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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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四世同堂》
它也有一段不平常的遭遇
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北平（即现在的北京）居民的沦陷生活。老舍不曾在沦陷后的北平生活过，似乎缺乏这方面的生活体验。然而《四世同堂》的创作，决不是《火葬》创作实践的重演。《火葬》所写的战争生活，以及作为背景的那个小县城，老舍都是陌生的。《四世同堂》以北平居民生活为题材，则可以调动他过去的丰富的生活积累，他写这个题材，不仅不是他的所短，而且正是他的见长之处。他所以写北平居民的沦陷生活，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胡洁青为他提供了一些真实的背景情况。一九四三年秋天，胡洁青由北平到了重庆。她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到了重庆，大后方的朋友们纷纷到我们家来，听我述说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人的兽行。他们问这问那，打听得非常详细。每当这时候，老舍就点着一根烟，皱着眉头，静静地坐在一边陪着听。两三个月的时间，我把四、五年间所见、所闻、以及我的感想和愤慨，对着一批一批来访的朋友们反复地说了几遍。慢慢地，朋友们之间这方面的话题谈得不多了，老舍却开始忙碌起来。他仔细地询问日本侵略者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市民的反应如何，挨着个儿地和我漫谈北京亲友和一切熟人的详细情况。我说某家死了人，大家怎么样热心地去帮忙，他就把那家办丧事的一些细节绘声绘色地补充上去；我说某人当了汉奸，他就把那个人吃什么，穿什么，见了什么人说什么的神情，一一表演给我看，好象他也在沦陷区的北京住了四、五年似的。我佩服他对北京和北京人的了解，那么深，那么细，那么真。这种漫无边际的漫谈，又谈了很久，终于，有一天他对我说：“谢谢你，你这次九死一生地从北京来，给我带来了一部长篇小说，我从来未写过的大部头。”又说：“抗战以来，‘文协’号召作家‘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我不能‘天桥的把戏只说不练’。你看，前几年我是集中力量写通俗文艺和戏剧，这在抗战中，非常需要，今后还得写。写好通俗文艺也非常不容易。不过，我是写小说的出身，对写小说有瘾啊！”说完，他笑了。他这个人从不乱吹“想写这个”“想写那个”，而是有了十成把握再对别人宣布，对我也是如此。他一说，我准知道这部“空前大部头”的长篇小说算是有了。
这就是他的近百万字的三部曲《四世同堂》。（注：《老舍夫人谈老舍》。）
经过一段时间的构思，老舍于一九四四年一月开始动笔写这部长篇小说。他计划写三部，共一百段，约百万字，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但是贫病交加的生活处境，以及对动荡不安的战局的忧虑与关切，大大降低了他的写作效率。尤其是一九四五年，他的身体非常坏，春初患疟疾，夏天又因贫血而时常头昏，秋季又受尽了肠胃病的折磨，真可谓穷愁潦倒，时日难耐。老舍说：“这些病痛时常使我放下笔。本想用两年的功夫把《四世同堂》写完，可是到三十四年（即一九四五年——引者）年底，只写了三分之二。这简直不是写东西，而是玩命！”（注：《八方风雨》。）作家劳动的艰辛，于此可见。
《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起，在重庆《扫荡报》连载，至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续完；第二部《偷生》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由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单行本，以上两部共计六十七段。第三部《饥荒》则是老舍在美国期间完成的，一九五○年五月在上海《小说》第四卷第一期开始连载，至一九五一年一月第六期载到第二十段时突然以“终了”收篇。这样，一百段的《四世同堂》，就变成了八十七段。直到一九七九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这部书时，仍是八十七段。一九八一年年初，胡洁青突然得到老舍在美国期间协助艾达·普鲁伊特翻译的《四世同堂》英文缩写本，这个缩写本竟包括了《小说》月刊未刊出的最后十三段。这个发现使《四世同堂》复原了一百段的面貌。马小弥又一次承担了由英文译中文的工作，近百万字的完整的《四世同堂》，首次和读者见面了。如同《鼓书艺人》一样，《四世同堂》的这个遭遇也是不平常的，它的完整的复原，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充满耻辱与悲苦的时代
《四世同堂》的故事是在北平西城一个名叫“小羊圈”的普通小胡同里展开的。这个胡同的特点是，形状颇象一个葫芦，既有很细很长的葫芦嘴和脖子，又有十分宽敞的葫芦“胸”与“肚”。据考察，“作者笔下的小羊圈就是作者本人童年的故里”（注：胡洁青、舒乙：《记老舍诞生地》。）。因为熔铸着作家自己的真实的生活经历，所以开卷之后，作家对于故事所发生的环境与人物的交代，就显得异常的逼真并充满沁人肺腑的浓郁的生活气息。
有着古老历史和奇特形状的“小羊圈”胡同，杂居着几十户职业不同，经历各异的家庭。老舍以细腻的笔触，真实而又生动地描绘了他们在北平沦陷后的生活经历。故事的主线是祁老者一家的遭遇，由此而联及整个胡同，以及当时北平社会的各色人等，在广阔而又复杂的历史背景上，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城市的社会面貌，展现了那个动乱、悲苦、复杂的历史时代的生活画卷。
作家真切地描绘了北平人民亡国奴生活的深重苦难。在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下，沦陷后的北平，阴森可怖，象一座活地狱。洋车夫小崔被砍头，理发匠孙七被活埋，小布店掌柜祁天佑被逼投河自尽，小文夫妇、常二爷一家惨遭杀害，以及钱默吟家破人亡的境遇，其控诉力量都是强烈的。他们是职业不同的劳动者，思想状况和为人处世的态度，也人各有异。小崔和孙七常常当众斥骂日本侵略者，祁天佑素来温柔慈祥，从不谈“国事”，常二爷是只知勤劳操作的老实农民，唱戏的小文夫妇，即使在做了亡国奴的情况下，也会天真地自我取乐。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惨死的结局。他们的悲剧命运，具有深刻的概括性，反映了沦陷区人民共同的苦难遭遇。对钱默吟一家经历的描写，是小说的重要情节，也是《四世同堂》中最感人的血泪文字之一。钱默吟是画家兼诗人，他沉稳、清高、谦厚、正直。因为一个青年汽车司机在南口附近摔死了三十多名日本兵，而他的二儿子、司机钱孟石又久出不归家，在汉奸告密后，钱默吟被捕了。一个一生谨慎处事、只会吟诗作画的旧知识分子，在监牢里受尽了毒刑与凌辱。日本人“一连串十几掌”打他的脸，“左右开弓的嘴巴使他象一个不倒翁似的向两边摆动”；以后又用皮鞭抽他，“皮鞭象烧红的铁条似的打在背上，他往前一栽，把头碰在桌子上”，日本人“用杠子轧他的腿，用火绒炙他的头”。这个善良的知识分子所受到的残忍的非人道的折磨，在那个时代，不过是千千万万在侵略者铁蹄下惨遭虐待的中国老百姓的并不罕见的遭遇。
钱先生被捕之后，钱家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之中。不久，钱先生的大儿子孟石在惊吓与气闷中病故，钱太太又在孟石的棺材上撞死，钱家家破人亡的惨状，使“小羊圈”里人们心理上的阴影更为扩大了：“他们都看见过棺材，可是这一口似乎与众不同，它使他们意味到全个北平就也是一口棺材！”在“棺材”一样的沦陷城市过生活，实际上是在死亡线上挣扎，“死亡，在亡国的时候，是最容易碰到的事。钱家的悲惨景象，由眼中进入大家的心中；在心中，他们回味到自己的安全。生活在丧失了主权的土地上，死是他们的近邻！”老舍在《四世同堂》中用了十几段的篇幅，突出地描绘钱默吟一家的遭遇，正是为了表现沦陷区人民群众的那种近于绝望的痛苦经历，从而告诉读者，为了自己不致沦为亡国奴，也为了把沦陷区的同胞从亡国奴生活中解救出来，就必须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斗争中去，把侵略者赶出中国。所以，作家把沦陷区人民的苦难遭遇描绘得愈充分愈逼真，就愈能激发起人民的抗日热情和爱国觉悟，从而鼓舞他们团结起来，为消灭侵略者而斗争。
深刻地反映沦陷区人民的遭遇，决不是展览人民群众的苦难，也不是开列侵略者的兽行所能奏效的。那样做，即使写得再详尽，也不是艺术作品。老舍的笔力，侧重在对人的社会活动和精神世界进行精确的刻划，对特定的生活环境与场面进行具体的描绘，侵略者给人民所带来的灾难，自然地溶汇在人物的活动中，溶汇在具体的情节与场面中。这样做，使作品有了比较丰富的生活内容，读者宛若生活在“小羊圈”胡同之中，对北平人民的苦难经历，有了身临其境的具体感受。第三部《饥荒》中写道，已经很久买不到粮食的祁家，靠购粮证买来了配供的四五斤“粮食”。先是全家人对这古怪的“粮食”进行鉴定。这种又酸又霉、又涩又臭，由各种颜色合成的“混合面”，气得祁老者的手颤抖起来，他感到“人和猪一样了”。祁老者的孙媳妇韵梅决定试试，看这种古怪的面粉能做出什么样的“面食”。“生在北平，韵梅会作面食；不要说白面，就是荞面，莜麦面，和豆面，她都有方法把它们作成吃食”。但是，在这种古怪的面粉面前，她的出色的团、揉、擀手艺，都失灵了。她觉得“这不是面粉，而是马粪”。她只得请教婆母天佑太太，于是，“婆媳象两位科学家似的，又试验了好大半天”，才决定了一个最原始的办法：干烙。当这种非饼非糕的东西端到吃饭小桌上来时，不仅两个孩子小顺儿和妞妞无法下咽，连祁老者也觉得“受不了臭味”，然而，“他是全家的老太爷，必须给大家作个好榜样。他费了很大的力量，才把一口臭东西咽下去”。而妞妞，却决意不吃这种臭东西。接下去，是这样一段描写：
“小顺儿的妈！”祁老人看看妞子，看看韵梅，和善的说：“去给她烙一张白面的小饼吧！咱们不是还有几斤白面吗？”
“你老人家不能这么惯着她！那点白面就是宝贝，还得留着给你老人家吃呢！”韵梅不想违抗老人，也真可怜小女儿，可是她不能不说出这几句话。
“去，给她烙张小饼去！”老人知道不应当溺爱孩子们，可也知道这怪饼实在难以下咽。“就是这一回，下不为例！”
“妞妞，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