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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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咏怀诗》中,逐一排除了可能的解脱道路。“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追逐富贵使人倾轧相争,以至覆灭;“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忧”,“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名和利一样,使人丧失自我,丧失本性,虚幻无价值。建功立业,确实是阮籍所向往的,但这并不是个人可以随意选择的道路。“阴阳有舛错,日月不常融”,遇与不遇,为命运的偶然所决定,生活在不幸的时代,个人能有什么作为?家庭、朋友之情诚然是美好的,但黑暗的现实随时可以夺走它们,愈加唤起人生的悲哀:“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苦辛。”而且,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虚伪、怨毒、猜疑、背弃:“人知交友易,交友诚独难。险路多疑惑,明珠不可干。”“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仇。”《咏怀诗》中虽多种写到对神仙世界的向往,但这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作者并没有把它当作真实的追求。甚至,即使能长生,在这样的世界上也是徒然:“人言愿延年,延年将焉之?”
在阮籍看来,现实犹如一张大网,使人无处可逃:“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在第三十三首中,他还对人生作了一个总的描绘: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这里指出,人生由于受到两种力量的压迫,因而是极端不自由的。一是人所生存的社会。社会充满矛盾,充满危险,一切都不可预测,再多的智慧也不足应付。因而人的一生焦虑重重,如怀汤火。即使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躲过了人世的一切危险,另一种力量也必将使你毁灭,那就是死亡。
我们应当注意到,阮籍虽然厌恶司马氏集团的所作所为,但他并不是从政治上站在曹魏政权的一边来反对他们。如果说司马氏夺取曹家天下的手段是虚伪而卑劣的,那么过去曹丕登上皇帝宝座,还不是用了同样的手段?作为哲学家的阮籍,他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具有广阔历史意义的悲哀。所以,他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由此在《咏怀诗》中形成一种强烈的生命孤独感。第一首就表现了这种感情: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月色如水,寒风拂衣,孤鸿悲鸣,宿鸟惊飞,在这一片冷漠枯索的气氛中,主人公独处空堂,徘徊忧思。这里所描摹的并非实有的场景,也未必隐喻着什么具体的事件,而只是借诗的意象和意境,用象征的手法,寄托一种绝对的孤独感,一种幽深而难以名状的愁绪。除了这一首外,还有好几首类似的诗篇。如第十七首,写遥望整个世界空无一人,唯见失群的鸟兽惊惶奔飞,效果十分强烈。这种从生命本质意义上提出的孤独感是过去诗歌中从未有过的。
阮籍是特定时代中的悲剧人物。历史唤起了个性的觉醒,促使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去追求人格的尊严、生命的完美,追求真诚的道德、自由的生活,却并不给这种追求以实现的希望。然而阮籍的追求并不是没有意义的。确实,从未有人像他那样把人生描绘得如此沉闷、孤独、阴冷,但这并不纯然是消极的东西。它比前人的文学更为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制度压迫人性的本质。而且,人们从《咏怀诗》中,同时也感受到了对生命的完美的期望和执着的爱恋。它对生命的哀叹,也是对生命的歌颂。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咏怀诗》也带来了重大的改变。在此以前,诗歌的主体是民歌以及在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人诗,其内涵通常是比较单纯的,所表现的大多是具体的问题。阮籍则完全摆脱了对民歌的模仿,把深刻的哲学观照方式引入诗歌中来,同时巧妙地将它与一系列艺术形象相结合,使诗歌呈现出十分广阔的视野,包容了十分深沉的内涵。在表现手段上,它多用象征寓意,形成若即若离、闪烁曲折的特点,诱导人们去反复体味,反复思索。这就是《文心雕龙》所说的“阮旨遥深”。可以说,到了《咏怀诗》,中国古代抒情诗明显变得厚重了。《咏怀诗》的感情也极为真诚激切,具有感人的力量,所以《诗品》说它“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这种以组诗方式来抒发心理深层的情绪的形式,也为后人所重视。陶潜的《饮酒》、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都是从这一路发展而来的。
阮籍的散文,以《大人先生传》最著名。文中假托“大人先生”之口,表述自己对社会历史的看法,揭露封建礼法的虚伪的本质。文章认为,上古社会原是自然淳朴的,自从有了君臣,才有了欺诈和残害的行为。那些统治者制订礼法来束缚老百姓,诳骗愚拙的人们,于是强者横行无忌,弱者只能劳苦困顿地受人奴役。统治者借了廉洁的名义实现贪心,内怀凶险而外饰仁义,搜尽天下财物,填塞自己的无穷之欲。这些议论显得十分尖锐而透彻。文中还辛辣地讽刺世上所谓礼法君子:
世人所谓君子,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而目前检,言欲为而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
这是说君子们谨慎庄重,博得美誉,其实不过是为了图个高官厚禄。后面接着说,他们自以为这样就找到了安全富足的藏身之地,其实不过像虱子钻在裤子缝里。一旦大火烧了城郭房舍,延及裤子,虱子还能逃到哪里去?这些尖刻的语言,喷泄了对于伪善者的痛恶。
不过,尽管《大人先生传》等文章有着尖锐激烈的一面,但作为作者人生理想之化身的“大人先生”,却是一个魁然独存,超世绝群,飘飖乎天地四极,与造化相推移的神人。也就是说,作者对周围切近的矛盾冲突,仍然采取隔远和逃离的态度。因为,他对于自己所厌恶的现实社会,终究是无能为力的,他只能在幻想中追求绝对的自由。
魏晋是散文进一步骈化的时代,阮籍的文章,也喜用铺排之笔,辞采富丽,又使用很多对偶句,并以单行散句交错其间,使之奇偶相生,整齐中见变化。偶句的句末,大多用韵,易于口育。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宿县西)人。
他崇尚老庄,性格高傲刚直,不抱礼法。又受道教影响,喜谈服食养生之事。通音乐,善奏琴。曾官中散大夫,故世称嵇中散。有《嵇中散集》,又鲁迅辑校之《嵇康集》。嵇康与阮籍是好友,同为“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思想多有相近之处,但性格为人、处世态度、颇有不同。嵇康娶魏宗室之女,与曹魏政权的关系,比阮籍更为密切;对司马氏的阴谋、他的反对也更为明白激烈。所以当正始末司马懿执政之后,他就脱离政坛,不像阮籍那样,仍虚与斡旋,以求自保。并且,他也不能像阮籍那样,借哲学的观照与思考,隔远了现实中的矛盾与痛苦。以他的社会联系、政治态度以及刚傲的性格,自然难以为司马氏所容,所以终究被构陷杀害。传说他临刑时,太学生三千人请求宽赦他,并以他为师,可见他在当时所享声望之高。
嵇康是魏晋之际最著名的论说文作家。《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说:“康所著文论六七万言,皆为世所玩咏。”其特点,一是思想新颖,好标异说,对传统的儒家思想富于批判精神,二是说理缜密而透彻。主要作品有《声无哀乐论》、《管蔡论》、《难自然好学论》等。其中《声无哀乐论》是一篇逻辑严密,辨析细致的论文,颇为难能可贵。不过,从文学意义上说,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更为重要。
山巨源即山涛,“竹林七贤”之一,与嵇康为知交,后投靠司马氏。他从吏部郎转迁为散骑常侍时,举荐嵇康以自代,希望嵇康放弃与司马氏对抗的立场,以免遭到危险。嵇康作此书断然拒绝,并宣布与之绝交,表示自己决不屈节妥协。当然,他不能公然从政治上表示对立。信中陈述自己不能就职的理由,是推崇老庄,任真纵放,无法忍受礼法的羁勒和俗务的纠缠。借这种表白,显示出桀傲不驯的态度。他要求对方尊重自己的个性和志趣,提出“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又譬喻说:“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汤蹈火;虽饰以金镳,享以佳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这种个人意识和追求个性自由的精神,正是魏晋文学最显著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辉。
在自我表白的同时,作者还辛辣地讽刺挖苦山涛和整个司马氏政治集团。他说山涛:“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又描摹官场景象:“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尖锐地斥责了山涛及其他依附司马氏的人们毫无操守、投机多变。更有甚者,他还宜称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实际是讥刺司马氏为了篡权而制造礼教根据。据说司马昭读了这几句话,对嵇康很痛恨。嵇康最终被杀,与此有直接关系。
总之,这篇书信全面反映了作者的人格。虽非正面立论,却毫无闪烁含糊之辞,放言无惮,辞锋犀利,风调峻切。用生动的语言,写出作者的真实感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嵇康的诗歌成就虽不如阮籍,但四言之作仍有特色。其《幽愤诗》作于因友人吕安的冤案被构陷入狱时,自述身世、志趣和耿直的性格。《赠秀才从军》更是激昂有气之作,第九、第十四两篇尤其受人喜爱:
良马既闭,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这组诗原是嵇康为了送哥哥嵇喜从军而写的,但诗中借想象嵇喜从军后的生活,实际表现了作者自己的人生情趣。“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写得何等有生气。“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又是那样潇洒脱俗,充分体现了作者高远的情怀。所谓“魏晋风度”,于此生动可见。
“竹林七贤”的其他几人,都很少有作品流传,只有刘伶的《酒德颂》和向秀的《思旧赋》比较有名。《酒德颂》赞美纵酒任诞、蔑视礼法的生活,可以看出当时风气。《思旧赋》是向秀思念故友嵇康、吕安的抒情短赋。全篇总共不足二百字,几乎刚开头就结束了。但从这种欲言而难语的文章体制和文中悲凄的感情气氛,可以看出作者心情的沉重,以及当日政治的黑暗与恐怖。
第三节 西晋诗文
公元二六五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取代魏室,建立了晋王朝,史称西晋。此前蜀汉已灭。晋立国不久,又攻灭东吴,结束三国分裂,重新统一中国。但以司马炎为首的统治集团,未能建立起良好的政治秩序,就沉湎于享乐,而司马炎以曹魏宗室孤弱、不能救助王室为戒,分遣同姓诸侯统率精兵镇守要地,又从另一面种下了祸根。他死后不久,就由一场宫廷内的权力之争演变出宗室间的大混战,史称“八王之乱”。趁此机会,汉、魏以来大量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的首领纷纷自立,摧毁了晋朝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