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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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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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天乐（代序）
王惠云、苏庆昌二君撰《老舍评传》填此阕题之
一九八三年八月 叶圣陶
潜思深入人肝肺，英华尽归毫底。
茶馆三场，车夫一传，观者心萦神系。
如君有几，尽题选多方，琢磨唯细。
笔砚朝朝，卷烟徐袅镇凝睇。
庄谐每兼美刺，但逢君启齿，朋好齐喜。
德里遄飞，蒙原纵眺，联袂清游长忆。
呵天甚意！竟容忍沉渊，屈原同例。
静对秋窗，想知交半纪。
启功敬为
圣翁誊稿
第一章 京华岁月（一八九九——一九二四）
苦难的摇篮
十九世纪末，大清王朝已经气息奄奄，日薄西山；然而它的都城北京却依然同往昔一样繁华而又喧闹。护国寺、白塔寺、土地庙、花儿市，这些富于北京特色的地方，人所必至；厂甸的风筝，大钟寺的豆汁，白云观外跑马场的赛马，又吸引了多少闲散的市民！而隆福寺开庙之日，“百货云集，凡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寻常日用之物，星卜、杂技之流，无所不有。”（注：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古籍出版社出版。）给古老的京城平添了不少富足景象。年年四月，春日融融，信男信女到妙峰山进香，“自始迄终，继昼以夜，人无停趾，香无断烟。”“人烟辐辏，车马喧阗，夜间灯火之繁，灿如列宿。”（注：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些善良而又虔诚的人们，以自己的愚昧和迷信装点着清王朝末世的一片升平。
事实上，天下并不太平。在它的表面的繁华的内里，隐伏着国力的虚空和衰朽。一八四○年以后，帝国主义用炮舰政策轰开了中国的“闭关锁国”之门，清朝统治者同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大好河山已被肢解。在它的富足景象的后面，是穷人的血和泪。满族上层贵戚、权臣，安居“富贵之乡”，轻车肥马，锦衣玉食；上层旗人子弟，坐吃皇粮，不事工商；而广大贫苦市民（包括下层旗人）则辗转于阶级剥削之下，啼饥号寒，挣扎在死亡线上。
北京，它是这样的充满了矛盾：“它污浊，它美丽，它衰老，它活泼，它杂乱，它安闲……”（注：《老舍文集》第三卷第222页。）
老舍，就降生在这个充满了灾难与耻辱的、历史悠久的名城。
一八九九年二月三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这一天正当旧历“小年”，北京的千家万户送灶王爷升天的时候，老舍来到了人间。这似乎给人一种慰安，因为这时候呱呱坠地，按迷信的说法，是“灶王爷身旁的小童儿因为贪吃糖果，没来得及上天，就留在这里了呢”。（注：《正红旗下》第4页。）这自然是处于窘困之中而又盼望诸事平安的人们的良好祝愿，事实上他这位“神童”转世的孩子在尘世一露面就险些冻死。母亲因为体弱，临产时失去知觉，多亏已经出嫁的大姐及时赶到，才保住了他小小的生命。
幼小的生命，给贫困的家庭尽管带来了新的困难，然而同时也带来了温馨和希望。旧历“小年”是一个吉庆的日子，第二天又恰当“立春”，家里人便给他起了个吉祥如意的名字叫庆春。
在那个充满灾难的时代，吉祥的名字当然不能保佑他免遭苦难。他一岁半的时候，八国联军的铁蹄践踏了北京城。
历史是这样记载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激起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抗争，反洋教斗争的怒火燃遍全国。一九○○年的义和团运动以巨大的声威震撼了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这使帝国主义分子惊恐异常。他们为了扑灭中国人民反抗的怒焰，并进而公开瓜分中国，悍然组织八国联军，对中国发动了罪恶的侵略战争。一九○○年八月初，近两万名侵略军从天津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犯。沿途他们遭到义和团民的袭击，几乎不能前进。八月十四日，野蛮的侵略军攻入北京，那拉氏挟载氵恬和亲信王公大臣，换便服仓皇出逃太原、西安。留在城里的义和团民和清政府部分爱国官兵，对侵入城内的侵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筑起街垒，用枪炮、大刀、木棍，甚至拳头，同侵略军展开了拼死的战斗。
老舍的父亲叫舒永寿，当时他是一名保卫皇城的护军。虽然处于普通士兵的岗位，但是爱国的热忱和卫护皇城的职责都促使他必须坚守阵地。他同行伍中的伙伴一起，用老式的抬枪抗击着敌人。这种抬枪自然是极为落后的，必须随放随装火药。几杆抬枪列在一处，不少火药就撒落在地上。攻打正阳门的八国联军的烧夷弹把他身边的火药打燃，同时烧着了身上带着的黑色弹药。他全身烧肿，爬到南长街的一家粮店。粮店的人全跑光了，他就那样痛苦地等待着死亡。后来他的表侄（也是旗兵）到粮店找水喝发现了他，当时他已不能说话。他把因脚肿而脱下来的布袜子交给表侄，这就是他留下的唯一的一件遗物。在那个随时都可能被八国联军的乱兵杀死的血腥日子里，谁又有办法去寻找亲人的尸首？他是这样忠勇地死在了自己的岗位上，他是应该被称作抗击外国侵略者的烈士的，虽然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旗兵。（注：据舒乙在《老舍的童年》中考证：老舍的父亲死于南恒裕粮店，这个粮店座落在南长街上。“现在的门牌号是南长街七号，距西华门很近。……眼下是个焕然一新的副食店。由前门出发通过天安门广场，沿西长安街往西，到第一个南北向的大街，往北拐，大约一共三里路，就到了这个当年的粮店，这条路是当年老舍父亲被烧后痛苦爬行的路线。”）
历史上还曾经这样记载：侵略军攻占北京以后，曾明令抢劫三天。事实上直到联军撤出北京，抢劫始终未曾停止。从公使、各级军官、教士和士兵无例外地都参加了这种可耻的、野蛮的强盗行径：“各国洋兵……俱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劫掳一空，谓之扰城。稍有拦阻，即被戕害。”（注：仲芳式：《庚子记事》第35页。）联军统帅瓦德西也无法否认这些事实，他说：“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注：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三册第34页。）
老舍一家，同北京千家万户一样，遭到了侵略军的洗劫。
老舍的家在北京西城护国寺附近一个叫做小羊圈胡同的深处。据胡絜青、舒乙考察，这个小胡同现在叫小杨家胡同，当年老舍家住的小院“现在是八号”。这是北京最窄小的胡同之一，住户大都是赤贫的人们。（注：胡絜青、舒乙：《记老舍诞生地》，《正红旗下·附录》。）即使是这样一个“顶小顶小的胡同”，这样一些贫苦的人家，侵略军的魔爪也不轻易放过。他们成群结伙，一天不知来几趟，如狼似虎，胡作非为。搜抄老舍家时，不满两岁的老舍正酣睡在一只木箱附近。这伙强盗搜捡木箱，把木箱搬起，箱底朝上，倒出所有的破东西，然后顺手把箱子扣在了老舍身上。这伙强盗扬长而去，母亲进屋时，老舍还被箱子扣着。酣睡救了他一条命。不然，只要哭出一声，灭绝人性的侵略军就会顺手给他一刺刀。
老舍后来这样追忆：
自从我开始记事，直到老母病逝，我听过多少多少次她的关于八国联军罪行的含泪追述。对于集会到北京来的各路团民的形象，她述说的不多，因为她，正象当日的一般妇女那样，是不敢轻易走出街门的。她可是深恨，因而也就牢牢记住洋兵的罪行——他们找上门来行凶打抢。母亲的述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难以磨灭。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吃孩子的恶魔等等故事，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直接与我们一家人有关的事实。（注：《吐了一口气》，《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这样，对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仇恨的种子最早播在了他幼小的心田；中华民族的沉重的苦难培育着他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
旗人之家
老舍一家都在旗籍：父亲舒永寿属正红旗，母亲马氏属正黄旗；他的亲戚中，大姐丈一家也在旗籍，大姐丈名义上是骁骑校（骑兵里的小军官），虽然事实上并不在军中服役；同老舍一家住在一起的姑母也是旗人，虽然幼年的老舍一直未弄清楚姑父的具体身份，但姑父去世以后，姑母每月领好几份钱粮却是事实。
旗人是满人的代称。做为一种军事编制的八旗制，是一六一五年由奴尔哈赤确立的。以旗的颜色组成兵团，有正黄、镶黄、正红、镶红、正白、镶白、正蓝、镶蓝，是为八旗。奴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他以子侄为代，分别统率各旗，称为八和硕贝勒。八旗制把满族的男人都编入兵团终生服役，平时生产，战时出征。这种军制把满人严密地组织起来，使他们在生产和战斗中能够发挥更大的力量，这对于满族军事力量的发展，在当初是有重要意义的。这种军制在满族大军攻入关内，灭了明朝，建立清朝以后，并未取消。清朝统治者在北京建立了政权以后，即将其圈占的一部分旗地分配给满族兵丁，同时又规定八旗官兵粮饷制度，按月发给饷银，每年发给饷米，是为“钱粮”。如同任何事物无不包含有两重性一样，八旗制到后来也逐渐地走向了它的反面。清政府为保持八旗兵的战斗力，规定八旗人丁必须聚居京城和其它驻防地，不得擅自远离，更不许参与工商业活动。这些规定，束缚了旗人的手脚，使他们逐渐丧失了自谋生计的能力，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习惯。加之，旗人分得的份地是固定的，“增丁不加，减丁不退”，八旗兵的编制又不能无限扩大，这样一来，新增加的人丁不能全部当兵领饷，也不可能再度分到土地，清政府又限制他们自由营生，结果迫使大批八旗“余丁”陷入无以为生的绝境。八旗制发展到后来，成为满族人民的一种桎梏，它使一部分满族走向腐化、衰朽，它使大部分满族人丁落入贫困的深渊。
对于旗人荒嬉奢侈的景况，少年的老舍是亲眼看见了的，他曾经在最后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中这样记述了他少年时期的印象：
“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是呀，以大姐的公公来说吧，他为官如何，和会不会冲锋陷阵，倒似乎都是次要的。他和他的亲友仿佛一致认为他应当食王禄，唱快书，和养四只靛颏儿。同样地，大姐丈不仅满意他的‘满天飞元宝’，而且情愿随时为一只鸽子而牺牲了自己。是，不管他去办多么要紧的公事或私事，他的眼睛总看着天空，决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