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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部分

中国文学史-第101部分

小说: 中国文学史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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碜ぞ⒐律砣胗摆凸鶗劇⒙袈硎泄却┏プ狻⒕苣芍鞗伌箸彼母龅湫褪录#兴捣ΑT⒀匀缰摹段l蝂传》借小虫讽刺那些“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不知死之将至的贪心者;《三戒·黔之驴》则借驴比喻那些外强中干、实无所能的庞然大物;《罴说》则借鹿、貙、虎、罴一物制一物来比喻那些“不善内而恃外者”只知假借外力而不思自强的愚蠢行为,想象丰富奇特,语言犀利精炼,篇幅虽短而寓意深刻。
但柳宗元散文中写得最好的是那些山水游记。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并不是单纯地去描摹景物,而是以全部感情去观照山水之后,借对自然的描述来抒发自己的感受,正如他在《愚溪诗序》中所说,他是以心与笔“漱涤万物,牢笼百态”。
像《钴鉧潭西小丘记》所写景物是:“清泠之状与目谋,瀴瀴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
这山水便不仅仅是一种视觉、听觉的客观对象,而是投射了作者心境的活生生的亲切的自然。所以,他笔下的山水,都具有他所向往的高洁、幽静、清雅的情趣,也有他诗中孤寂、凄清、幽怨的格调。小石潭的“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钴鉧潭西小丘的被人遗弃(《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城山的“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小石城山记》),愚溪的“无以利世”(《愚溪诗序》),都是作者心灵的外化。他也深深地喜爱这些山水,“怜而售之”、“枕席而卧”(《钴鉧潭西小丘记》),觉得它们与自己有相同的遭遇和悲喜。也正是因为他对山水抱有这种感情,“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始得西山宴游记》),才写出如此细腻、优美、动情的山水游记。
同时,柳宗元又以极其优美、凝炼、精致的语言通过对山水的描述,把这些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极善于用各种传神的辞句来写各种各样的山林溪石,如写水的幽深平静,则用“黛蓄膏淳”(《游黄溪记》);写水的清澈浅平,则用“日光下澈,影布石上”(《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写水跳动轻快,则用“流若织纹,响若操琴”(《石涧记》);写水流动曲折,则用“曲行纡馀,睨若无穷”(《石渠记》);写石,则有“嵚然相累而下者”、“冲然角列而上者”的山坡山石(《钴鉧潭西小丘记》);有“为坻为屿为堪为岩”的岸边之石(《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也有“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的园中之石(《永州韦使君新堂记》);又有“怒者虎斗,企者鸟厉,抉其穴则鼻口相呀,搜其根则蹄股交峙,环行卒愕,疑若搏噬”的大山之石(《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
丰富的语汇和精微的观察,把山水写得各具形态、栩栩如生。
而在布局谋篇时,他又极善于运用虚实相生、忽叙忽议的方法,使文章开阖变化,意趣无穷。如《游黄溪记》从中国这样一个宏大的范围来说永州山水最善,然后逐渐集中到黄溪这一块地方来,然后依游览登临的次序一一呈现黄溪景色,有如从空中俯瞰,从远而近,由外而内,逐渐呈露,最后转到黄溪的传说后戛然而止,不羼入半点主观感受,让读者如历其境,用自己的眼光观赏;而《始得西山宴游记》则从每日登临的泛泛而谈转入具体的西山之行,在极细的描摹后转入登高远眺,以作者自身“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感受收束,又充满了主观情感色彩,令读者在这种充满感情的叙述中神游山水;而《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以鱼在水中的怡然之乐和作者坐潭上的凄清悄怆相映,以日照潭水的明与竹树环合的暗互衬,显出一种鲜明的对比感;而《袁家渴记》则在匆匆记叙袁家渴的幽丽之后,转过来写风来时“纷红骇绿”、“冲涛旋濑”,使单纯的登临游览又横生出一种动态的奇异情状。
此外,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也汲取了骈文的长处,多用短句,节奏明快并且富于变化。像《袁家渴记》写风,在“每风自四山而下”之后,连用八个四字句:
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勃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飏葳蕤,与时推移。
以急促的节奏烘托了风的气势。而《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写鱼: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则在参差舒畅中略有紧促,使鱼的静与动极生动地随节奏而生。在这些看似平常的地方,却凝聚了柳宗元精心锤炼的功夫。
当然,柳宗元古文在当时影响不如韩愈那么大,但是柳宗元以他与众不同的创作实践,为文风的改变开拓了一条新路。尤其是他的山水游记,突破了过去散体文偏重实用、以政治和哲理议论为主的局限,改变了散体文以先秦两汉诰誓典谟、史传书奏为典范的观念,创造了一种更文学化、抒情化的散文类型。他的寓言也是具有创造性的。在此之前,寓言大抵只是一篇文章中的一部分,主要用作论说的例证,柳宗元的寓言则摆脱了这种依附性质,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柳宗元散文的语言以“峻洁”著称,文字准确而简洁有力,又兼有含蓄、自然之长,体现出孤高脱俗的人生情调,是一种与人格相统一的散文风格。他的散文创作与韩愈的以奇崛雄放为特征的创作一道,为号为“古文”而实为新体散文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古文运动是文学史上一个复杂的现象。就其解放文体、推倒骈文的绝对统治、恢复散文自由抒写的功能这一点来说,无论对实用文章还是对艺术散文的发展,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而且我们也看到,虽然古文家标榜以“传道”、“明道”为文章的最高原则,但韩、柳最具有文学性的散文,却大抵并非以此为核心的;韩文雄奇,柳文幽丽,都饱含了个人的生活情感,具有鲜明的艺术追求。因为他们对“道”的理解并不那么狭隘,他们自身的“道学气”也并不那么浓厚。韩愈《送高闲上人序》论张旭的书法,说张“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这种执着于现实人生的成败得失的激情表现于书法,才获得卓越成就。这不仅反映了韩愈对自由奔放的盛唐艺术的爱好,而且与他的文学观也有相通之处。但同时也不能不注意到,古文运动的的弊病也是相当严重的。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人们通过长期的努力,终于对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取得了虽非精确却已是颇为清楚的认识,而其中关键,就在于对实用性的和艺术性的文章加以分判。这为文学在其独立地位上获得自由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而古文运动由于强调道对文的支配性,从而也就取消了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这在文学观念上是重大的倒退。由于古文运动的核心思想是倡导以文学为维护封建政治秩序服务,这必然导致作家个性的收敛,从而对文学的发展加上沉重的束缚。封建专制愈是强化,这一种束缚就愈是严重,同时“古文”也愈是表现出浓厚的封建说教色彩。实际上,像韩愈对“情炎于中,利欲斗进”式的激情的赞许,到了宋代就已经很难见到,更不用说更为拘谨的明、清正统古文家了。这也是古文运动先天的隐患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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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唐代的小说与讲唱文学

唐代小说基本上出于文人之手,而讲唱文学则大抵出于民间,作者所属的社会阶层和作品流传范围很不相同。但两者都代表着唐代文学在虚构性、故事性创作方面的重大成就,都在诗、文、辞赋等传统形式之外,有力地开拓了中国文学的领域,而深刻地影响了后代文学的发展演变。而且,两者之间也有一定关联,反映出文人创作多少受到民间文学影响、向着大众趣味靠拢的重要现象,因此我们将两者放在同一章叙述。当然,这里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唐代文人创作的文言小说,即“唐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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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唐传奇的兴起

以“传奇”为小说作品之名,当始于元稹,他的名作《莺莺传》,原名“传奇”,今名是宋人将此篇收入《太平广记》时改题。后来裴铏所著小说集,也叫《传奇》。但这时“传奇”只是用为单篇作品或单部书的题目。大概是受了元稹《传奇》即《莺莺传》的影响,宋代说话及诸宫调等曲艺中,把写人世爱情的题材称为“传奇”,这是故事题材分类的名称。
至于把“传奇”明确地用为唐人文言小说的专称,现存资料中最早见于元末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作而戏曲继。”以后就这样沿用下来。顺带说明,“传奇”一名,应用的范围很广,不但后代说话、讲唱中有“传奇”一类,南戏在明以后也叫“传奇”。
唐传奇源于六朝志怪,但两者又有根本的区别。尽管六朝志怪并不完全是为宣扬神道而作,它也有娱乐的目的,但总体来说,受神道意识的影响毕竟很深,作为文学创作的意识反而不明确;其中(特别是后期)虽然也有一些情节较为曲折的作品,但基本上还是粗陈梗概而缺乏深入细致的描绘。
到了唐传奇,情况才有根本的改变。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他已经注意到两者之间写作态度的不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更明确地指出,传奇与志怪相比,“其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正因如此,在唐传奇中出现了较六朝志怪更为宏大的篇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小说结构,其情节更为复杂,内容更偏于反映人情世态,而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心理的刻划,也有了显著的提高。由此,唐传奇宣告中国古典小说开始进入成熟阶段。
唐传奇的兴起有多方面的原因,同时,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也受到除六朝志怪以外许多因素的影响。
在六朝存在“文”、“笔”之分,而志怪虽然在今日看来荒诞无稽,当时人却是当作实有之事来记载的,它作为史部的旁支,属于“纪事直达”的“笔”而不属“沉思翰藻”的“文”,所以其文字风格偏向于简洁质朴。到唐代,文、笔区分的意识已经淡化,因而文人在写作野史及传闻杂录一类东西时,也往往驰骋文采。刘知几批评当时之史,“其立言也,或虚加炼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史通·叙事》)。这对于严格的历史著作当然不妥,但各种传闻杂录,本来就不是严格的历史著作,它经过有意识的“虚饰雕彩”,反而更向文学靠拢了。
唐代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达,因而产生了多种面向市井民众的俗文学形式,如说话、变文等,都是以虚构故事来吸引听众的。它们不仅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也引起文人士大夫的兴趣。如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他弟弟生日时请来的“杂戏”表演中,就有“市人小说”即民间说话。又元稿《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在“光阴听话移”一句下自注云:“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
这条注有些含糊,应该是指元稹与白居易二人一起听艺人说话吧。这一类新兴的俗文学,必然会给文人创作带来刺激,并提供新鲜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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