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浮-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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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日的给我鼓什么闲劲嘛。”
陆天翔没有接话，等着老陈说下文。
“我一进门就看见他在那儿坐着吃饭，他刚好也看见我了。我还想着跟他打招呼呢，人家却狠狠地挖了我一眼，又埋头吃他的饭。这还不说，我前脚走过去，人家跟脚就呸地吐了一口。我回头看了看，硬是忍了。你说他狗日的……”老陈说着仍很气愤。
正说着刘院长进来了，老陈就气呼呼地把这话又学了一遍。
刘院长说：“我进来还没注意。唉，也能理解。当初给人家老黄定罪确实太勉强，人为的因素太多。人家到北京出差因为时间紧才在开发商那里拿了三万块钱，回来之后在政府报销了，报销的钱就放在办公室柜子里，没有说不还嘛，怎么能算是受贿？”
老陈说：“你冤枉归冤枉，咱那时候在调查组只是个具体跑腿的，人家前面有大个子哩。而且案子不久就移交到了省里，是人家定的嘛。在我跟前发哪门子气？”
刘院长说：“当时定这案子，检察院、法院的同志也有不同看法。法院的许多同志还说到我跟前。咱那时候已经退下来了，也就是听听而已，长宁又是这样一种局势，说人家那话干啥？谁都清楚问题出在哪里，还不是因为一句莫须有的话？那时候前任书记刚走，刘崇庐刚由市长接任书记，有人给刘反映说黄在某个场合说过‘长宁把一个能行人放走了’这样的话，言下之意就是刘不行。黄后来还找刘崇庐分辩说他从来没有说过这话，你想，这样的话咋能解释清楚？后来就发展到人家给他找事。人要给人寻事了还不好办，大小当个官，谁屁股底下没有一点屎渣？贪没贪？嫖没嫖？不贪不嫖吃了喝了没有？吃喝上再找不来事的话，决策上就能每样都科学合理？刚好老黄那时候管城建，让人家就找了个那样的把柄。”
老陈说：“老刘你说这话也对着呢。长宁人谁都知道他姓黄的冤，但不是我姓陈的跟他过不去呀。咱算个啥嘛，不过是个跑腿的罢了。”
刘院长说：“从你们开始办这案子，到后来移交省里，再到检察院法院，老黄确实也把罪受了。从老黄这里攻不下来，就从开发商那里攻，非要让你说是行贿受贿不可。不过，这案子最后办下来，证据上还是立不住的，经不住时间的检验。折腾两年，给人弄个判二缓三。老黄在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着呢。”
老陈说：“人家当时办这案子的主要有功人员后来都被提拔重用了，咱又没提。他老黄冤，咱也冤着呢！”
尚局长、王总、卢局长也相继来了，老陈和刘院长就不再说那个话题。曹局长最后一个到，于是大家开席。吃完饭又到银都，昨晚弄得一片狼藉的套房已打扫一新，麻将在牌桌上摞成金字塔形，两个色子并排放在塔顶，茶几上放着几样水果。王总这里是专门有服务员收拾卫生的。
战斗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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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浮》二十三（1）
《长宁日报》在第二版头条用多半版的版面发表了萧汛的文章：《关于加快神城建设的几点思考》，文章前面一大半篇幅用来阐述市委确定的神城发展战略的正确和及时，认为这个战略指明了长宁走向振兴的必由之路。后面又一二三四五地全面论述了从哪几个方面去建设神城。文章完全是《长宁日报》式的大而无当的风格，与其说是表现了长宁人渴望发展的强烈愿望，不如说表现了作者渴望自我发展的急切心情。而且，前者不无虚妄，后者倒似乎伸手可触。陆天翔在办公室拜读萧汛的大作，虽然一目十行，然而，却似乎比作者自己更清楚她的文章的用心所在。他不禁哑然失笑。
陆天翔又翻其他几种大报。报纸上近期有一个热点，就是在讨论谁是“非典”病毒传染的罪魁祸首，倾向性的意见已经越来越集中地指向果子狸，看来动物亦不可貌相。现在兴问责制，凡事问个清楚总比糊里糊涂强。“文革”十年，经济建设滑到崩溃边缘，根本原因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他们罪责难逃。“非典”闹了半天，弄来弄去，竟是那模样并不可恶的小小果子狸在作怪，岂可轻饶！
陆天翔把报纸折起来扔到墙角的一摞旧报堆上。他顺手打开身后的电脑，有了宽带还是好，很快就上了网。世界要说是够大的，只是每个人只能待在一隅，或者热闹，或者寂寞。网上的“陕西挖坑”最近正火，这是一种三人（亦可四人）游戏，跟过去的“争上游”是一个道理，以先出完牌者为胜。不过，“挖坑”比“争上游”有了不少改进，规则上更简洁更严谨更科学，而且更富刺激。去掉两张王牌，剩下的五十二张牌大家揭牌后留下四张底牌，由各人根据手牌选择挖还是不挖，挖底牌的得分又分三档（或四档），以报档高者拿走底牌即为庄家，要对付另外的人，输赢后利益和风险相对等。这种游戏之所以在网上很快火起来，还是在于它内在的魅力。这是西部人的一个发明，它比原先的“升级”、“双扣”以及上海一带的“斗地主”要有意思得多。陆天翔输了一局牌，他的牌今天很一般，能挖的可能性不大。几局下来，他发现两个对手的水平并不怎么样，对付庄家时，不是出错牌，就是不懂得配合和铺垫，总想独自往前冲，有时甚至自相残杀，屡屡让庄家赢了本不该赢的牌。于是，他后面便大胆乱挖一气，每回自己抢着当庄家，底牌也总是不错，结果连连得胜。这样轻而易举地赢牌，也让人觉着耍得没劲儿，他就退出牌局，关了电脑。觉得柏杨先生说的中国人不善合作，窝里斗果然不谬。要说祖先发明的麻将还的确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各人打各人的，认赌服输，谁也怨不得谁。赢了算你运气好甚至可以认为自己本事大，输了也便自认倒霉好了。
陆天翔分管的宣传科的赵科长过来。赵科长四十五六岁了，头上的头发已经覆盖不住裸露的头顶，看样子是个谨小慎微的老实人。陆天翔在这里就只分管一个宣传科，他觉得就管事多少这个实质性问题来讲，自己和赵科长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称呼不同。因这称呼不同，他便比人家多拿一点职务工资，又不用几个人挤一间办公室罢了。
陆天翔给赵科长递烟，赵科长忙从沙发上欠起身说：“陆主任，不会不会。”陆天翔就又起身拿了纸杯给他泡茶。赵科长又躬起腰说：“不用不用，陆主任。”陆天翔边往纸杯里倒茶叶边说：“这是今年的新茶，喝点吧。”赵科长忙提起热水瓶说：“那好那好。陆主任，我自己来，自己来吧。”
赵科长打开他的大厚笔记本说：“陆主任，我把今年以来宣传科的工作大致归拢了一下，给你汇报汇报。”他抬头看了一眼陆天翔，又赶紧看他的本子。
“那就简单说说吧。”陆天翔说。
赵科长就低头看着本子一二三四五地说起来。
陆天翔听了一遍，好像没记住个啥，就说：“好着呢。喝水吧。”
赵科长浅浅地喝了一口水说：“下半年的工作主要是围绕市委确定的神城发展战略抓好宣传。孙主任上一次在会上强调，神城发展战略的确立，不仅为长宁找到了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也为加快长宁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契机。我们的想法是按这一思路抓好几项工作。”赵科长接着又一二三四地说了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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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浮》二十三（2）
陆天翔用手支着下巴，显得很认真地在听的样子。听完了说：“好着呢。就照年初的安排和孙主任的要求继续抓下去，有什么情况咱们再具体商量。重大事情给孙主任汇报，由他定。”说完了，又突然想到父亲过去讲过的一个笑话，“文革”期间工作队长跟群众讲话时说：“按毛主席指示办嘛，错了我负责嘛！”觉得自己这话也跟那工作队长一样，等于啥都没说。顿了一下，他又找个很亲切的角度说：“宣传工作可是个苦差事，成天要跟材料打交道的。”
赵科长说：“你一来我们都很高兴。你原来在政府一直给市长搞大材料，起点比我们高，看问题也有高度。”
陆天翔忙笑着说：“过奖了过奖了，高度谈不上。只不过写材料出身知道干这事的苦衷。”
赵科长说：“宣传科现在人手也少，总共只有三个人，一个科长，一个副科长，一个干事。”
陆天翔说：“慢慢再改善吧。我新来乍到，过去对这项工作也不熟，就靠你们了。”
赵科长说：“这几年，我们在宣传上虽然也做了不少工作，但总体上还比较平。跟兄弟地市比，有不少差距。”
陆天翔问：“具体指哪些方面？”
赵科长说：“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这几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宣传和树立了一批英雄模范人物。咱们省的一些地市也树立了自己的先进典型，有的还在全国产生了影响。孙主任多次传达市委刘书记的指示，要求我们注意挖掘长宁自己的先进典型。能有一个这样的典型，全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就会有起色，我们的宣传工作也就主动多了。不过，找个典型太难了。”
陆天翔说：“这事儿也不能急，慢慢来吧。”
谈了一阵工作，陆天翔又主动跟赵科长拉起了家常。开始的时候，赵科长仍然有些拘谨，两人聊到后来，他才慢慢放松起来。赵科长是教师出身，爱人原来在农村，家里孩子多，经济看样子也不宽余。陆天翔发现赵科长属于机关里的那种好人。越是好人，你得越是对他好才是。陆天翔又想起上次和冯明的较量，他承认自己是有些冲动，但如果那次低头了，像冯明那样的人，会不会给二两颜色接着就要开染坊呢？机关里像冯明那样欺软怕硬，“歪人的菜，好人的害”那种人多得是，陆天翔看不起那种人，他们也能叫男人吗？
陆天翔给周子展老师打电话，周老师说他下午没有多少事，陆天翔就到教育局去了。
教育局是一座单独的办公大楼。两边的自动不锈钢栅栏门中间夹了一面两三丈长的矮墙，墙面稍带斜坡，贴了红色的花岗岩，上面是毛泽东体的几个金色大字：“忠诚党的教育事业”。陆天翔知道，这座大楼是周老师当了教育局长之后建起来的。
陆天翔一去，周老师合上文件夹，关了门。陆天翔记得他每次来，周老师都是这样，要排除干扰好好谈一谈的架势。
“怎么样，习惯了吧？”周老师笑眯眯地问，一边给陆天翔泡茶。
“还可以。这单位没有多少事。”
陆天翔接过周老师泡好的茶。周老师也在沙发拐角那儿挨着陆天翔坐下，两人正好形成促膝相谈的架势。周老师说：“这样好着呢。现在这事，能干了干些，干不成了就看。看，其实也是一种大乐趣。看各色人等表演，看有的人爬高了如何像猴子一样露出红腚儿，呵呵，这是钱钟书先生说的吧？”
“不过，以前忙惯了，现在一清闲下来没个捉拿似的，还真得有个适应过程。”
“等你这样清闲一段，你会觉得忙反而不适应了。”
“那倒很可能。”
“你再反过来想想，”周老师说，“过去忙的时候干过的事情，哪些是有用的，哪些并没有用。应该说，咱们这些人现在做的许多事情并没有用。而且不光是咱们，这个社会有多少人在做无用
