看下一段：
大蚂蚁：驸马是那一种马？
李八十：驸马不是马。
大白猫：大概是驴吧！＇网罗电子书：。WRbook。＇
李八十：也不是驴，是公主的丈夫。
童话应当是知识与趣味的结合。干巴巴地向孩子们传授知识，不是童话的任务。在儿童文学中，知识应当寓于趣味与娱乐之中，知识的传授应当因势利导，引发得当，使孩子们自然而然地接受。这一段对话，用意是在让孩子们明白什么是“驸马”，但是作者并不叫李八十老爷爷一开始就作解释，而是先让大蚂蚁和大白猫进行天真的猜测，逐步引出李八十的结论。这就使本来比较抽象的事物，具有了形象性，使本来平淡的问答，具有了趣味性。
以上介绍的是老舍从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期的话剧创作。他所以取得丰硕的成果，根本原因在于他有一个正确的创作态度。老舍说：“只要是人民需要的，我就肯写。”（注：《八年所得》，《福星集》。）为人民的需要而写作，是他创作劳动的出发点。他写话剧，写小说，写相声，写论文，写杂感，基点都是为人民（注：老舍建国以后所写的论文及杂感，曾经编成三个集子：《福星集》（1958年）、小花朵集》（1963年）、出口成章》（1964年），其余散见报刊上的，约有数百篇。）。他所写的作品和文章，受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和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难免有一些应景急就之章，远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然而作为新时代的歌者，他的憎与爱，他的激情，他的热诚，都是与人民息息相通的。这是他一生文学创作的重要特点，而建国后的作品，表现得尤为鲜明与突出。因此，他无愧于这样的评价：“他的力量就在于他和劳动人民溶在一起。”“在文艺领域里，他代表了中国人民。”（注：曹禺：《〈老舍的话剧艺术〉序》。）
第十九章 新中国话剧创作的第一个成就——《龙须沟》
新社会的赞歌
一九五○年夏天写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