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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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照的乐府诗主要是利用汉魏旧题而加以改造，此外也有一部分模拟南方民歌的作品，如《吴歌》三首、《采菱歌》七首。以前也有诗人从诗歌体制、语言风格上模仿南方民歌，但明确标出吴声、西曲的歌名，这还是最早的。从中可以看出南方民歌对文人创作的影响正在进一步深化。并且，鲍照受南方民歌的影响，不仅反映在这十余篇诗作中。他的其他乐府诗，虽是拟汉魏旧题，但语言华艳而浅近，多少也吸取了南方民歌的特点。
在诗歌史上，鲍照的乐府诗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建安时曹植、王粲等人的乐府诗，已开始有雅化的倾向，但总体上还不离闾里歌谣之质。后来陆机、潘岳、谢灵运、颜延之等著名诗人，都是向典雅深密的方向发展，乐府诗渐渐已经失去了生气。到了鲍照才有了一个新的转折。他把汉魏乐府的质朴刚健与南方民歌的艳丽浅俗结合起来，再加以文人创作的辞采，在语言风格上显示出新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诗中贯注了强烈的激情，无论写景写人，都带有鲜明的主观感情色彩，使乐府诗重新勃发出昂藏飞动的神气。此后梁代诗人追求雅俗结合，可以说是鲍照诗歌艺术一个方面的延续。而他的另一方面，即富于力度、充满激情、自我形象鲜明的特点，则影响了唐代李白、杜甫等大诗人。胡应麟《诗薮》称其“上挽曹、刘之逸步，下开李、杜之先鞭”，毫不为过。
鲍照非乐府类的五言古诗，总体上与以谢灵运为代表的主流风格相近，文辞较为典雅，雕琢颇深。其中有大量纪述行旅的作品，写景成分很多，虽非专门描摹山水，实际也可以说是山水诗的一个分支。不过在鲍照的笔下，已经没有什么谈玄说理的东西了。论状物的工巧深切，他不如谢灵运，但气势往往更显得雄健。这主要是因为，鲍照较喜欢选择动态的景物，并且常加以夸张，以构造诗中的意象，带有更明显的主观色彩。如《还都道中》：“急流腾飞沫，回风起江濆。”
《上当阳还都道中》：“腾沙郁黄雾，翻浪扬白鸥。”即使是静景，他往往也写得具有动感，如《行京口至竹里》：“高柯危且辣，锋石横复仄。”《还都至三山望石头城》：“攒楼贯白日。”
《岐阳守风》：“广岸屯宿阴，悬崖栖归月。”这些地方都很明显地表现了诗人易激动、不平衡的心理。这种写景手法，即使说并非始于鲍照，至少也是在他的诗里，才形成鲜明的特点。它对后代诗人（如李白），同样是影响很大的。
鲍照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辞赋与骈文作者。他的《芜城赋》与《登大雷岸与妹书》，都是盛传不衰的杰作。
《芜城赋》以夸张笔法将广陵城昔日的繁荣与它在宋代两次遭到兵祸后的荒凉景象相对照，哀叹战争的惨重破坏和世事迁变无常，透露了非常沉重的时代的伤感，同时也有讥刺权势者繁华如梦的意味。尤其是写战乱之后景象的一节，作者将主观情绪渗透在客观景物之中，以悲怆的语调、峭拔的气势、阴森狞厉的形象，描摹这座荒弃的城市：
泽葵依井，荒葛罥塗。坛罗虺蜮，阶斗麏鼯。
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风嗥雨啸，昏见晨趋。
饥鹰厉吻，寒鸱吓雏。伏虝藏虎，乳血餮肤。
崩榛塞路，峥嵘古馗。白杨早落，塞草前衰。
稜稜霜气，蔌蔌风戚。孤蓬自振，惊沙坐飞。
灌莽杳而无际，丛薄纷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以颓。
直视千里外，唯见起黄埃。凝思寂听，心伤已摧。
所有的景物都经过有意选择，并包含一定的虚构与夸张，以求达到作者所需要的效果。所以，这座“芜城”在作者笔下，并不是一座死城，而是一座惊心动魄的恐怖之城。这种描写，在乐府诗《代苦热行》中也出现过，在这篇赋中更为突出。它除了表现比较明确的思想主题以外，还体现了一种特殊的审美趣味。这就是通过有力的语言构造描绘出阴森可怖的意象，以获得富有刺激性的、震荡人心的特殊美感。在鲍照之前，楚辞《招魂》有相似的内容，但从审美意识来说，恐怕并不是如此明确的。
《登大雷岸与妹书》，是鲍照在从建康去江州的途中，写给妹妹鲍令晖（也是一位女诗人）的家书。书中除首尾略述旅途之感受外，基本都是对所见自然景色的描写，运用赋体的手法，是当时文章的新体。语言风格，与作者其他诗文相类，色彩瑰丽，用辞雄健有力。而写景之生动，尤为稀见。
南则积山万状，负气争高，含霞饮景，参差代雄，凌跨长陇，前后相属，带天有匝，横地无穷。东则砥原远隰，亡端靡际。寒蓬夕卷，古树云平。旋风四起，思鸟群归。静听无闻，极视不见。……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基压江潮，峰与辰汉相接。上常积云霞、雕锦缛。若华夕曜，岩泽气通，传明散彩，赫似绛天。左右青霭，表里紫霄。从岭而上，气尽金光，半山以下，纯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镇控湘、汉者也。
画面阔大，气象万千，群山众水，均呈动势，光色耀目，令人应接不暇。作者驾驭文字的才华，确是不凡。
宋代另一位诗人汤惠休，生平不详，只知他原来做过和尚，孝武帝因其有才，命使还俗，官至扬州从事史。时人将他与鲍照并提，有“鲍、休”之称。实际汤的成就远逊于鲍，只是他们的诗歌都有学习南朝民歌、语言转向华艳浅俗的特点。《南史·颜延之传》载颜对汤惠休的批评说：“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谣耳。”从中既可以看出汤诗的风格，也可以看出当代诗人崇雅与趋俗的对立。他现存作品只有十一首，基本上都是乐府诗，很明显地体现出吴声、西曲那种委婉妩媚的韵致。如《杨花曲》：
葳蕤华结情，宛转风含思。掩涕守春心，折兰还自遗。
汤惠休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也就在于他和鲍照一起，代表了文人诗与民歌的重新结合，成为齐、梁文学的先导。
第二节 齐代诗文
齐朝立国只有二十多年。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一是“永明体”的出现，一是艳体诗的露头。
永明是齐武帝年号（４８３—４９３）。当时，围绕着武帝次子竟陵王萧子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集团。当代凡稍有才名者，均曾为竟陵藩邸所网罗。其中最著名的，是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八人，号为“竟陵八友”。八友中的沈约和另一位同样与萧子良交密的周颙，是声韵学的专家，他们把考辨四声的学问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创为四声八病之说；谢朓、王融、范云等人也积极参与这种新诗体的创作，造成了古体诗向格律诗演变的一次关键的转折。《南史·陆厥传》说：
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为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二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大略地说，永明新体诗的声律要求，以五言诗的两句为一基本单位，一句之内，平仄交错，两句之间，平仄对立。其余类推。另外又要求避免平头、上尾等八种声韵上的毛病，即“八病”之说。只是“八病”的规定过于苛细，当时人即不能完全遵守，后来定型的律诗也并不避忌所有“八病”。除了四声八病的讲究，永明体还有一些写作上的习惯。如篇幅的长短，虽无明确规定，但通常在十句左右。由此发展下去，形成律诗的八句为一首的定格。还有，除首尾二联外，中间大都用对仗句，这也成为后来律诗的定式。
声律的运用首先是在五言诗的范围内。大致到陈代，五律已经基本成熟，而后唐人将之改进得更为细密并加以定型化。七言诗的律化主要是在唐代完成的。在诗歌走向律化的同时，骈文、辞赋也受到影响，出现讲究平仄、调谐声韵的现象，只是不像诗歌那样严格。由于运用声律以求新变，从总体上说，齐代以后的诗文都更加严整工丽。
声律论的提出和运用，直接的原因，是诗歌大多已脱离歌唱，因而需要从语言本身追求音乐性的美。但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因为讲求了音乐性，提出了“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筠传）引谢朓语）的审美观念，这就开始矫正了晋、宋以来文人诗的语言过于艰深沉重的弊病，而转向清新通畅。因为艰深的词语即使在声律上符合要求，但由于阅读上的阻隔，也不能达到流走畅利的实际目的。再则，由于新体诗的篇幅有一定的限制，不容许过去那种肆意铺排、一味卖弄才华学问的写法。作为一种流行的风气，即使并非新体诗，芜杂拖沓的毛病也渐渐少了，明净凝炼的作品开始多起来。这是一个意味深远的变化，对于梁、陈直到唐代诗歌的语言风格，造成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所谓“艳体诗”，远源可以追溯到汉代历史悠久的描绘女性美的赋，近因则是模仿南朝民歌的结果。南朝民歌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一是语言华美，色彩秾艳，一是内容多写男女之情。这种情诗，有委婉含蓄的，也有相当直露的。如《子夜四时歌》中：“开窗取月光，灭烛解罗裳。含笑帷幌里，举体兰惠香。”就很是绮艳。由于南朝社会传统道德意识有所淡化，加以民间风情小调的熏染，从鲍照开始，诗中已经有了艳情成分，至齐代谢朓、沈约等人更甚。谢诗《赠王主簿》：“轻歌急绮带，含笑解罗襦。”沈诗《六忆》：“解罗不待劝，就枕更须牵。复恐旁人见，娇羞在烛前。”明显可以看出与民歌的关系。这种艳体诗就是梁代宫体诗的先导。
齐代文人众多，但大多在后代还有重要的文学活动。所以在本节中，只介绍卒于齐的谢朓与孔稚珪。
谢朓（４６４—４９９）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人。他与同族前辈谢灵运均擅长山水诗，所以后人有“大小谢”的并称。谢朓于永明初出仕，先在京城任职，经常出入竟陵王萧子良的藩邸，为“八友”之一，享有很高的文学声誉。后在荆州任随王萧子隆幕僚，深受赏爱。这一时期他的境遇较好。永明十一年，谢朓因遭受谗言被召回京师后，逐渐陷入困境。虽然，他的官职不断提高，从宣城太守做到尚书吏部郎，但由于他的家族和个人的声誉，从萧鸾（明帝）篡政，到始安王萧遥光谋废东昏侯自立，都曾拉拢他以为羽翼，使他深感危险。终于，还是因为他有意泄漏了萧遥光的阴谋，被诬陷下狱而死，年仅三十六岁。有《谢宣城集》。
作为显赫世族的谢氏，由于过多卷入上层权力之争，不断有人死于非命，谢朓的两个伯父是在宋代被杀的，他的父亲谢纬也差一点牵连进去。所以，谢朓虽出身华胄，仕途顺达，对于险恶的政治现实，却深有畏惧。他没有谢灵运那一份野心和高傲，而是软弱谨慎，处事犹豫，惟求自保。但他的死却又和他的反复不决有关。由于谢朓的性格，他的诗歌中的感情，大多表现为迷惘、忧伤，写景也大多是清丽悠远，极少有强烈激荡的情绪，也极少有尖锐的线条，刺目的色彩，和跃动不宁的形象。
永明前期，谢朓作为“竟陵八友”之一，主要在建康活动，所作大多为游宴酬唱之作。如《游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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