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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7部分

中国文学史-第1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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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假古董,攻击尤烈。袁中郎常指斥这一流作者为“钝贼”,甚至刻薄地骂为“粪里嚼查,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张幼于》)。
因为文坛上的宗派势力和剿袭作风,已经成为自由地抒发性灵的新文学的极大阻碍。
公安派的文学理论在文学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实际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新的社会思潮在文学领域中的直接反映。李贽反对以儒家经典规范现实社会与人生,袁宏道等反对以前代的文学典范约制当代的文学创作,而提倡一种具有时代性、个人性、真实性,能够表现内在生活情感与欲望的文学,在不同程度上都意味着对旧的精神传统的破坏。但另一方面,公安派的理论也存在显著的局限和前后矛盾。从人生态度来说,袁宏道等人并不具有李贽那样公然以“异端”自居的反叛精神,他们对于守旧的政治与社会势力既抱有强烈的厌憎,又抱有很大的畏惧。还在李贽遭迫害前几年,袁宏道就已感觉他的见解“尚欠稳实”——实即太过偏激(见袁中道为他写的行状),并忧念“今时作官,遭横口横事者甚多”(《答黄无净祠部》)。至李贽死后,他们以之为戒的畏祸之心更重(见袁中道《李温陵传》、陶望龄《辛丑入都寄君姡У苁椤返龋K怨才傻奈难Ю砺鬯湟愿鲂越夥诺木裎自蹋岸朗阈粤椤北厝换嵩獾降母鋈擞肴禾宓恼婵拐蚴撬墙仙偕婕暗摹T甑澜馐汀靶粤椤蔽难峒暗氖道蠖嗑哂兴溆形ビ诖澄幕袢床⒉恢苯佑肷缁峒ち页逋坏奶氐恪4忧昂蟊浠此担甑涝缙谑郏浴熬⒅识囗。图倍嗦丁钡姆绺窈鼙碓奚停ā缎鹦⌒奘罚罄慈刺岢觯骸胺参锬鹬蚋剩酥蚩啵ǖ膊豢稍欤徊豢稍欤俏娜苏嫘粤橐病!保ā缎饐J氏家绳集》)已经对“性灵”加上了一道限制,似乎以前他所表彰的那种劲质、峭急的诗风不能算是“真性灵”了。这根本上也不是艺术趣味的变化,而是人生态度一步步退缩的必然结果。
还有一个问题是:文学终究是一种艺术创造,对于艺术性的推究是不可缺少的。就此而言,前后七子重视“格调”、“法度”,主张向古人学习,也是合情合理的。公安派为了强调“独抒性灵”,打破模拟的风气,有些观点虽有矫枉过正的意义,但其偏激的一面(如袁宏道认为袁中道的诗疵处比佳处可爱),不可避免地包含着隐患。特别是讲究形式的诗歌,容易因此而流于率易。钱谦益一方面肯定“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同时也指出其影响的消极面:
“机锋侧出,矫枉过正,于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灭裂,风华扫地。”(《列朝诗集小传》)撇开其立论的基点不谈,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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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从公安派到竟陵派的诗歌

袁中道自论其诗,尝言:“颇厌世人套语,极力变化,然其病多伤率易,全无含蓄。”(《寄曹大参尊生》)大致说,写诗冲口而出,浅易率直,宁取俚俗,不取陈套,是袁家三兄弟共同的特点。因此在语言风格上,他们也很自然地倾向于白居易、苏轼等人。但三人才情、个性有异,诗作的特点也有所不同。长兄袁宗道性格平和,其诗中少有特别强烈的情绪,也不大有特别警醒的字眼,明白、浅显,语言时有罗嗦,有些像白居易后期的随意之作,感染力较弱。小弟袁中道的诗感情强烈,其入仕前的作品,常表述失意之愤和任侠之情,如《风雨舟中示李谪星、崔晦之,时方下第》中“早知穷欲死,恨不曲如钩”,愤激的情绪溢于言表,那种大胆的自白,也令人震惊。另如《感怀诗》之五:
少时有雄气,落落凌千秋。何以酬知己?腰下双吴钩。时兮不我与,大笑入皇州。长兄官禁苑,中兄宰吴丘。小弟虽无官,往来长者游。燕中多豪贵,白马紫貂裘。君卿喉舌利,子云笔礼优。十日索不得,高卧酒家楼。一言不相合,大骂龙额侯。长啸拂衣去,飘泊任沧洲。
这诗颇有李白式的狂傲,下笔随意,却也淋漓痛快。但小修的诗常写得过于轻率,而缺乏诗味。如《感怀诗》之二,有“一峰绿油油,忽出青蓝外”之句,近乎打油诗了。
袁宏道的诗优于其兄弟。他主张“信心而出,信口而谈”(《张幼于》),不讲规矩,用语不避俗,不求雅,不喜说大话,不做大场面,但每有奇思异想,表现出敏锐的感受。如《东阿道中晚望》:
东风吹绽红亭树,独上高原愁日暮。可怜骊马蹄下尘,吹作游人眼中雾。青山渐高日渐低,荒园冻雀一声啼。三归台畔古碑没,项羽坟头石马嘶。
“游人”之眼迷于富贵者所乘之马扬起的灰尘,这是大众生活的隐喻。而荒园冻雀一声凄厉的啼叫,便是袁宏道这样的智者欲以打破这昏沉世界的呼喊吧?它是尖锐的又是无力的。然而在精神上,诗人更愿意像项羽墓前的石马,永远保持着不甘雌伏的神态,于无声中作惊世的长嘶。在这首诗中,兀傲与自卑的意识相混杂,深刻地表现了独醒者内心绝望的挣扎。
再如《灵隐路上》:
细鸟伤心叫,闲花作意飞。芳蹊红茜雨,古涧绿沉衣。艳女逢僧拜,游人缓骑归。幸随真实友,无复可忘机。
这好像是古诗中很常见的纪游之作,但却给人以新鲜和异常的感觉。诗中不平静与平静的意象反复对映,显示着诗人心灵的躁动。第五句写艳色女子与僧人见礼,把俗世的诱惑与出世的选择组成同一画面,尤其显得怪特。由于语言不合规范(如首句过于俚俗),情绪无法一致,画面缺乏平衡,古诗中习惯的意境完全被破坏了。
在涉及社会生活内容方面,袁宏道的诗也多有新鲜成分。
他常常对传统价值观表示怀疑,如《湖上别同方公子赋》之二,以“曷为近汤火,为他羊与鸡”责难岳飞的忠节,是少见的大胆议论。在《秋胡行》中,写了一个大声宣布自己死情不死节的妇女形象,也具有很明显的反抗传统道德观的意义,而民歌风调的《江南子》:
鹦鹉梦残晓鸦起,女眼如秋面似水。皓腕生生白藕长,回身自约青鸾尾。不道别人看断肠,镜前每自销魂死。锦衣白马阿谁哥,郎不如卿奈妾何?
则写出一个已婚的美丽女子不满于自己的丈夫,为那不相识的“锦衣白马”人怦然心动的情绪。在诗人看来,这心情无可非议,所以他把这一瞬间描绘得美丽而动人。
值得注意的是,袁宏道诗中多表现沉湎于山水酒色、庄学佛旨的闲逸之情,似乎他是不关怀社会政治的,但实际并不如此。他也有一部分表现对于国事的忧虑和愤懑的作品,而这一类作品之所以为数不多,一则由于他感觉得晚明政治的腐败不可为,自身与官场的不合拍,同时也由于他感觉得历来政治诗中包含了太多的做作与虚假。《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之二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听新朝事。邸报束作一筐灰,朝衣典与栽花市。新诗日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旁人道我真聩聩,口不能答指山翠。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言既无庸默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眼底浓浓一杯春,恸于洛阳年少泪!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诗人形象。
袁中郎诗的缺陷,也在于词语缺乏锻炼,有时写得过于流易轻率,如“疾疾愁愁三日雨,昏昏滑滑一年秋”(《病中见中秋连日雨,柬江进之》)之类。
公安派的文学理论向来很受重视,但对他们的诗歌创作,人们的评价并不很高,这里有值得分析的地方。中国古典诗歌到明代为止已经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同时也在格式、意境、意象、语汇诸方面形成一定的套路,很难再有大的突破,而且与明中后期社会中形成的活跃、显露、市俗化的生活情感难以相容。换言之,古典诗歌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生活的抒情需要的束缚。当李梦阳感叹“真诗在民间”时,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而唐寅那种口语化的诗作,更意味着对古典传统的轻蔑。到了公安派,这一种打破古典传统的要求以强有力的理论形式提出,并广泛地在诗歌创作中进行尝试,形成一个颇有声势的诗歌改革运动。
但是,在理论上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比较容易被当时人认可和接受,运用于创作却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因为,公安派所使用的诗歌形式仍然是古典的形式,这种形式不可能因为大量运用俚俗和平易的语言就得到根本的改造,却会给人以不伦不类的感觉。公安派的诗,以袁中郎的才情和颖悟,尚能在旧有的形式表现出一定的新鲜感,但成就颇为有限;一般无甚才情的人贪其易为而仿效之,那比拟古派的诗更容易流于粗滥。所以这种诗风虽一度影响很大,却不可能持久。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公安派的诗也同他们的理论一样,意味着对古典传统的破坏,表现了从旧的诗歌体格中解放出来的欲望。尽管他们没有获得成功,但这种要求是合理的,这种尝试也是有价值的。
袁宏道后期以“淡”为“文之真性灵”,已经表现出从激进的人生态度和文学观点上的退却。享年较久的袁中道看到公安派的诗在破坏了后七子的“格套”以后,在一群末流诗人的效仿下“而又渐见俗套”,大为不满,遂对公安派的理论提出修正,在坚持“独抒性灵”的前提下,主张“诗以三唐为的。舍唐人而别学诗,皆外道也”(《蔡不瑕诗序》)。公安派的流弊是显而易见的,既不能更向前进展,则必然要回顾历史,取法于以唐诗为代表的古典传统,这实际意味着公安派理论与前后七子理论的折衷。这一趋向后来为陈子龙、吴伟业等诗人所继承,成为明末清初之际的一个重要流派。
在公安派锋芒消退的情况下,以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遂趁势而起。
钟惺(1574—1624)字伯敬,号退谷,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福建提学佥事。有《隐秀轩集》。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少慧而科场不利,天启七年(1634) 奇Qisuu書网
始举于乡,崇祯十年死于赴进士考试的旅途中。有《谭友复合集》。钟、潭曾编选《诗归》(单行称《古诗归》、《唐诗归》),在序文和评点中宣扬他们的文学观,风行一时,竟陵派因此而成为影响很大的诗派。
竟陵派在理论上接受了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同时从各方面加以修正。他们提出“势有穷而必变,物有孤而为奇”(钟惺《问山亭诗序》),即反对步趋人后,主张标异立新。那么,从公安派那里,竟陵派向何处“变”呢?他们看到公安派的流弊在于俚俗、浅露、轻率,便提出以一种“深幽孤峭”的风格来纠正。钟惺《诗归序》谈如何求“古人真诗”,有云:“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
他们也主张向古人学习以成其“厚”(谭元春《诗归序》说他和钟惺曾“约为古学,冥心放怀,期在必厚”),但这又不像七子派那样追求古人固有的“格调”,而是以自己的精神为主体去求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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