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龙风流(1)-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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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的，但另一方面，由于人之常情，他又为两个儿子感到悲痛，更因为对他国家的前途感到极度的失望，所以临死前那么啕号高呼。他心里说不定还有另一种意图，即妄图用他的死来激励其他日本人，使他们更加奋勇地去战斗，同时还不死心，还希望他的国家取得最后胜利。他此时的心情可谓矛盾至极。这个老人并不像有的人认为那样是一个不情愿的殉道者，而恰恰相反，是一个情愿的殉道者，要不然，他为何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天皇！”呢？作为一个快要死的人，是应当有胆量说出这样的话来的。
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宣布投降后，东京的居民千百户人家来到二重桥外，家家户户的老小跪伏在地，面对皇宫，叩头遥拜，痛哭不已。有的人在激愤中剖腹自杀，还有的竟全家老小三辈共同自刎，以死报国。东京青山通有的全家卧轨自杀。横滨一所小学听到天皇投降诏书后，校长便带领一群小学生集体投海自尽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们狂热地、坚决地拥护的侵略战争已失败了，他们绝望了，愤怒了，才做出了这一幕幕其他国家无法比及的事来。但是，对于这些事，中国人却轻描淡写地说那是少数现象，大多数日本人是欢迎日本投降的。我只能同意这句话的前半句，而不同意后半句。不错，相对来说，那些事是少数，但却具有典型意义，那些事正说明了日本是整个民族（包括日本人民）都对日本投降感到绝望和愤怒的。不是这样吗？难道要日本所有小学的校长和学生都投海自尽了，日本所有的人都自杀了，才能证明日本人民是拥护日本的侵略战争的吗？日本那些令人惊骇的事很显然是日本人民拥护战争的典型表现，是属于日本整个民族方面的，而不是属于只代表“少数”部分人的那方面的。
我们再来看看日本军队。说到日本军队，中国人自然都会表示强烈的愤怒。日军在中国烧杀淫掠，无恶不做，他们好斗成性，疯狂野蛮，残忍无情。只要看看这些士兵（从日本人民中来的人），那么，再要把日本人民说成是善良的、反对战争的，只怕是难于令人信服的。1932年9月16日中午，200多名日本守备队和宪兵队将平项山村子团团包围，将全村3000多名男女老少逼赶到平顶山下的一块草地上，用六挺机关枪对他们进行了疯狂的扫射。人群一排排倒下去，一霎时血肉横飞。一阵枪杀之后，那些杀人恶魔唯恐不能斩尽杀绝，又让汉*用中国话喊：“鬼子走了，跑哇！”倒在血泊中没有被打死的人闻声一动，机枪又响起来。接着，日军又检查尸堆，发现尚活着的人就用刺刀扎、战刀砍、手枪打。一名日军用刺刀挑开一个孕妇的肚子，扎出了婴儿，挑在枪尖上取乐。看看日军是何等的野蛮恶毒，居然“检查尸堆”，居然挑开“孕妇的肚子，扎出了婴儿，挑在枪尖上取乐”。如果日本人民真的是“善良的”，那么他们的子女在战场上是不会表现如此残忍的。再看南京大屠杀，这场大屠杀夺去了三十万无辜中国人的生命，更为可恨的是，在这场大屠杀中，每天至少有1000名妇女惨遭强*、轮*和*杀。
在这场无耻至极的污行中，连老人和少女也不能逃脱它的魔掌。据南京敌人罪行委员会调查：“……凡被日军所遇见之妇女同胞，不论为高龄老女或少女幼女，几均不获免……据主持难民区国际人士之粗略统计，当时本市遭受此种凌辱之妇女不下8万之多，且强*之后，更施以剖｜乳、刺腹种种酷刑，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一位当时从南京逃出来的女同胞说：“当敌人初来的时候，只要看见妇女就拉，不管老少，更不问白天和夜间，因此，上自五六十岁，下至八九岁的女同胞，只要被敌人碰到无一幸免。”
1937年12月26日，一个11岁的幼女在金陵大学院内被日军轮*致死。目击者说，她的两腿之间肿裂并沾满血污，死后的样子惨极了。另又据一位目击者说，日军对中国妇女：“有时用刺刀将奶子割下来，露出惨白的肋骨；有时用刺刀戳穿下部，摔在路旁，让她惨痛呼号；有时用木棍、芦管、萝卜塞入下部，横被捣死，日寇则在旁拍手大笑。”（本段事迹均引自《为什么日本不认账》）日本人的罪行罄竹难书，本段所引只是其中万一而已。在此，我想问问中国人：“如果日本人民是善良的，为什么日军又如此残忍野蛮？难道是‘善良的’日本人进部队后被教育成这个样子么？”恐怕不是这样。日本部队恐怕还没有这样大的能力，在蓦然间就能将如此之多的“善良的”日本人变成一群群恶魔。那么只能是日本人在进部队前（换句话说在民间时）就是一个个恶魔，在进入部队后才会如此无耻、野蛮、凶残。
正如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所说：“据说征集兵一旦接受了军队教育，往往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真正黩武的国家主义者’。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极权主义国家理论的教育，也不是由于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在日本家庭生活中，受日本式教养并对‘自身’极其敏感的青年，一旦陷入这种环境，极易变成野蛮……这回就使他们自身变成精于折磨别人的人。”我们说日本人民是善良的，又有什么说服力昵？
一个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兵宫本在1937年12月16日写给家人的信中说，“我们得到了中国的首都，也得到了首都的女人；这是个没有出息的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用；只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才有希望。”看到这句话，那些认为“日本人民善良、友好”的中国人是否还得为他辩护，说他只是到部队后才变成一个蔑视中国，赞扬“圣战”的人？
最后，我们来看看日本人民是怎样欢庆胜利的。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举国上下热烈地进行了庆祝活动。东京、大阪、横滨、京都和奈良等地连续三天三夜游行庆祝。人们奔走相告，交相赞颂，全国沉浸在一片欢庆的海洋之中。在皇居二重桥外参拜的人群如山如海，络绎不绝。男人们手举膏药旗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甚至妇女也身着盛装，前来祝贺，向皇宫深深鞠躬。这是一幅日本人民拥护日本侵略战争的绝好画照。
在二次大战末，美国有一个人的话很生动地说明了日本人民是拥护日本的侵略战争的。这个人名叫埃德温。；莱顿，是一位毕生从事日本人心理学研究的教授。当时，美国要给日本投放原子弹，但此时的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却很是疑惑，因为在他看来，投放原子弹是非常不道德的，但是，如果不投原子弹，又难于使具有浓厚武士道精神和大和民族精神的日本人投降，因而，他便去问埃德温。；莱顿教授。这位教授说：“将军阁下，在当今的日本，只有天皇有权使日本人停止战争，但即使对他来说，停战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如果他让日本所有的妇女都剪去头发，或者叫国民们倒立起来，用手走路，他们都将照办不误。甚至如果他命令所有的男人都割去睾丸，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从命。但是命令军队放下武器，却又是另一回事。”于是，尼米兹打消了犹豫，决定投原子弹。这位教授的话说明，日本天皇的权威是极大的，但即使他仍难以让日本人投降。可见日本人是拥护战争的。自然，日本人民也是拥护战争的。（后来的事证明了这位教授的话：裕仁宣布投降前，遭到激烈反对）
二战时逃到美国的德国著名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在其著作《德国人：一个双重历史的国家》中谈及二战时说：“……但是所有这些陈述，都没有涉及德国人民应当负什么罪责。”“但是在国内深入一步追究这场世界大战的罪责，就会直接指向德国人民。德国人民多年来以默许的态度对待这场罪恶，现在要想说成是无所事事的旁观者，或无辜者，这是徒劳的。”类似地，日本人民也不是“无所事事的旁观者”，或“无辜者”。日本人民不是默许地，而是积极地拥护并积极地参与了日本对中国和对世界的侵略。而中国人却硬要把日本人民说成是善良的、反对战争的，并且是无罪的，这只能欺骗那些用屁股思考问题的人。
日本侵略中国的七十余年中所犯下的罪行，磬竹难书。他们割占中国土地，勒索战争赔款，奴役中国人民，抢劫财产，烧毁房屋；*淫妇女，上至老妇，下至幼女，无一幸免；割去妇女的Ru房，用刺刀插入妇女的阴沪，挖出孕妇的胎儿；刑讯中国革命志士，枪毙无辜；对中国人进行集体活埋，或挖眼，割鼻，活体解剖……无所不用其极，给中国造成无比深重的灾难和耻辱。对此，中国人却认为只是一小撮日本的统治阶级的罪责而已。这又怎能令人信服？日本从天皇到平民，从官兵到工农，从良女到军*，从老人到小孩，从知识分子到文盲……无一不在支持着日本的侵略战争；在侵略中国的七十余年中，日本工人和农民生产出武器和粮食送给日本军队，并且其自身也成了日本官兵的主要来源，而这些官兵又是屠杀中国人民的直接执行者，日本人民的战争罪责无可推卸。
三日本不是中国的朋友
日本给中国造成了无穷的灾难和耻辱，可是中国依然把它当做朋友。在中国的电台上、报纸上、杂志上等等一切宣传工具上，以言论、小说、诗歌、散文等等各种形式宣传着“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中日两国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中日两国是自古以来就存在友好交流的”等等论调。可是，中日两国实在毫无友谊可言。中国对日本的看法应当是：日本是我们的敌人，而且是我们的头号敌人，绝不是我们的朋友。
日本在历史上得益于中国最大，可是它却忘恩负义地侵略中国，又使得中国受害于日本最大。这样，即使日本在1872年以前是中国的朋友，但在这年之后却绝不是中国的朋友。1937年到1945年之间，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造成了中国数千万人死亡，无数妇女遭到凌辱。这样，中国不但不能把日本当朋友，而且永远也不要把它当朋友，相反，要把它当敌人，且是头号敌人。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这好比你以前有个朋友，后来他背叛了你，并且杀害了你的父母，抢劫了你的家产，那么即使到死，你也不会把他当作朋友，相反，会把他当作刻骨仇恨的敌人，并且发誓要复仇。
可是中国不这么做，他依然把日本当作朋友；而且从宣传的数量之多、形式之丰富、内容之深刻及时间之久来看，日本还是中国最好的朋友。这实在令人无法理解。谁能相信，这位最好的“朋友”却是伤害中国最大最深的人。中国像个修道的和尚，完全不会记恨别人，只知无限慈悲，无限宽容地对待一切人——无论是善人还是恶人。即使谁卑鄙地骗他，割他，污辱他，他也会毫不迟疑地原谅他。中国在这点上表现得毫无骨气，而且特别昏聩。他以非为是，以恶为善，以敌为友，抹杀了是非善恶标准。这是个懦夫兼蠢夫的国家。在中国的眼里，他永远也没有敌国；凡是国家，都是他的朋友。她发明了一个绝妙的公式：国家＝朋友。1840年至1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