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1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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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武大。她美貌出众，聪明伶俐，却从来没有机会在正常的环境中争取自己做人的权利。来到西门庆家中，她既不像吴月娘那样有一个尊贵的主妇身份，也不像李瓶儿、孟玉楼那样有钱，可以买得他人的欢心，但她又不甘于被人轻视，便只能凭藉自己的美貌与机灵，用尽一切手段来占取主人西门庆的宠爱，以此同其他人抗衡。她的心理是因受压抑而变态的，她用邪恶的手段来夺取幸福与享乐，又在这邪恶中毁灭了自己。
《金瓶梅词话》的语言一向为人们所称道。虽然有些地方显得粗糙，尤其是引用诗、词、曲时，往往与人物的身份、教养不符，但总体上说是非常有生气的。作者十分善于摹写人物的鲜活的口吻、语气，以及人物的神态、动作，从中表现出人物的心理与个性，以具有强烈的直观性的场景呈现在读者面前。鲁迅称赞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中国小说史略》）如第四十九回写西门庆宴请蔡御史，请他关照生意，之后留他宿夜，来至翡翠轩：
只见两个唱的盛妆打扮，立于阶下，向前花枝招飐嗑头。蔡御史看见，欲进不能，欲退不可，便说道：“四泉，你如何这等厚爱，恐使不得。”西门庆笑道：“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别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于是月下与二妓携手，不啻恍若刘阮之入天台。因进入轩内，见文物依然，因索纸笔，要留题。西门庆即令书童，连忙将端溪砚研的墨浓，拂下锦笺。这蔡御史终是状元之才，拈笔在手，文不加点，字走龙蛇，灯下一挥而就，作诗一首。
风雅的形态与卑俗的心理交结在一起。作者不露声色，就写尽了两面。这种文笔，后来在《儒林外史》中得到极大的发展。
《金瓶梅词话》以其对社会现实的冷静而深刻的揭露，对人性（尤其是人性的弱点）清醒而深入的描绘，以其在凡庸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人性之困境的视角，以其塑造生动而复杂的人物形象的艺术力量，把注重传奇性的中国古典小说引入到注重写实性的新境界，为之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儒林外史》、《红楼梦》就是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发展的。《石头记》的脂评说《石头记》（即《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不为无见。所以说，《金瓶梅词话》尽管有种种不足，它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实不可低估。
《金瓶梅》传世既广，随之也出现了一些续书。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称，有一种叫《玉娇李》的，“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今已不存。另有清初丁耀亢撰《续金瓶梅》等，俱不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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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醒世姻缘传》
《醒世姻缘传》一百回，原署“西周生辑著，然藜子校定”。关于此书的写成年代有不同说法。清人杨复吉《梦阑琐笔》说：“鲍以文云：留仙尚有《醒世姻缘》小说，盖实有所指。”胡适以此为基础进行考证，认为它确为蒲松龄作。但近些年来许多研究者对此表示反对。小说中称明朝为“本朝”，称朱元璋为“我太祖爷”，且不避康熙名讳，大体可以断定为明末之作。此书在日本享保十三年（清雍正六年，1728）的《舶载书目》中已有记载，其刊行年代大约是在明末清初之际。
《醒世姻缘传》以明代前期（正统至成化年间）为背景，写了一个两世姻缘、轮回报应的故事。前二十二回写晁源携妓女珍哥打猎，射死一只仙狐并剥了皮，后娶珍哥为妾，虐待妻计氏，使之自缢而死，此是前生故事。二十三回以后是后世故事：晁源托生为狄希陈，仙狐托生为其妻薛素姐，计氏托生为其妾童寄姐。在后世姻缘中，狄希陈变成一个极端怕老婆的人，而薛、童则变成极端悍泼的女人。她们想出种种稀奇古怪的残忍办法来折磨丈夫：把他绑在床脚上、用棒子痛打、用针刺、用炭火从他的衣领中倒进去，烧得他皮焦肉烂……。而狄希陈只是一味忍受。后有高僧胡无翳点明了他们的前世因果，又教狄希陈念《金刚经》一万遍，才得消除冤业。
《醒世姻缘传》的主旨很明确：通过说因果报应来劝人为善，这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但除此以外，它另有不可忽视的价值。这部小说同《金瓶梅》一样，是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的“世情书”，虽然两世轮回的故事框架是虚妄的，但其具体内容则有许多写实成分，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古典小说向非传奇化方向的转变。它的故事，有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小说反映了封建时代家庭中一个尖锐的问题，即虽然古代向来有针对妇女的“七出”之条，但实际上，因婚姻牵涉到社会的安定、家族之间的关系，离异也是很困难的，因而，无论怎样的“恶姻缘”，往往也只能维持下去，纳妾制度实际是为维持婚姻而对男性的一种补偿。这样，夫妻再加上妾之间常常形成势若仇人的尖锐矛盾，乃至彼此虐待。女性受男性虐待固然是最常见的，而同时也存在女性对男性以及女性彼此之间的虐待。小说中对几个“悍妇”的描写不免有些夸张，但从一个过去小说很少涉及的视角确实反映了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所造成的家庭与个人的灾难。而且，她们的所谓“悍妒”，有些地方实际上表现了妇女的正当要求。第二，这部小说虽是以家庭生活为中心，所涉及的社会生活面却是十分广阔，书中写到的人物，上至朝廷官府，下及市井小民，形形色色，无不收入笔下；书中描写的社会景象，有官场中的贪贿，科举中的舞弊，奸商的掺假牟利，地痞的胡作非为，以及宗族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争夺，都写得很有真实感，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
《醒世姻缘传》长达一百万字，情节琐碎冗长，因此不耐读。它的长处是人物的性格（特别是又妒又泼的素姐、寄姐）写得很鲜明；人物对话大量运用方言土语，口气非常生动。像五十二回写狄希陈在外偷情被素姐查出，挨了一顿毒打，他老娘来解围，并说了几句不忿的话，素姐便连他老娘一齐痛骂：
“我还有好几顷地哩，卖两顷给他嫖！”（这是狄母的话）你能有几顷地？能卖几个两顷？只怕没的卖了，这两把老骨头拾还叫他撒了哩！小冬子（狄家女婿）要不早娶了巧妮去，只怕卖了妹子嫖也是不可知的！你夺了他去呀怎么？日子树叶儿似多哩，只别撞在我手里！
这一顿骂堪称洋洋洒洒，以上仅是其中一小节，写素姐被激怒后泼辣而粗俗的口气活灵活现，显然作者对这一类人物和她们的生活非常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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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封神演义》及其他神魔小说
《封神演义》一百回，有原刊本现藏日本内阁文库，为明舒载阳所刻，假托钟惺批评。此书卷二题有“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其他各卷不署作者名；卷首有邗江李云翔序，称“余友舒冲甫自楚中重资购有钟伯敬先生批阅《封神》一册，尚未竟其业，乃托余终其事”。据此推断，此书最初作者为许仲琳，续作者为李云翔（他应是主要作者）。成书的年代，当在明天启年间，以前鲁迅因资料限制，误断为隆庆、万历年间成书。
姜子牙辅佐武王伐纣的故事，很早就是民间说书的材料，今尚存有元代所刻《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已包含不少神怪故事。又据原刊《封神演义》卷首舒冲甫识语称“此书久系传说，苦无善本”，李云翔序称“俗有姜子牙斩将封神之说，从未有缮本，不过传闻于说词者之口”云云，则可知明代民间艺人说封神故事的仍旧很普遍。因此，这部小说应当视为许仲琳、李云翔对民间创作的改编。
《封神演义》以商周易代为历史背景，写商纣王无道，周武王在姜子牙的辅佐下顺应天意民心而讨伐之，天上的神仙也分成二派，支持武王的为阐教，支持纣王的为截教。最后纣王自焚，姜子牙将双方战死的重要人物一一封神。按商周之际的历史，悠渺难考，《封神演义》所写尤多荒诞无稽之谈，所以它不可理解为一般的历史演义，只能视为一种发扬想象的神怪书。当然，小说中也运用了一定的历史观念、政治观念作为支撑全书的思想框架，这种观念是封建时代中最基本和一般化的。其要点是拥戴明君的“仁政”，反对昏君的残暴统治；既歌颂忠君的精神（那怕所“忠”的是暴君），也歌颂在“天数”的前提下的反暴君斗争。后者看起来是矛盾的，但在封建道德传统中却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所以到最后敌对的双方人物都可以成神。不过，应该说反暴君是全书的核心。小说中对纣王的刚愎自用和残酷昏庸的描写，与当时社会中人们对现实政治的普遍不满，在潜在的心理上恐怕也是有一定关联的。
这部小说较能吸引人的地方，是写神怪大战时，表现出奇特的想象。他们或具千里眼，或具顺风耳，或能肉翅飞行，或能随意土遁，或有七十二变，又各有各的法宝相助，显得光怪陆离，幻奇无比，从中可以感受到明代文化的浪漫色彩和活跃气质。只是作者的才华颇为有限，在民间传说基础上的加工不够精细，所写的神怪性格单一，不像《西游记》中的神魔具有比较丰富的人性，故事情节也过多雷同，所以文学价值不高。其中写得最好的是哪吒的故事。哪吒即佛教中的护法神“那吒”，后演变为道教的神，在《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已有他的神奇事迹。《封神演义》在此基础上扩展，写他大闹龙宫、剔骨还父，后以莲花为化身。这一神话人物颇近于孙悟空，反映着民众心理中的反抗意识，而作为一个儿童的形象，又别具可爱之处。
明代后期荒诞离奇的神魔小说十分流行，其思想内容也相当混杂。这里面既有世俗欲念乃至某种反传统精神在幻想形态中的表现，也包含着许多夸饰宗教、宣扬因果报应的成分。但总体来说，它们大多写得很粗糙，主要是书商营利的产物，缺乏艺术创造。这一类小说除了前已提及的几种《西游记》的续书外，较有名的尚有《四游记》、《三宝太监西洋记》等。《四游记》为四种神魔小说的合编，其中《东游记》又名《上洞八仙传》，吴元泰编著，写民间流传甚广的八仙故事；《南游记》又名《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余象斗编著，写华光为救母而大闹大宫地府的故事；《北游记》又名《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亦为余象斗编著，叙真武大帝成道降妖事；《西游记》题“齐东杨志和编”，实为百回本《西游记》的删节本。《三宝太监西洋记》为罗懋登编撰，以神怪情节写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另有《禅真逸史》、《禅真后史》两书，署“清溪道人编次”，一般认为是方汝浩作。均假托历史，兼及世情，而神怪气息浓重。作者似乎有意把当时小说中主要的成分糅合在一起，但写得很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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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明代后期短篇小说
明代后期的短篇小说，无疑以“拟话本”形式的白话小说“三言”和“二拍”最为引人注目。但过去因为对所谓“影元人写本”的《京本通俗小说》的真实情况没有搞清楚，导致对这些小说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