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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部分

中国文学史-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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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木性。
陈琳(?—217)字孔璋,广陵射阳(今属江苏)人。阮瑀(?—212)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他们都曾为曹操掌管书记,当时军国书檄,多出于二人手笔。这些文章都是应用文,但却很讲究文采,多用排偶,句式整齐,又喜广引史事为证。这标志了魏晋文章在汉代文章已经骈偶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向骈文的方向发展。他们也擅乐府诗。陈琳有《饮马长城窟行》,以对话形式,写秦代筑长城者家破人亡之苦;阮瑀有《驾出北郭门行》,写一个孤儿为后母虐待,在亲母坟前啼哭哀思的故事。二篇均模仿汉乐府民歌,语言也很朴素。这种故事性很强的乐府诗,在建安时代已经不多见了。阮瑀另外有几篇风格不同而颇值得注意的诗,如一首佚题之作:“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尘。虽称百龄寿,孰能应此身。犹获婴凶祸,流落恒苦辛。”又如《七哀》:“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这些都是从普遍的意义来写人生的可悲,认为不幸是生命的最终结局,思想和曹植后期的诗有些相似。这显然也是正始文学的先导。尤其是阮瑀之子阮籍的诗,多有“忧生之嗟”(《文选》李善注语),与其父不无关系。
七子中的徐幹在当时以赋见称,但作品流传者少,倒是保存在《玉台新咏》中的《室思》诗较为有名。应瑒的诗以现存的几篇而论,较少特色。七子之外,杨修、吴质、丁仪、缪袭、繁钦等,在当时均有文名,但也都少有作品存世。其中繁钦的《定情》诗,以一连串排比句写女子对情人的挚爱和期待,显然受到民歌的影响。
三、建安诸子以外的作者

通常所言建安文学,主要是指曹氏父子和他们周围文人的创作。但此外还有一些作者,是应当注意的。
汉末著名文学家蔡邕的女儿蔡琰,字文姬,是一位杰出的女诗人。她从小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在文学、音乐等各方面均有较高修养。汉末军阀混战中,被董卓的军队掳走,后流落到南匈奴,滞留十二年,生有二子。曹操与蔡邕为旧交,遂出资将她赎回,重嫁董祀。今传署名为她所作的诗有三篇:五言和骚体《悲愤诗》各一篇,骚体《胡笳十八拍》一篇。三篇的真伪问题都有争议。一般认为五言《悲愤诗》确为蔡琰之作,《胡笳十八拍》系后人伪托。
五言《悲愤诗》记述了她从遭掳入胡直到被赎回国的经历,将纪事、抒情、议论密切结合,写出时代的动乱,胡兵的残暴,民众的悲惨遭遇,和个人不幸的命运。犹如一幅血泪绘成的历史画卷,以强烈的感情,真实的笔触,反映出那一可惊可怖可痛可泣的社会情状,令读者不能不为之感动。如记述董卓军队掳掠平民的一节:
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
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
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
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
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且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
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这里有高度的概括,也有细致的描写,深刻有力,触目惊心。又如记述自己与亲儿永别,准备回国的一节:
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
“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
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
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一面是久别的故国,一面是亲生骨肉,不能两全。这种选择,确实令人肝肠寸断。孩子一连串的责问,使诗中的感情气氛显得无比沉重。
从写作特点来说,这首诗结构严谨,剪裁精当,语言具有高度的表现力,足以代表当时五言诗的发展水平。
与曹魏鼎峙的东吴、蜀汉,文学都不发达。但诸葛亮的《出师表》,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诸葛亮(181—23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水县南)人。他帮助刘备建立了蜀汉,任丞相,是三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蜀后主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准备从汉中出兵北伐曹魏,临行时向刘禅上这篇奏疏,劝诫他尊贤纳谏,推荐朝中可以信赖的大臣,并陈述自己的心迹和志向。通常臣下写给皇帝的奏疏,多谀美恭谨之辞,写作很拘束。但诸葛亮受刘备遗命辅佐刘禅,位高权重,所以能够畅所欲言。此表虽无意为文,而感情自然真淳,既有谆谆叮嘱、反复教导的意味,又不失忠诚恳切的态度,成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内心表白,在奏疏文中颇为难得。此外,还有一篇题名为诸葛亮作的《后出师表》,一般认为出于后人的伪托。

第二节 正始诗文

正始是魏废帝曹芳的年号(240—249),但习惯上所说的“正始文学”,还包括正始以后直到西晋立国(265)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创作。
正始时期,玄学开始盛行。玄学中包涵着一种穷究事理的精神,导致了对于社会现象的富有理性的清醒态度,破除了拘执、迷信的思想方法。同时,庄子所强调的精神自由,也为玄学家所重视。当时,有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一派,即崇奉发自内心的真诚的道德,而反对人为的外在的行为准则;也有主张名教与自然相统一的一派,即要求个性自由不超越和破坏社会规范。但至少“自然”这个前提是人所公认的。
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现实却极其严酷。从司马懿用政变手段诛杀曹爽而实际控制政权开始,到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十多年间,酝酿着一场朝代更替的巨变。他们大量杀戮异己分子,造成极为恐怖的政治气氛。“天下名士,少有全者”,许多著名文人死在这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中。另一方面,司马氏集团为了掩饰自己的行为,并为夺取政权制造舆论,又竭力提倡儒家的礼法,造成严重的道德虚伪现象。以清醒和理智的思维,面对恐怖和虚伪的现实,知识阶层的精神痛苦,也就显得尤其尖锐、深刻。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前面说过,对于建立不朽功业的渴望和自信,奠定了建安文学的昂扬的基调。但是,也存在另外的一面,就是对于个体生命能否实现其应有价值的怀疑。阮瑀的诗已有这样的内容,曹植后期的某些作品更为突出。正始文人面对远为严酷的现实,很自然地发展了建安文学中表现“忧生之嗟”的一面,集中抒发了个人在外部力量强大压迫下的悲哀。换言之,建安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高扬奋发、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正始文学中已经基本上消失了。
由于周围环境危机四伏,动辄得咎,也由于哲学思考的盛行,正始文人很少直接针对政治现状发表意见,而是避开现实,以哲学的眼光,从广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来观察事物,讨论问题。也可以说,他们把从现实生活中所得到的感受,推广为对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的思考。这就使正始文学呈现出浓厚的哲理色彩。
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构成了正始文学最基本的特点。
正始时期著名的文人,有所谓“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夏侯玄。他们的主要成就在哲学方面。后者又称“竹林七贤”,指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七人。其中阮籍、嵇康的文学成就最高。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阮瑀之子。有《阮嗣宗集》。他博览群籍,尤好《老》、《庄》。
为人旷放不羁,任情自适,鄙弃礼法。正始年间曾任尚书郎、大将军曹爽参军,二次均以病免归。司马懿执政,召为其太傅府从事中郎,以后相继为司马师、司马昭的僚属。晚年做过步兵校尉,故世人又称之为“阮步兵”。阮籍年轻时“有济世之志”(《晋书》本传),自视很高,世人对他也很器重。曹爽、司马懿请他去做幕僚,就是一种借招纳名流以扩大自己声望的手段。但随着司马氏篡权图谋的显露,政治风云日趋险恶,阮籍只能放弃了往日的雄心。他的处境十分艰难。他对司马氏集团的行为极为不满,但不仅不能公开反对,而且身为司马家的幕僚,被卷入政治漩涡而无法摆脱。所以他只能用醉酒佯狂的办法来躲避矛盾,一方面可以少做违心之事,多少维护了个人的意志,另一方面又不致引起猜疑而导致杀身之祸。但这对英锐高傲、思想警敏、个性强烈的阮籍来说,实在是痛苦不堪的生活。
阮籍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咏怀诗》,其中五言诗八十二首,四言诗十三首。前者尤为著名,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这些诗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生活态度,尤其是对于人生问题的反复思考。只是,由于处境的危险,他只能用隐蔽的象征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用笔曲折,含蕴隐约。所以钟嵘《诗品》说他“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颇多感慨之辞,厥旨渊放,归趣难求”。
不过,尽管《咏怀诗》所牵涉的具体的人物事件已无法探求,但并不是说这些诗是无法理解的。尤其是其中许多篇,虽是从现实感受出发,却又往往超脱具体事实,推广为人生的根本问题,诗中所包含的哲理、所抒发的感情,仍然可以追索、体味。
首先,《咏怀诗》中显然有一部分忧愤伤时之作。如第三首: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前人多以为此诗暗喻魏晋之际的政治状况,表现正直之士难以自保的忧患,大约是不错的。此外,凭吊战国魏都遗址的第三十一首,诗中“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云云,表面是怀古,真意却在于讽今。
还有一些诗,表现了作者不甘碌碌无闻,渴望建功立业的愿望。如第三十九首“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云云,流露出同建安文学一样的慷慨激昂之气。只是这一类作品在《咏怀诗》中为数甚少。
《咏怀诗》的核心内容,是带有哲理性的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并且集中于个人的内在意志与外部力量相冲突,生命从根本上无法获得自由这样一个命题。
在这方面,同《古诗十九首》及建安诗歌一样,《咏怀诗》中也反复发出诸如“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之类对人生短促的感叹。不过,在《古诗十九首》中,追求现世的享乐,追求友谊和爱情,被当作解脱途径来歌咏;在建安诗歌中,追求不朽的功业,被视为有限生命的延续。换言之,阮籍以前的诗歌,是把自然规律视为人生不自由的最重要原因,而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可以找到解脱的道路。而阮籍则不同。他虽然也看到自然规律的作用,但他更强调社会力量对人生的压迫。
在《咏怀诗》中,逐一排除了可能的解脱道路。“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追逐富贵使人倾轧相争,以至覆灭;“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忧”,“千秋万岁后,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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