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色电子书 > 历史军事电子书 > 中国文学史 >

第29部分

中国文学史-第29部分

小说: 中国文学史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种关于个人的自主欲望与外界控制力量——所谓“命运”——相互冲突的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命运无常的悲观意识,在先秦诗歌中,几乎是不存在的。而自《垓下歌》以后,汉代诗歌中充满了这样的感叹,并且在汉末魏晋间达到高潮。
与《垓下歌》相呼应的,是刘邦的《大风歌》。虽然,刘邦是战胜了项羽的成功的英雄,他的《大风歌》却贯穿着相似的关于命运无常的感慨: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借着秦末农民战争的大风暴登上皇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社会底层出身的最高统治者。他的人生之路的方向与项羽相反,境遇的剧变却是相同。支配这种剧变的命运力量同样是刘邦所难以理解的;并且,他也无法预料他所打下的江山未来命运究竟如何。
从秦末大动乱到汉王朝建立,中国历史经历了剧烈的变迁;这历史的变迁又造成历史人物同样剧烈的人生变迁。由此而产生的失败英雄项羽的《垓下歌》和成功英雄刘邦的《大风歌》,表现出关于人在世界中的处境的新的思考。虽然他们的思考只是以困惑和感慨为主,却预示了文学的主题将会有深入的发展。
从西汉前期到中期,还有许多上层人物创作的楚歌为史籍所记载。而且,尽管作品的背景和内容互异,在感叹人不能支配自己的命运这一点上,却有惊人的相似。如武帝时远嫁乌孙王的公主刘细君的思乡之歌,被迫投降匈奴而全家被杀、欲归无路的李陵的别苏武歌,宣帝时因觊觎帝位而被杀的广陵王刘胥的临终歌①,等等。并且,这种意识还扩大到其他体式,例如汉武帝刘彻著名的《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本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这是一首优美的作品。篇中描写了典型的秋色,抒发了乐极生悲、人生无常的感伤。虽然,武帝坐稳了江山,他的感慨与生活于历史剧变中的项羽、刘邦不同,但作为一个强大帝国的至高无上、功业煊赫的专制君主,在沉湎于神仙方术的同时,他深知自己难以逃脱老与死的威胁,从根本上说,这也是人不能支配自己命运的意识。
在楚歌盛行的同时,新的诗歌形式也在萌芽。
五言诗方面,如果要说零散的五言诗句,早在《诗经》中就有了,楚辞中,若去掉语气词“兮”字,更为普遍。但到了汉代才有非常接近五言诗形式的作品。最早的当数汉高祖姬戚夫人《春歌》②:
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
……………………
①这些作品在史书中均只载歌辞,不题篇目。
②相传为虞姬和项羽的一首歌,是完整的五言四句,但其真伪尚有争议。

这首诗也是楚歌。但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没有用楚辞和楚歌特征强烈的“兮”字,而且除了开头两句,都是五言诗句。以后,在武帝时代,又有李延年的《佳人歌》,除一句外,通篇都是五言:
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如果联系乐府民歌来看,五言诗在汉代的进展就更为清楚。一般认为系武帝时代采录的“吴楚汝南歌诗”之一的《江南》,便已经是完整的五言诗: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不过,五言诗在西汉始终没有成为通行的文学样式,要到东汉才逐步兴盛起来。但并不是说西汉时写出完整的五言诗尚存在何种技术上的困难,只是人们还没有充分发掘出这一诗体的优越之处,因而也就没有形成写作的风气。
七言诗形成的过程同样很长。典型的上四下三结构的七言诗句,在汉代以前已经很多见。《荀子》中篇幅相当长的杂言体的《成相辞》,就是以这种七言句为主的。其格式大体如:
“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怅怅。”近年在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中,也有好几首类似的歌辞,可见这种歌谣体曾经很流行。楚辞中《橘颂》那一类四言形式,与《诗经》不同,如将两句连续,去掉句尾的“兮”字,也就成为上四下三的七言句:“后皇嘉树橘徕服,受命不迁生南国,深固难徙更壹志。……”可以说,在先秦文学中已经存在形成七言诗体的必要条件。
从现存资料来看,七言诗在西汉前期似并无发展,至西汉中期方显示明显的进步。武帝时由司马相如等宫廷文人制作的《郊祀歌》十九章,其中《天地》、《天门》、《景星》三章,均含有较多的七言句。尤其《景星》,前半部分完全是四言,后半部分十二句,完全是七言:
……空桑琴瑟结信成,四兴递代八风生。殷殷钟石羽籥鸣,河龙供鲤醇牺牲。百末旨酒布兰生,泰尊柘浆析朝酲。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穰穰复正直往宁,冯蠵切和疏写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丰年四时荣。
像这样集中连用大量七言句式的诗,在过去是没有的。另外,《汉书·东方朔传》说东方朔有“八言七言上下”,意思说他作有八言诗七言诗各上下篇;《文选·北山移文》注引《董仲舒集》有“七言琴歌二首”。由此可见,武帝时代已经存在“七言诗”这样的概念。不过据残存的东方朔七言诗句来看,这种“七言诗”仍可以带有语气词“兮”字。还有,相传为武帝君臣联句写作的《柏梁台诗》,是完整的七言诗。虽然不少研究者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以当时诗歌写作的情况来看,它的存在不是不可能的。不过,七言诗的优越之处得到充分发掘,从而成为流行的诗体,还要经过漫长的时间。
在西汉中期初步形成的五言诗和接近于形成的七言诗,当时虽然还只是楚歌的附庸,但在后来的文学史上,它们的地位却越来越重要,所以值得给予注意。

第二节 辞赋的兴盛

西汉王朝的建立,使楚文化声势大张。不但是楚地的歌谣,由屈原、宋玉等文人创制的楚辞,也获得了新的地位。它先是在南方诸侯王的爱好和提倡下复兴起来,并通过南方文人之手,逐渐北移,流传和影响到全国范围。
在楚辞的影响下,汉代文人从事着新的创作。这里既有模拟楚辞传统风格和体式的,也有从楚辞中脱胎而出成长起来的新文体。对于楚辞和汉代新兴的辞赋,当时人都通称为“赋”或“辞赋”,并不加以严格的区别。但这两者终究有性质上的不同,所以后人还是注意到必要的分辨。从根本上说,楚辞(或称“骚体”)虽有散文化的因素、但仍旧是一种感情热烈的抒情诗。而典型的汉赋,已经演变为一种介于诗文之间的、以夸张铺陈为特征、以状物为主要功能的特殊文体。这种辞赋,成为汉代文学(尤其是文人文学)的正宗和主流。
西汉前期,在传统的以抒情为主的骚体赋方面取得较高成就的是贾谊。贾谊(前201—前169),洛阳(今属河南)人。
年仅二十二岁,便受到汉文帝赏识,任太中大夫,参与国家事务,为朝廷中年轻有为的政治家。他性格尖锐,敢于说话,好论天下大事,引起朝中元老的不满,被贬谪到楚地任长沙王太傅,因此写下了他的两篇主要赋作:《吊屈原赋》和《鹏鸟赋》。
《吊屈原赋》是贾谊赴长沙途经湘水,感念屈原生平而作,名为吊屈原,实是自吊。其中说:“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辍鬃鹣再猓髭牡弥尽!薄氨搜俺V垆沦猓袢萃讨壑悖缓峤@鲸兮,固将制于蝼蚁。”都是用了屈原式的语言,来抒发自己受排挤遭打击的愤慨。此赋前半多用四言句,后半多用楚辞式的长句,可见他在学习楚辞的同时又能有所变化。
《鹏鸟赋》作于贾谊谪居长沙时。某日有一只鹏鸟(猫头鹰)飞入贾谊室内,在当时的迷信中,这意味着“主人将去”,大不吉祥。贾谊正处于失意的境地,因此更想到世事无常、人生短促可哀,便作此赋自我宽慰。赋中以万物变化不息、吉凶相倚,不可执著于毁誉得失乃至生死存亡的道家哲学为解脱之方,却在解脱的语言中深藏不可解脱的痛苦。这种表现方法,以此赋为开端,成为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和典型的表现方法之一。
在文体特征上,《鹏鸟赋》可以说是楚辞体与汉赋之间的一种过渡。由于重视说理,直接抒情的成分已经减少;它的文句,除去语气词“兮”字,基本上都是整齐的四言句,这已经脱离了楚辞的风格;赋的内容,以假设自己与鹏鸟的问答展开,也隐然开汉赋问答体的先河。因此,无论内容还是形式,这篇《鹏鸟赋》在西汉前期辞赋中都是值得重视的。
西汉前期,在诸侯国吴、梁的宫廷中,聚集了许多文人,大都能赋。只是他们的作品传世不多,其中严忌(本姓庄,避明帝讳改),《汉书·艺文志》著录他的赋有二十四篇,在同时的赋家中是多产的一个。但现在可以看到的,仅有《哀时命》一篇,完全模拟屈原的风格。在这些宫廷文人中,最重要的赋家要数枚乘。
枚乘(?—前140)字叔,淮阴(今属江苏)人。先后游于吴、梁。武帝即位后,慕名召他入宫,结果因年老死在途中。《汉书·艺文志》著录他的赋九篇,今存可靠而完整的,仅《七发》一篇,但这却是标志着汉代新体赋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多方面奠定了汉赋的基础。
第一,《七发》是在一个虚构的故事框架中以问答体展开的。它假托楚太子因安居深宫、纵欲享乐而导致卧病不起,“吴客”前往探病,说七事以启发之(《七发》之名即由此而来),最后以“要言妙道”的吸引力使楚太子病愈。这个虚构的故事框架虽然很简单,却摆脱了描述实际事件、抒发由此产生的感想的限制,使作者能够自由地选择和表现自然与社会生活内容。以后的大赋,也多采用这种虚构框架和问答体的形式。当然,相传为屈原作的《渔父》、《卜居》及相传为宋玉作的《风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已经是这样的面貌;
但这些作品真伪尚无法确定,因此也无法推断其写作年代,我们还是应该重视《七发》的这一特点。运用虚构手段,对于汉赋的发展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第二,《七发》脱离了楚辞的抒情特征,转化为以铺陈写物为中心的高度散文化的文体。这篇赋的基本内容,就是以美丽的语言竭力描述音乐、美味、车马、宴游、狩猎、观涛六方面的情状(所谓“七发”,实以此六事为主),最后引申到贤哲的“要言妙道”。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虽然楚辞中也有较多铺陈的成分,而《招魂》尤为突出,但刘勰为赋所下的定义,只有对《七发》以后的赋才是充分适用的。与铺陈的特征相适应,《七发》的文句,也改变了楚辞文句富于变化,多用虚词和语气词的特点,使用排比整齐的句法,使语言本身更具有形式上的美感。
第三,《七发》所铺陈的内容,从多方面开拓了文学的题材,这些题材在后来的赋作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在枚乘以前,《招魂》中对音乐歌舞以及宴游景象已有较多的描写,《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2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