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一,我不知道上哪里去好:回老家北平吧,道路不通;而且北平已陷入敌手,我曾函劝诸友逃出来,我自己怎能去自投罗网呢?到上海去吧,沪上的友人又告诉我不要去,我只好‘按兵不动’。第二,从泰安到徐州,火车时常遭受敌机的轰炸,而我的幼女才不满三个月,大的孩子也不过四岁,实在不便去冒险。这是最凄凉的日子。(注:《八方风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他也曾经想不走,安心写文章,“我的抗敌武器只是一管笔”。可是友人们劝他走。因为济南战期的报纸与刊物时常有他的文章,学生与文化界的集会他时常出席,这样,日本人虽未见得认识他,可是汉奸一定不会轻易失掉这个为敌人效劳的机会。他痛苦地面对着的就是这样一个事实:“死亡事小,假若我被他捉去而被逼着作汉奸,怎么办呢?这点恐惧,日夜在我心中盘旋。是的,我在济南,没有财产,没有银钱;敌人进来,我也许受不了多大的损失。但是,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点珍宝劫夺了去。我必须赶紧走。”(注:《八方风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这是一个困难的抉择。胡洁青母子四人,都极衰弱,舒济、舒乙自己不能管理自己,小舒雨尚在襁褓之中;一齐走,徒增拖累,留下她们,又心悬两地。在危难的境况中胡洁青坚定地支持老舍为国效劳的志向。沧州沦陷的消息传来,胡洁青说:“你放心地走吧,只要济南沦陷的时候我不被炸死,我一定坚强活下去。我能教书,挣几个钱把孩子们带大,给老太太送终,还不致成大问题。反正我还是教学生认咱们中国字,绝不能给你丢脸。万一我被炮火……”她看看三个不懂事的孩子,只有呜咽。(注:《老舍夫人谈老舍》。)老舍深知:“国难期间,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注:《一封信》,《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虽然如此,他的心还是凄苦的。
他曾经几次把一只小皮箱打点好,几次又打开。他不忍抛妻别子遽然离去:
弱女痴儿不解哀,
牵衣问父去何来?
话因伤别潸应泪,
血若停流定是灰。
已见乡关沦水火,
更堪江海逐风雷;
徘徊未忍道珍重,
暮雁声低切切催。(注:《八方风雨》。)
十一月十五日黄昏,国民党军队炸毁了津浦路上的泺口铁桥(离济南约十几里),老舍再不能迟疑,“稍一蜘蹰,我就会放下箱子,不能迈步了”。他提起箱子,走出家门,他最后一句话是:“到车站看看有车没有,没有车就马上回来!”
济南的街上冷清清,铺户都上着门。天上有些薄云,路灯昏黄的光照着这个无声的城市。他在友人陪同下到了车站,恰好赶上一列军车,在友人帮助下,由车窗进入车中。当列车开动的时候,他最后看了一眼济南,“默默地决定好:我必须回济南,必能回济南,济南将比我所认识的更美丽更尊严,当我回来的时候。逃亡激进了努力,奔往异地坚定下打回故乡!”(注:老舍:《三个月来的济南》,《战地通讯》第9期(1938年1月)。)
第十二章 “在风格上有一些变动”
一九三五年五月,老舍把他在青岛写作的中短篇小说收集在一起,编为《樱海集》出版。在《樱海集》的序言中,他简洁地叙述了自己生活与创作的情况,特别是对艺术风格上的变动,做了概括而又含蓄的说明。他说:
我知道活一天便须欢蹦乱跳一天,我照常的作事写文章,但是心中堵着一块什么,它老在那儿!写得不好?因为心里堵得慌!我是个爱笑的人,笑不出来了!我一向写东西写得很快,快与好虽非一回事,但刷刷的写一阵到底是件痛快事;哼,自去年秋天起,刷刷不上来了。……我并不愿把一切罪过都推出去,只说自己高明。不,我永远没说过自己高明;不过外面的压迫也真的使我“更”不高明。这是非说出不可的,我自己的不高明,与那些使我更不高明的东西,至少要各担一半。
这可也不是专为向读者道歉。在风格上有一些变动,从这十篇里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变动与心情是一致的。这里的幽默成分,与以前的作品相较,少多了。笑是不能勉强的。文字上呢,也显着老实了一些,细腻了一些。这些变动是好是坏,我不知道,不过确是有了变动。这些变动是这半年多的生活给予作品的一些颜色,是好是坏,还是那句——我不知道。有人爱黑,有人爱白;不过我的颜色是由我与我的环境而决定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老舍这些话是有“弦外之音”的。他看得很清楚:民族危机是越来越严重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压迫是越来越残酷了。他对于社会现实观察得越精细、深刻,他的忧愤的感情也就越深沉,越不能解脱。当然,挚友白涤洲的死,对于他也是一个打击。他曾经写了《哭白涤洲》,用以寄托哀思。在这篇文章中,悲痛之情,溢于言表(注:详见老舍:《哭白涤洲》,《人间世》第17期(1934年12月5日)。)。环境的险恶,友人遭际的不幸,想从事专业写作而不能的苦衷,这些使他“好久好久打不起精神来”。这些情况都对他的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影响,风格的某些变动正是在这种影响下发生的。
《樱海集》,以及其后出版的《蛤藻集》,在《论语》上连载的《文博士》等,在艺术格调上,确如作家所说,有了变动,辛辣的讽刺多于幽默,笔触细腻,很少过分夸张的浅露的描写,呈现着清新、凝重的特色。
中、短篇小说创作
《樱海集》出版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收短篇《上任》,《牺牲》、《柳屯的》、《末一块钱》、《老年的浪漫》、《毛毛虫》、《善人》、《邻居们》、《阳光》,中篇《月牙儿》。《蛤藻集》出版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收短篇《老字号》、《断魂枪》、《听来的故事》、《新韩穆烈德》,中篇《新时代的旧悲剧》、《且说屋里》。此外,还有未收入集中的短篇《裕兴池里》、《创造病》、《新爱弥耳》、《番表》、《牛老爷的痰盂》等,还有中篇《我这一辈子》(注:《我这一辈子》后来收入《火车集》。)。
这些作品同《赶集》中的作品比较,在题材上无疑是扩大了。作家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的主要矛盾: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罪恶、汉奸、洋奴的卑劣的嘴脸,在作品中都有所表现,而且批判的锋芒和鞭挞的力量也有所增强。
揭露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性、腐朽性,是这些中短篇小说的重要内容之一。《上任》、《新时代的旧悲剧》、《阳光》都是这样的作品。
《上任》中的尤老二,做了多年土匪,却被李司令任命为稽察长,负责维持社会治安,这个情节本身就是富于讽刺意味的。他刚刚上任,“匪”就找上门来,名义上是来贺喜,实际上是来索取路费,他们其实都是熟人。打发走这一伙,又来了另一伙,除了要路费而外,还要他帮忙窝藏武器。这样,八十块办公费全搭进去还不够用,又挖了他自己月薪中的十六元。这就是尤老二“上任”拿“匪”的经过。“拿不了匪,倒叫匪给拿了,多么大的笑话!”但是这个笑话的根源就在于尤老二本人原先就是一个土匪。这个情节带有隐喻性质。作品暗示给人们:国民党政权中的大大小小的官吏,以“维持治安”自命,实际上他们都是一伙装模作样的文明土匪。在他们的统治下,中国是没有希望的。这个作品构思奇巧,意味深长,是老舍短篇中的优秀之作。《新时代的旧悲剧》篇幅较长,内容也较复杂。这个作品的主角是陈老先生,他的大家庭在“新时代”错综复杂矛盾的冲击下分崩离析,他本人也在绝望中发了疯。作品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他的儿子侦探长廉伯同公安局长勾心斗角,结果遭了公安局长的暗算,最后被“法办”了。廉伯的罪行是:“强迫商家送礼;霸占良家妇女;假公济私,借赈私运粮米、窃卖私货……”但是,在这场争斗中的公安局长其实也并不比廉伯好些,“廉伯与局长是半斤八两,不过廉伯的运气差一点;情屈命不屈。”廉伯是被“法办”了,而公安局长却逍遥法外,依然故我。这个情节把国民党政权的黑暗暴露无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贪赃枉法、无恶不作的廉伯用巧取豪夺弄来的财物奉献给陈老先生,竟被人誉为“孝子”,陈老先生也并不认为这有违“圣人之道”。这个细节把国民党官吏的虚伪面孔、陈老先生所鼓吹的“孔孟之道”的虚伪本质揭露得入木三分。《阳光》写一个阔家小姐在生活上堕落的过程。但是这个作品并不简单是一个婚变的故事,它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政治内容。作品中的“我”是一个爱慕虚荣、追求享受、极端利己的女人。她十分看重自己“大家闺秀”的身份,却又企望新的自由的恋爱生活。而当她面临“包办婚姻”和“自由恋爱”的抉择时,由于不能抵抗奢侈生活的引诱,又甘心听任父母的摆布:“爱,说回来,值多少钱一斤呢?”她接受了旧式婚姻,嫁给了一个“少年老成,事业是新的,思想是新的,而愿意保守着旧道德”的人。她所以愿意嫁给他,因为他“顶有身份,顶有财产,顶体面,而且顶有道德”。然而她得到的除了“身份”和“金钱”,其余只是“空虚”,她于是偷偷同更有权位的“贵人”结交,寻求刺激。奇怪的是,做为“道德家”的丈夫却默许了这一切。他是想利用妻子的美色“获取利禄”。因为“他有道德而缺乏最高的地位”,正象她“有身份而缺乏恋爱”。但是事情的发展越来越不象话,她的胡闹快要影响到他的“身份”和“名望”,他只得把她悄悄地“软禁”起来。她不能忍受这种折磨,公开提出离婚,“状子递上去了,报纸上宣扬起来”,结果她的“道德家”的丈夫因为离婚丑闻登时从最高的地方堕下来。他是以提倡旧道德而受到社会尊重的名流,他的言行被认为是青年们的“榜样”,他的一切活动,都是要“挽回整个社会道德的堕落”,现在,离婚案件戳穿了他“道德家”的假面,“他所认识的贵人们,马上变了态度,不认识他了”。他成了平民,她也“丢了一切”。阔家小姐的婚变悲剧只是一个骨架,它的主题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作家是从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揭露了国民党的新贵们的腐败、卑劣以及混迹官场的政客的无耻。他们口头上鼓吹“礼义廉耻”,背地里干尽了男盗女娼。“贵人”们可以利用“权位”攫取美色,丈夫则以妻子做为钓饵,获取功名,只要这一切不公诸于世,他们就可以恣意妄为。所谓“道德”,不过是“身份”的同义语,有“身份”就有道德。这种逻辑看来实在荒唐,却是国民党统治下病态社会的“真理”。在这个作品中,作家不是从政治上,而是从精神上揭露国民党反动官僚、政客的卑污和堕落,揭露国民党的统治已经腐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给中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