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1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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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主张向古人学习以成其“厚”(谭元春《诗归序》说他和钟惺曾“约为古学,冥心放怀,期在必厚”),但这又不像七子派那样追求古人固有的“格调”,而是以自己的精神为主体去求古人精神所在。所以他们解说古诗,常有屈古人以就己的。
在重视自我精神的表现上,竟陵派与公安派是一致的,但二者的审美趣味迥然不同,而在这背后,又有着人生态度的不同。公安派诗人虽然也有退缩的一面,但他们敢于怀疑和否定传统价值标准,敏锐地感受到社会压迫的痛苦,毕竟还是具有抗争意义的;他们喜好用浅露而富于色彩和动感的语言来表述对各种生活享受、生活情趣的追求,呈现内心的喜怒哀乐,显示着开放的、个性张扬的心态;而竟陵派所追求的“深幽孤峭”的诗境,则表现着内敛的心态。钱谦益说他们的诗“以凄声寒魄为致”,“以噍音促节为能”(《列朝诗集小传》),是相当准确的。他们的诗偏重心理感觉,境界小,主观性强,喜欢写寂寞荒寒乃至阴森的景象,语言又生涩拗折,常破坏常规的语法、音节,使用奇怪的字面,每每教人感到气息不顺。如谭元春的《观裂帛湖》:
荇藻蕴水天,湖以潭为质。龙雨眠一湫,畏人多自匿。百怪靡不为,喁喁如鱼湿。波眼各自吹,肯同众流急?注目不暂舍,神肤凝为一。森哉发元化,吾见真宰滴。
这诗不大好懂。大致是写湖水寒冽,环境幽僻,四周发出奇异的声响,好像潜藏着各种怪物。久久注视之下,恍然失去自身的存在,于是在森然的氛围中感受到造物者无形的运作。
钟、谭诗类似于此的很多,他们对活跃的世俗生活没有什么兴趣,所关注的是虚渺出世的“精神”。他们标榜“孤行”、“孤情”、“孤诣”(谭元春《诗归序》),却又局促不安,无法达到陶渊明式的宁静淡远。这是自我意识较强但个性无法向外自由舒展而转向内倾的结果,由此造成他们诗中的幽塞、寒酸、尖刻的感觉状态。
竟陵派诗风在明末乃至清初十分流行,其影响远比公安派来得久远,这是晚明个性解放的思潮遭受打击以后,文人心理上的病态在美学趋向上的反映。钱谦益站在正统立场上对竟陵派大加掊击,斥为“诗妖”,甚至指为国家败亡的朕兆(见《列朝诗集小传》),虽为偏颇之论,却也指出了竟陵派诗与正统文学的距离,及其表现出的时代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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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明后期其他诗人
公安、竟陵为晚明文学两大流派,但并不能笼盖所有的诗人。特别是前后七子的复古文学观,实际上仍维持着一定的影响。这里我们对公安、竟陵两派以外的一些诗人作简单的介绍。
杰出的戏曲家汤显祖(生平见后)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
他的活动年代比三袁稍早,正当王世贞执诗坛牛耳、势力最盛的时期。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说王、李旗下所不能包容的诗人,一是徐渭,一是汤显祖,说明了他在明中期至后期诗风转变中的地位。汤显祖的诗偏向于六朝风格的华丽,不同于当时一般人之推崇盛唐。一些短诗具有敏锐的感受,显示出晚明文人的思想特点。如《黄金台》:
昭王灵气久疏芜,今日登台吊望诸。一自蒯生流涕后,几人曾读报燕书!
一般咏黄金台的诗,多着眼于燕昭王置千金于台上延请天下士的故事,借以抒发不遇之感。此诗感慨才俊之士如乐毅者即使得遇明主,立功天下,仍不免遭谗去国,逃生他乡。而后人一代代蹈此复辙,实为可悲。诗中寓含了封建时代的“功业”不足以作为人生选择的意味。
与汤显祖年岁相仿的屠隆(1542—1605),字长卿,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万历初进士,曾任礼部郎中,因生活放纵而罢免。他是后七子诗派中“末五子”之一,但对诗歌的看法,却反对一味摹拟古人,主张“各极才品,各写性灵”(《论诗文》)。屠隆对“性灵”的解释虽不像袁宏道那样明确而透彻,但他对此曾一再强调,对于公安派的理论有一定的先导作用,所以他实际是沟通复古派与公安派的人物。屠隆的诗作也多讴歌及时享乐,用笔舒放,与公安派有相近之处。
如《杂感》之六写一风采翩翩的“轻薄子”纵情酒色,宣称“行乐度年光,诗书不足观”,反映了晚明时代尊侠轻儒的风气。
公安派、竟陵派相继兴起以后,前后七子的复古文学系统遭到打击,一度显得冷落。但公安、竟陵派的诗不但在艺术上存在严重缺陷,而且他们注重个性的精神在当时社会中既得不到健康的发展,又不足应付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因此到了明朝末年,以东南地区复社、几社为中心的文人,重又申张七子的文学宗旨,在古典传统中寻求强有力的抒情表现,其中最著名的,是陈子龙与夏完淳。不过他们的诗作——
尤其是国变之际的诗作,伤时感事,慷慨悲凉,在复古倾向中已无暇斤斤计较于古人诗法,这和前后七子仍然是有所不同的。
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号大樽,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祯十年(1637)进士。曾与夏允彝等结几社,与复社相呼应,为一时名士。清兵入关后,仕于南明弘光朝,任兵科给事中,后辞职回乡。南京被攻破后,因从事抗清军事活动被捕,乘隙投水而死。有《陈忠裕公全集》。
陈子龙早年性格豪放,不拘细节,心怀大志,其诗作或绮丽婉转,如《秋夕沈雨偕燕友让木集杨姬馆中……》二首,写他与名妓柳如是的亲密交往,“一夜凄风到绮疏,孤灯滟滟帐还虚”,“琥珀佩寒秋楚楚,芙蓉枕泪玉田田”,写出一种伤感的艳情;或质朴深沉,如《小车行》用汉乐府民歌的风格,描绘了百姓流离失所的惨景。明朝覆灭之后,他的诗尤其七律之作更向悲壮沉雄一路发展,把忧国伤时、英雄失路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秋日杂感》:
行吟坐啸独悲秋,海雾江云引暮愁。不信有天常似醉,最怜无地可埋忧。荒荒葵井多新鬼,寂寂瓜田识故侯。见说五湖供饮马,沧浪何处着渔舟?
吴伟业以“高华雄浑,睥睨一世”(《梅村诗话》)的评语,指出陈子龙诗既具有感情强度又注重辞采、声调的特点。
夏完淳(1631—1647)字存古,华亭人。父夏允彝、师陈子龙,都是明末讲究文章气节的名士。他自幼聪颖过人,十二岁便已“博极群书,为文千言立就,如风发泉涌”(王弘撰《夏孝子传》),具有天赋才华。因受父辈影响,喜谈军国事。
清兵下江南,他积极参与抗清斗争,事败被捕,慷慨赴死,年仅十七。有今人所编《夏完淳集》。
夏完淳的文学观点受陈子龙影响,主张复古。其诗作多反映明亡之际的史实和沉痛心情,于悲凉中发出激昂之气。出于少年人活跃的情感,他的诗往往写得很华美,如《鱼服》诗中以“莲花剑淬胡霜重,柳叶衣轻汉月秋”写出在艰苦处境中坚持抗清的决心,用语相当精致;而像伤悼陈子龙的《细林夜歌》和感时自伤的《长歌》等歌行体诗篇,尤其显得意态激越飞扬,辞采鲜丽。当然,他有时也用简劲老成的笔法来表达沉重的心情,如《毘陵遇辕文》:
宋生裘马客,慷慨故人心。有憾留天地,为君问古今。风尘非昔友,湖海变知音。洒尽穷途泪,关河雨雪深。
夏完淳亦能文,《大哀赋》、《狱中上母书》尤为著名。作为一个少年才士和少年英雄,他的作品具有特殊的感染力。
晚明诗苑一种新奇现象,是出现了不少富有个性和才华的女作家,在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尤为集中。其中有名门淑女,也有青楼名妓。《列朝诗集小传·闺集》收有一批女诗人的传记,如《朱无瑕传》说:“万历己酉,秦淮有社,会集天下名士。泰玉(无瑕的字)诗出,人皆自废。”又《范允临妻徐氏传》说:“徐媛……与寒山陆卿于唱和,吴中士大夫望风附影,交口而誉之。流传海内,称吴门二大家。”朱无瑕是妓女,徐媛和陆卿子是名门淑女,她们的诗都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和欣赏,并刊刻成书,广为流传。这种现象,表明了晚明时期在旧礼教的合理性遭到普遍怀疑的趋势下,女子的个性与才华在一定程度上获得重视。那些女诗人的创作,并不完全依附于男性所主导的文学潮流,往往能够表现出个人特殊境遇中的特有感受。如名妓柳如是的一首《金明池·寒柳》词:
有恨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更吹起、霜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况晚来、烟浪迷离,见行客、特地瘦腰如舞。总一种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燕台佳句。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纵饶有、绕堤画舫,冷落尽、水云犹故。忆从前、一点春风,几隔着重帘,眉儿愁苦。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
柳如是以“风流文采”著称于明末,是一个不甘心于风尘沦落的奇女子。她先有意交结陈子龙,后嫁给年龄不相称的钱谦益,都有看重他们在士林中地位的用意。清人入关后,她曾与钱氏共谋恢复。这首词写于崇祯年间柳如是与陈子龙等文士交往时,风华犹盛。然而她感觉到的是“春日酿成秋日雨”那一种可以预见的衰凉寂寞的命运,她凄楚地看到自己将会作一场徒然的挣扎。这里既有与时代相通的气氛,也有纯属个人的心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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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晚明小品散文
晚明诗歌与散文同处于变革的阶段,结果却有所不同,以“小品”为代表的晚明散文,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尽管清朝人对晚明散文攻击甚烈,甚至近现代的人们也往往受传统观念影响,习惯把所谓“唐宋八大家”所代表的“古文”系统视为中国古代散文的正宗,但从文学的意义来说,背离这一系统的晚明小品散文,实际上正体现着古代散文向现代方向的转变。
“小品”原是佛家用语,指大部佛经的略本,明后期才用来指一般文章。明人所谓“小品”,并不专指某一特定的文体,尺牍、游记、传记、日记、序跋等均可包容在内。这一概念的提出,与性灵说有密切关系,主要是为了区别于以往人们所看重的关乎国家政典、理学精义之类的“高文大册”,而提倡一种灵便鲜活、真情流露的新格调的散文。前代散文中最为晚明文人推重的,一是《世说新语》,一是苏轼的抒情短文,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兴趣所在。袁中道《答蔡观察元履》文说:
近阅陶周望祭酒集,选者以文家三尺绳之,皆其庄严整栗之撰,而尽去其有风韵者。不知率尔无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传者。托不必传者以传,以不必传者易于取姿,炙人口而快人目。班、马作史,妙得此法。
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
……偶检平倩及中郎诸公小札戏墨,皆极其妙。石篑所作有游山记及尺牍,向时相寄者,今都不在集中,甚可惜。后有别集未可知也。此等慧人,从灵液中流出片言只字,皆具三昧,但恨不多,岂可复加淘汰,使之不复存于世哉!
文中对苏轼两类散文的褒贬,最能显示与传统评价标准的区别。这里虽没有标出“小品”的名目,但袁中道用以与“高文大册”相对立的“小文小说”、“小札戏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