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莲之死-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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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推崇的人物了。敢于面对自己的不足，否定自己，努力去改变自己，追求完美，何罪之有？倒是那些对东施们极尽嘲弄挖苦和丑化的道学家们，是下贱的！”
“怎么下贱不敢说，但他们宣扬那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理念，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借以维系顽固统治的根本要害之所在。一句话，这就是中庸之道！最可悲的是现代的理论家们，津津乐道的改革，不是根据中国的独特国情民情去研究如何发展，而是一味地照搬西方。打碎了自己最根本的东西，就好比在沙漠中建房，没有根基，最终是一堆堆的泡沫，一堆堆的豆腐渣工程！”
“我们是不能容忍任何人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而且我们目前更需要一点东施精神。要把被颠倒了东西重新颠倒了过来，要唤醒国民的自强意识，主要一条是看得起自己，突出自己的长处，而不是照搬人家的东西，要在传承历史文明的基础上超越现实……”
“不！不单是在传统基础上的超越现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道德素质，必须来一个彻底改观才行……”
显然，一开始他们是一致的，可到了后来，他们分道扬镳，各执一词了。
他们又谈到了自己的本行——教育。
在涉及教育本质的问题上，沙岩认为：中国科技、文化落后的最根本原因，是教育思想体系的问题。他认为，在中国，一个人从一出生直至死亡，都要受到一种奴化的熏陶！这是一种伦理机制和道德观念的问题。小娃娃从小在家要听妈妈的话，才算得上乖宝宝；进了幼儿园要听阿姨的话才能得小红花；上学了要听老师的话才能当三好学生；工作了要听领导的话才能评先进评优秀，才能晋升才能提拔才能……一句话，一生循规蹈矩，一生都要在别人的管束之下做乖宝宝！这是几千年封建皇权的残余势力根深蒂固地对人们的禁锢。几千年封建教育以先入为主的方式，在时时主导着我们的教育模式。
老师，就应该什么都对吗？什么都应该比别人强吗？为什么不能采取一种商量的口吻和学生说话？非得老板着脸，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气对人指手画脚：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呢？
梅兰在这个问题上却认为：所谓为人师表，当然还是要像孔子说的那样，处处自己先做表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总之，行动才是最好的语言，空谈道理，强行灌输一种说教，最坏的结果就是引起直接的逆反心理。久而久之，国民中形成一种表面看来风平浪静，实则酝酿着凶险的动乱之源。一旦稍有风吹草动，唯唯诺诺、温良恭俭让的草民，随时就有掀起滔天巨浪的可能！
“我们新一代教育实践者们，必须把教育思想体系建筑在完全摈弃先入为主，摈弃所谓为人师表的反传统的认识基础之上。”沙岩说，“比方说：一个小孩问他的爸爸，我跳进水里可以吗？如果爸爸只回答不行，当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如果他对他的孩子大谈特谈一通水中如何凶险，如何会淹死人的空泛道理，则更可能引起真正的危险！因为那小孩子一人独处时，很可能不服气要去偷偷地试一试，其结果当然是出危险，因为大人不在身边无法救助！而那位爸爸如果当场说：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跳下去，如果你自己觉得可以跳现在就跳吧。实践证明，这种让受教育者亲身实践的办法是最有效的，毛主席说的实践出真知就是这个道理。在我们中国，受教育者往往被降到了极为低下的位置，几乎形同奴隶；而施教者却被抬到了致高无上的地位，所谓天地君亲师，你看，这完全颠倒了主次关系！真正的主人永远应当是受教者。那位爸爸不对吗，肯定是对的，就因为他用填鸭式的方法教育他的孩子，结果适得其反，反而害了他。我们任何一位施教者，因为自己的教育方法不对，出了事故后有谁追究过责任？他们不但不必负任何责任，还会说：你看，我说不能跳吧，淹死人了不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害人者反倒成了功臣，成了先知先觉的预言家。这就是中国的教育现状！”
“一派胡言！”梅兰大笑，说道，“若按你这种逻辑，多少孩子都得亲自去体验危险，去跳河呀？那还要先人的经验干什么？那么多先贤先哲们写出的经典著作都应当统统烧掉算了！难怪秦始皇要坑儒，毛老爷子要搞文化革命，你沙岩生不逢时，否则说不定也要弄一场消灭祖宗的运动，再扫六合八合什么的，统一全世界，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呢！”
沙岩道：“为什么不能？历史上多少所谓的旷世伟人，开国之君，他们创世的成功，都他妈因为当时没有能者，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那是时代、机遇和环境造就了他们。”
“其实，”沙岩停了一会儿又说，“我的意思，只不过是说在许多是非问题上，应从小培养孩子们的自我决断能力，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要从小学会从实践去认识真理，这本身就是一条颠簸不破的真理啊。只有这样的真理才能使他们印象深刻。你想啊，要是那个小孩子想想不跳了，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不跳，然后进一步启发他不能跳的原因，并对他的正确决断进行表扬……”
“如果他跳了呢，就让他淹死？”
“当然是让他先吃吃苦头，然后拉他出来，再跟他讲清不能跳的道理。这时候讲道理要比原先空谈道理深刻得多。”
“诡辩逻辑！你不觉得这是在有意制造麻烦吗？照你这样的方法，那还要书本干什么？我认为一般来说，是决不能让他随便往水里跳的，恰恰相反，要更加严厉地和他们讲清楚没有学习过游冰不能跳水的道理。其实，关键是我们的教材和施教者的素质，是不是恰到好处地讲清了这些道理。我们的一整套基础教育甚至包括高等教育体系，从教材编纂到具体教法，普遍存在着使人越学越脱离现实，越学越感到知识无用的问题。其实不是知识无用，而是所学的内容，有很多根本本身就不是知识，或者说……”
“或者说是一些为统治阶级所用的伪知识！”沙岩突然接上梅兰的话题，“你这观点我极力赞同。我们的初、高中生，甚至包括许多大学生，寒窗苦读了十几二十年，一到现实中面临着一些最简单的予盾，处理问题的能力低得可怕。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根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们缺乏的就是一种能力，现在有人把它叫作什么什么……”
第二章（7）
“叫EQ，也就是情商。”
“对！情商。你别看如今人人追逐文凭，大学生吃香得很，可文凭并不是知识，更和能力相差十万八千里！这种现象，不过是文革断层后续的一种逆反罢了。说句不客气的，是用另外一种空虚来填补原有的空虚。一旦有一天人们醒悟了，会发现今天的追求，又成了明日的累赘和迷茫。我在这里这样说，并不是我们不愿尊重知识，而是我们从小所大量被灌输的、能称得上是知识的太少了，那很可能压根儿就是一种伪知识或反知识！”
“你算了沙岩，偏激分子的言论又来了，凡事不能一概而论吗！如果说真像你所说的那么坏，那你自己这十几年所接受的东西，都是什么？反知识还是伪知识？你能发明一种真正的知识来吗？”
“你别打岔好不好！”沙岩正在义愤填膺、慷慨激昂的时候，兴头正高，“在我们中国，政治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的不稳定。我们的法律，其实只是一种政治的附属物，它只好比一个新媳妇的嫁衣，随时可以拿来穿戴起来，也随时可以扔掉的，至少在目前是这样。也许你要说，我们百废待兴，一切有待完善。但我们那些制定法律的大人们，我还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为了更好更规范地制约社会共同行为的意图，中国还没有一部法律有过什么起码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在中国，权永远比法大，这是现实！人家美国，一部宪法可以保持二百年不变，可我们呢？你看看那些宣传媒体对人家法律的抨击……”
“说呀，他们怎么抨击？”
“他们说：‘黑暗资本主义制度的法律，那种虚伪和荒诞以及自相予盾，是资本制度下人们心态的极度病态的真实体现。可笑的是，他们多少人还在为他们那种荒诞的法律而沾沾自喜。美国一个十九岁的姑娘，竟被判了两千九百年刑！法国的法院可以审判一头猪！英国某大盗因证据不足被宣告无罪，结果，罪犯反成了英雄被人们拥戴……’你看你看，这种东西登在报纸上，我都为他们脸红！他们将要把我们的国家引入一条什么样的途径？”
梅兰道：“对法律我不懂，但你刚才所讲的国外的这种所谓法律，我也难以认同。”
沙岩振振有辞道：“法律就是法律，就应该是纯理性的！所有这一切，不恰恰说明了人家法律的稳定和法制的健全。不然，难道我们还要对我国历史上曾经那‘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那最光彩的一页山呼万岁，对共和国曾经的那种无审判定罪歌功颂德呀？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多么可怕的怪圈中，往往我们所深恶痛绝、天天口诛笔伐的东西，恰恰是我们最缺乏最需要的东西。
“再如，一部党史，成了他妈被人不断拐卖的弃婴身上的花衣裳，可以由人任意添改翻新！如今，那社会主义的称号，早只是娼妓身上的一块遮丑布！过去的当了婊子的人，还懂得要为自己立块牌坊，可如今这……”
“沙岩！沙岩——”
“怎么，你怕了？你梅兰有野心，你想爬官，我可不想，心底无私天地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人生在世，何必活奇 ^书*~网！&*收*集。整@理得如此乃尔，累不累呀？我就是要说！怕谁嘛？如今最难的是我们教政治的，昨天一种说法，今天一种说法，让人怎么教啊？”
“我说沙岩，做人不能无所顾忌，这种对当局和时弊的抨击，你以后尽量少在公众场合高谈阔论。你说的这些东西，也许是实情，我们二人在这儿说一说不打紧，但如果有人——比如像宋云芳那样的人给你添油加醋地记下点什么，你就可能有麻烦哩！昨天申东风老师对我讲，让我和你说一说，让你在初二年级给小玫代数学课时，尽量少跟他们班讲政治，那还只是一群小娃娃，比不得你教的高三年级的学生，他们还没有最起码辩别能力，只会按宋云芳教的那一套死记硬背的。”
“他听到什么反映了吗？”
“可能是宋云芳去那个班上政治课，发现了学生中有对她的那一套不怎么买账的了吧。”
“不就是那有关资本主义复辟的提法吗？我已经知道了，刘怀中昨天早上对我说过了。”
“我们不谈政治，讨论一些文学或者教育方面的话题不好吗？”
“可我是教政治的呀？怎么能不谈……好吧，说说当前我们学校里对学生进行的所谓思想教育的问题。他们对待一群刚刚迈入或者即将迈入成人行列的娃娃们，动辄没收他们比较时尚的衣物或者化妆品，拆阅他们的私人信件。听说还有人公然在大会上骂学生是骚货，这不是明目张胆地侵犯人家的人权吗？要我说，这简直就是法西斯行径！”
“有些人的做法是有些欠妥，可是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开展思想工作的，我考虑，这其实是我们的领导者们理解和执行上级政策中的偏差问题。当然，说到底可能仍然是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问题。”
“球！什么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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