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1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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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天祥后期的诗篇中，反复表达了他对民族危亡的深沉的忧患，如“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南安军》），“故园水月应无恙，江上新松几许长”（《苍然亭》），“独自登楼时拄颊，山川在眼泪浪浪”（《登楼》）等等。同时，文天祥曾在两次被迫北行途中亲眼目睹战火之后留下的种种惨象，他为此写下了不少纪实的作品，如“累累死人家，死向锋镝中”（《淮安军》），“烟火无一家，荒草青漫漫”（《发淮安》），“烟横古道人行少，月堕荒村鬼哭哀”（《越王台》），这些诗有力地控诉了蒙古军队的暴行，凝聚着民众的苦难和诗人的血泪。
文天祥在从事复国事业的过程中，是清楚地看到南宋的覆亡无可逆转这一严酷事实的；甚至，他也并不反对自己的亲人出仕元朝，而认为这在道义上也是各有所取①。但同时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人生选择，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完成自己的历史责任，宁死不肯屈降。这种精神在今天看来，仍然可以理解为是人性的一种高贵气质的表现。在文天祥的诗中，反复表露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凛然气节，如著名的《正气歌》，以一系列历史人物的事迹赞誉这种“正气”的浩然博大，表明自己要以此“正气”抵御狱中种种邪气的侵袭，保持人格的完整。而《过零丁洋》和《金陵驿》二诗，更以它结合个人身世之悲与国家危亡之悲的抒情艺术给人以至深的感动：
①如他赠二弟文璧（璧仕宋而降元）的《闻季万至》诗，以“三仁生死各有意”指他们兄弟的不同选择，又其《狱中家书》也说这是“惟忠惟孝，各行其志”。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
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金陵驿》）
这两首诗中，交织着悲怆、哀婉、激奋、绝望等种种复杂的心情，它以诗中所表现的诗人情感的真实性和诗人人格力量的崇高，成为中国诗史上的优秀篇章。
汪元量，字大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是供奉内廷的琴师，元灭宋后，跟随被掳的三宫去北方，后来当了道士，自号水云，又南归钱塘，不知所终。汪元量的特殊经历，使他对由于国家的覆亡所带来的耻辱有他人所不及的痛切感受，所以他的诗中有不少感慨深沉的作品。尤其是《醉歌》十首、《越州歌》二十首、《湖州歌》九十八首，用七绝联章的形式，每一首写一事，组合成相互衔接的流动画面，分别纪述了南宋皇室投降的情形、元兵蹂躏江南的惨状，和他北上途中所见所闻，广泛地反映了南宋亡国前后的历史，因此有“宋亡之诗史”之称。
汪元量的诗受江湖诗人的影响，不常用典，不多议论，每每以朴素的语言白描叙事，却让人感受到强烈的悲恸。如《醉歌》中“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佥名谢道清”一首，据实直书谢太后屈辱地签署降书一事，既包含愤慨，也包含着悲悯；《湖州歌》中“谢了天恩出内门，驾前喝道上将军。白旄黄钺分行立，一点猩红似幼君”一首，写年仅六岁、却是国家的象征的帝昺作为俘虏离开内宫时的情形，字面极其平淡，而内心的伤痛却无比沉重；《湖州歌》中另一首，“太湖风卷浪头高，锦舵摇摇坐不牢。靠着篷窗垂两目，船头船尾烂弓刀”，写被掳的宫女面对元兵的亮闪闪的弓刀吓得不敢睁开眼睛，也是表面上着力不多，实际凝聚了作者内心深处的血泪。在汪元量的其他诗作中，则有不少的以登临眺远、怀古伤今的方式抒写心中的悲愤，如七律《石头城》、《金陵》等，其中《彭州》一诗是他北上途中路经彭州（今江苏徐州）时所写：
我到彭州酒一觞，遗儒相与话凄凉。渡江九庙归尘土，出塞三宫坐雪霜。歧路茫茫空望眼，兴亡滚滚入愁肠。此行历尽艰难处，明月繁华是锦乡。
已经成为“遗儒”的文人们持酒相对于沦陷之地，感怀历史的兴亡，悲叹眼前的渺茫路程，诗中那种沧桑感和亡国之痛，没有亲身经历这一切的人是难以感受到的。
在宋元之际，有一大批遗民诗人在写兴亡的感叹，如谢枋得、谢翱、郑思肖、林景熙、萧立之、文及翁等。他们或是写沉痛的故国之思，如谢翱《秋夜词》：“愁生山外山，恨杀树边树。隔断秋月明，不使共一处。”或是写悲愤的民族之情，如林景熙《读文山集》：“书生倚剑歌激烈，万壑松声助幽咽。世间泪洒儿女别，大丈夫心一寸铁。”或是抒发自己坚贞不屈的意志，如谢枋得《武夷山中》：“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青峰野水涯。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或是表现失却故国的怅恨情思，如萧立之《茶陵道中》：“山深迷落日，一径窅无涯。老屋茅生菌，饥年竹有花。西来无道路，南去亦尘沙。独立苍茫外，吾生何处家。”这些诗篇或悲愤或愁苦，都充满了沉郁苍凉的气氛，从而改变了南宋后期诗歌纤弱秀婉的风气。因为时代的巨变，使许多文人无法再沉浸在恬淡闲适的人生情趣中，也无暇在追踪古人的风格技巧和雕琢字面中悠然吟唱，于是，以自然朴素的语言抒写自然涌发的“哀”与“愤”的情感，成为宋元之际遗民诗的基本特点。
他们为宋代文学写下了悲切而又高亢的最后一个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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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辽金文学的发展
宋王朝建立时，在中国的北部地区已有契丹族创建的辽王朝存在。后来由女真族创建的金王朝与宋结盟灭辽，不久又挥师南下，占领了宋的许多土地，迫使宋室南迁而成为南宋。在辽、金统治区，契丹族和女真族分别占有最优越的地位，从而辽、金文化也就跟宋文化具有不小的差别。在这期间，尽管当地契丹、女真、汉族的文化都经历了彼此融合的过程，但其结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并不是你吃掉我或我吃掉你。大抵说来，契丹、女真族早先没有受过汉族的那种文化熏陶，对礼教的重视不如汉族，率真、任情的倾向则相对强烈。在当地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契丹、女真族固然大量吸收汉族文化，而其率真任情的特点也影响了汉族。这在辽、金文学中可以看得相当清楚。尽管由于起步较迟、在文化方面的积储不足等原因，辽文学的总体成就不如宋文学；
但发展至金文学时，成就已很可观，元文学的繁荣与这种传统是分不开的。元好问的诗词、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就是金文学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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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辽的文学
辽王朝是契丹族领袖耶律阿保机于后梁末帝贞明二年（916）创建的，本名契丹国，至后汉天福十二年（947）改国号为辽。于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为金所灭。它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统治中国北部地区，以今天的天津市海河、河北霸县、山西雁门关一线为界，与北宋对峙。
契丹族自北魏以来，就在今天的辽河上游一带过着游牧生活。唐代在该地区设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
阿保机本为契丹族迭刺部首领，于十世纪初统一契丹八部，并控制了邻近的女真、金韦等族，终至开国称帝。他任用汉人韩延徽等，改革契丹习俗，建筑城郭，发展农业与商业，创制契丹文字，因而契丹的经济、文化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同时也就促使契丹族与汉族较快地融合。因为当时汉族的经济、文化都较作为游牧民族的契丹发达，契丹族吸收汉族的长处以壮大自己乃是很自然的事；当然，汉族人也受到了契丹族的影响。这种趋势在他的后继者秉政时仍继续保持下去。加以辽在五代时疆域迅速扩大，在其统治下的汉人人数也迅速扩展，契丹族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就更为广泛、深入。在契丹族中有不少人能以汉文从事写作。本书所说的辽文学，即指以汉文所写的文学作品。至于以契丹语创作的作品，除了个别已译成汉文的以外，限于主客观条件，这里就无法述及了。
辽的文学作品保存下来的很少，属于纯文学范畴的作品更可谓绝无仅有。但也有些文章虽非纯文学性质，却由于感情炽烈，文字凝炼，颇具感染力。例如王鼎的《焚椒录序》：
鼎于咸太之际，方侍禁近，会有懿德皇后之变。一时南北面官①，悉以异说赴权，互为证足。遂使懿德蒙被淫丑，不可湔浣。嗟嗟，大墨蔽天，白日不照，其能户说以相白乎？鼎妇乳媪之女蒙哥，为耶律乙辛宠婢，知其奸搆最详。而萧司徒复为鼎道其始末，更有加于妪者。
因相与执手叹其冤诬，至为涕淫淫下也。观变以来，忽复数载。顷以待罪可敦城，去乡数千里，视日如岁。触景兴怀，旧感来集。乃直书其事，用俟后之良史。若夫少海翻波，变为险阻，则有司徒公之实录在。
①辽的百官分为两大系列：“北面”与“南面”。“南北面官”实即百官的总称。
这里所说的，是辽王朝一个重大的政治、宫闱事件。辽道宗的后——懿德皇后（1040—1075）姓萧，小字观音，能诗善书，爱好音乐。权臣耶律乙辛感到皇太子已对他构成严重的威胁，企图通过诬害懿德皇后来打倒太子，就与人合谋，诬告懿德皇后与伶官赵惟一私通。道宗命乙辛与另一权臣张孝杰审理，遂以私通属实定案。结果，道宗赐懿德皇后自尽，惟一灭族。这之后，乙辛又害死了太子（参见《辽史·奸臣传》与《焚椒录》）。王鼎此序写于大安五年（1089）。当时道宗虽已感到乙辛与孝杰是奸臣，并在前几年诛杀了乙辛，将孝杰削爵为民，但懿德皇后却并未平反。他为懿德皇后鸣冤叫屈，也就是对道宗的间接批评，这是相当大胆的行为。洪迈《容斋续笔》二《唐诗无讳避》条：“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词咏寄，略无隐避。至宫禁嬖呢，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覆极言，……今之诗人不敢尔也。”所谓“今之诗人”，指宋代诗人。《焚椒录序》虽不是诗，但于此一宫禁之事也“略无隐避”，“反覆极言”，毫不保留地表现了他对懿德皇后的同情和由这事件所显示出来的政治混浊的不满，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还直白地说：“然懿德所以取祸者有三，曰好音乐与能诗善书耳。”（《焚椒录·懿德皇后论》）愤懑之情，跃然纸上。像这样的直言指斥，也是宋的士大夫所“不敢”的。
在这里正可看到辽、宋文学的相异之处。
作者之所以在这事件上流露出强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